第 17 节
作者:孤独半圆      更新:2022-05-10 16:16      字数:4710
  也是在期末,我们二班发生了一个所谓小凳子事件。事情本来很简单:学校给每人发了一只小凳子,班长的小凳子丢了,他就占用了别人的一只,并写上自己的名字。班上几个同学抓住这件事开始大做文章,旨在颠覆班级权力。他们干得很有步骤,第一步是分头找人谈话,争取所谓中间派。我从来不关心班里的是非,竟也被列为争取的对象。为首的一个江苏人亲自找我谈话,很有技巧地展开攻心。他开头就指出:“人家说你思想复杂,我看你是幼稚的复杂,虽然书读得多,政治上却很幼稚。”这句话说得到位,我欣然赞同。接着他问我:“你知道是谁在整郭世英?”他给我的谜底是陈老师和这些班、团干部。这就离谱了,他大约不知道,我是了解一点儿内情的。谈话最后落脚在小凳子事件,动员我站出来作斗争。可笑的是,他们还把工作做到了一班,甚至没有放过小早这样超然物外的人。造足了舆论之后,他们便逼迫陈老师召集班会,敦促系总支派人参加,对班长进行了一次又一次批判,而那位班长也就做了一次又一次检讨。不过,罢免班长的要求遭到了拒绝,夺权的目的并没有达到。我怀着厌恶的心情目睹了这一出争夺班级权力的丑剧,只感到自己身处在一群完全陌生的人之中。回想起世英,我不能不惊诧人与人之间的巨大差别。哪怕世英是在一条错误的路上追求真理,与这些人相比,也是何等光明磊落。后来我发现,在权力本位的体制下,凡人群聚集之处,都有这类争权夺利的渺小斗争,而我理所当然地做了一个永远的局外人。我喜欢那位江苏籍同学给我的评语——幼稚的复杂,愿意自己只在精神探索的领域里复杂,在社会关系的领域里不妨永远幼稚,或者说,永不世故。
  大学第一学年结束了。在这一年里,我经历的事情比过去十七年加起来还多。我脑中的印象是鲜明而纷乱的,暂时还整理不出一个头绪。对于未来,我也仍感到迷惘。但是,当我启程回上海度暑假时,我知道自己已经不是一年前走出上海的那个我了。在我的内心深处,某一口泉眼已被凿开,它的水流若隐若显,但即使在被时代的大河淹没之时,仍有着自己的存在。一个人的精神自我一旦觉醒,他就不会甘心完全随波逐流了。
  十二、典型小资
  大学第二学年是我的诗歌年,我沉湎于写诗的快乐。海涅是我的偶像,我写了许多爱情诗。我偷偷写,不让人知道。一个爱好文学的同学无意中看见了一首,我马上告诉他,这是抄的海涅的诗,他信以为真,我为此暗自得意了一阵。我在很大程度上是在模仿海涅,我熟读他的诗,心中有了他的旋律,当我的歌从心中流出时,自然而然地带着他的旋律。我没有恋爱,但每天都被恋爱的心情笼罩着;没有爱上某一个姑娘,但爱上了邂逅相遇的每一张美丽的面影。十八岁的青春具有不可思议的魔力,我的身心突然都像醉了酒一样,而且醉得恰到好处,飘飘欲仙。我独自在燕园徜徉,眼中的世界春意盎然,连空气也是绿色的。我当然知道世界如此美好的原因,强烈地感觉到异性在世界上的存在,她们的气息融入空气,把空气变成了酒。可是,与此同时,散布在空气里的那些不经意的眼波、倩笑、莺语,给我留下的又是浓郁的惆怅,我只好用诗歌抚平这甜蜜的痛楚。
  我上大学时,大学生是不准恋爱的,这是学校正式宣布的一条纪律。在校园里,决看不到学生成双成对的景象。倘若有学生发生了性关系,一旦被发现,必然的下场是开除学籍,并在全校大会上宣布,当众受到羞辱。由此类推,写爱情诗当然也会被视为情调不健康。在文革中,当我毁掉全部日记和文稿时,对诗歌下不了手,于是仔细甄别,只毁掉所谓不健康的,全部爱情诗都在其列。我曾经为这些诗自负,现在已无物证,看看留下的那些诗,总体水平一定高不到哪里去。不过,我对写诗还是有一定的心得。在留下的文字里,我找到了若干论诗的片断。例如,描述诗兴袭来的感觉:“和别人一样,我读书、聊天、沉思,散步、睡眠、参加会议……突然,有另一颗心脏跳跃在我的胸腔里。”谈论诗艺:“一个妙句可以照亮整首诗,就像一个生动的人可以照亮整个屋子。”
  虽然没有人知道我写爱情诗,但是,无论走到哪里,在周围的人眼里,我仍是一个典型的小资。有人捡到一个纸片,上面写着多愁善感的文字,同学们就一致断定是我写的,而其实不是。我养了一盆文竹,立刻有同学对我说,由它可以想见主人的性情,大约是说我的情感和文竹一样纤柔。有一天,在校园里,别的专业一个素无往来的男生朝我走来,为了告诉我一句话:“我觉得你和别人都不一样。”他从表象就看出,我游离于众人,生活在自己的世界里。到农村参加四清,工作组长是一个女教师,她给我的评语是敏感、脆弱、清高六个字。直到大学毕业后,我与郭家通信,世英的小弟建英在一封信上还径直称呼我为“周君(小资产阶级)”。
  小资在今天是一个时髦词,使人想到白领、丰厚的收入、温馨的居室装修、酒吧、咖啡屋等等,在当时完全没有这些意思,因为完全没有这些事物。在当时也有约定俗成的用法,大致而论,行为上的个人主义,自私自利,损人利己,就是资产阶级,情感上的个人主义,缠绵悱恻,顾影自怜,就是小资产阶级。或者用当时的政治话语来说,一个人如果不能和工农兵打成一片,在内心中还保留着一个私人情感的王国,他就是一个小资。我似乎很乐意对号入座,也把自己定位为小资。在这个称号下,我感到自己的内心生活未被强大的意识形态完全同化,在千人一面的世界上还拥有一个可怜复可爱的自我。
  我当然不能一味孤芳自赏。世英被带走了,那个代表资产阶级争夺我的人已经不在身边。我们年级五十个学生,绝大多数是党、团员,而到二年级时,只剩下了我一人入不了团。不久后我还知道,世英也真诚地忏悔和转变了。我不愿被时代淘汰,也渴望改变自己。不过,甚至我的自我改造也富有小资特色,我不自觉地要在消灭个性的思想运动中显示自己的个性。人们用千篇一律的时行语汇展开批评和自我批评,那些语汇完全不触及个人的真实内心活动。我偏偏不使用这种语汇,宁愿使用有个人感情色彩的语言,在话语上把自己与人们区别开来。我不喊革命口号,不上纲上线,而是尽可能说真心话,谈自己内心的矛盾、困惑和认识。哪怕是批判自己,我也愿意自己在这样做时是一个活生生的人,而不是一架按照统一指令转动的机器。毛泽东的《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是专门教育到延安的文艺人士的,我发现其中所批判的“小资产阶级的、自由主义的、个人主义的、虚无主义的、为艺术而艺术的、贵族式的、颓废的、悲观的”情绪,在我身上都具备,感到格外对症和亲切。我把这篇文章读了又读,一度称之为我的“圣经”。我真心想按照毛泽东的教导克服自己身上的这些情绪,我的思想改造基本上集中在对它们的清理、剖析和批判上。可是,在我心里同时潜伏着一种优越感:比起没有这些情绪的芸芸众生,我毕竟拥有一个丰富得多的内心世界。同为思想改造,我和他们是不一样的,我的改造虽然更艰难,但似乎更有品位。
  然而,多么有品位的改造,其结果仍是自我扭曲。现在翻阅劫后剩余的所谓健康的诗时,我不禁脸红,其中充斥着空洞的豪言壮语。在二年级学年末,马雅可夫斯基取代海涅成了我的诗歌偶像。这反映了我的感情上的变化,越来越革命化的环境在我身上产生的效果。在完全正面的意义上,海涅也是一个革命诗人,具有非凡的讽刺本领和深刻的内在批判力量,但我当时对此并不理解,反而觉得他的柔情已成为我与时代之间的障碍。我一直也喜欢马雅可夫斯基,这位诗歌界的革命领袖此时凸现出来了,十分符合我的需要,我模仿他写了大量梯形诗。在二年级和三年级暑假,我两次报名到部队参加军训,一次在十三陵,一次在河北固城,那两段时间里写得格外多。我向我的诗宣布:“我是你们的将军,我给你们找到了最好的政委,他就是革命!”我写部队生活,站岗、打靶、急行军、野营等等。我歌颂“正在逼近的战争”,当时正打越战,国内也在宣传备战,有一种似乎即将要和美帝国主义决一死战的气氛。我想象自己将战死疆场,并且告诉未来和平年代的人们:“在你们鲜花盛开的花园里,有一朵很不显眼的小花,那是一个无名小诗人的鲜血,他曾经一手写诗,一手扣扳机。”在相当一段时间里,我对战争怀着期盼的激情,仿佛战争能解决我的一切问题。对,正是我的问题,而不是世界的问题或国家的问题。这表明在我内心深处有一种绝望,看不到自己在消灭个性的思想改造运动中的出路,消灭了不甘心,不消灭又行不通,只能靠一个连肉体一起消灭的英勇壮举来打上句号了。很显然,这种病态的激情仍是小资性质的。然而,当时我陷在其中,竟还以豪情自夸,在军训归来时宣称:“我们挺胸肩枪,要用雄壮的脚步声把北大唤醒!”图道是一个有健全常识的藏族同学,他读到这句诗,不以为然地摇摇头,用一种几乎是怜悯的目光看了我一眼,以后我每想起这目光就感到惭愧。
  我不想对自己太苛刻,在那些诗里,我毕竟还找到了一些尚可称道的内容,那大抵是对周围各种现象的讽刺。我最讨厌班上几个滔滔不绝用所谓马列主义教训别人的人,明白告诉他们:“在浅薄的人手里,真理也会变得无耻。”哲学系学生普遍喜欢自称书呆子,我可是知道底细的:“我们读过几本书,与书何尝相干?我们是呆子,如此而已。”在一首诗中,我宣布我的使命是:“把辩证法的子弹装进诗的机枪,向形而上学开火。”按照当时通常的用法,形而上学指静止、僵化、孤立地看事物的思想方式,于是我可以把我所痛恨的一切具有教条特征的现象塞进这个概念,予以抨击。相反,辩证法意味着思想上的灵活性,借助于这个概念,我得以曲折地捍卫已经所剩不多的精神自由。在无产阶级的汪洋大海上,辩证法是我这个小资所能抓住的唯一的救生圈。
  十三、不得不提及一个人
  在第二学年末,我们年级又发生了一件大事,就是批判“反动学生”曹秋池。曹一直担心x案会殃及他,终未能逃脱。
  根据当时的标准和所公布的材料,曹是够得上反动的。他的父亲是历史反革命,解放初病死在监狱里(一说被镇压了),他针对这一经历写道:“巨大的历史车轮碾碎了路旁无辜的紫罗兰……我心中升起了一种事业感。”这无可辩驳地被解释为阶级仇恨。他还说过:资本主义是地狱,共产主义是天堂,而社会主义是横在其间的炼狱。这当然是对社会主义的恶毒攻击了。定性的主要根据是x,据揭露,他出席了x的成立会议,虽然表示自己不参加这个团体,但充当了军师的角色,提出不成立有形组织、不出版有形刊物、不制定成文纲领、订立保密规则等建议,均被采纳了。
  在批判会上,我和小早作为受害者发了言。小早发言时有点儿慌乱,我忘记他说的内容了,只记得他宣读了曹不久前写给他的一封威胁信,开头两句是:“希望是妓女,舆论是娼妇。”我和曹接触不多,其实算不上受害者,但我心中想着郭世英,相信郭是最大的受害者,站在这个立场上声讨了一番。人们事后评论说,我的发言有力量,但暴露了对郭仍有温情。我的确爱憎分明,对郭有多爱,对曹就有多恨。我恨的是,对于郭世英这样一个纯粹的人,曹与他来往时仍怀着强烈的功利心,开始时利用他,最后出卖他。不过,尽管如此,我现在感到遗憾的是,众口一辞声讨一个人而同时剥夺他的申辩权,这种方式根本就是丑恶的、非正义的,批判“反动学生”的斗争本身就是强化思想文化专制的一个步骤,可是,由于偏激和无知,我在客观上充当了这场斗争中的一个工具。
  曹秋池人缘不好,公平地说,原因不在他思想反动。他的才气使他十分自负,曾经说,他们班只有一个半大学生,这种话当然得罪了一大片。人们还有一点看不惯的,便是他热中于拜访教授名流。在北大,他走得最勤的是宗白华家,但听说宗并不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