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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又一年过去了。
  身为东家的女人，首先经受不住那一种爱的非凡的折磨了。
  那对一个有丈夫而又等于常年守寡的三十余岁的女人，可以想像是一种怎样的煎熬啊！倘若没有一个自己喜欢的男人还则罢了。明明有的呀，明明就同她生活在一个院子里，想要看见一抬头就能近在咫尺地看见的呀！又明明清楚他是爱她的呀！……
  人有时和自己人性作对的那一种莫名其妙的坚决，大约是连上帝也会大惑不解和吃惊不已的吧？
  有一天她对他推心置腹地说：“我非常感激你对我这东家的忠诚呀。我想我再也雇不到比你更好更值得信赖的雇工了。现在呢，我请求你一件事——我希望你到城市里去把我的丈夫找回来。你会明白这件事对我有多么重要。我除了求你，还能求谁呢？……”
  她说完，给了他一处她丈夫早年的通讯地址，和两千元钱。
  而他却只说了一个字：“行。”
  说得毫不犹豫。
  在那女人，将丈夫找回来，确乎是她多年以来的夙愿。
  但她偏偏请求于他，还有另外的原因——她想打发他走。打发他走了，她觉得自己被爱所折磨的心就会渐渐平静了。倘他竟能替她将丈夫寻找回来不是很好吗？她自信她已经懂得如何牵住她的丈夫，不使他离自己而去了。倘这个目的没达到，她对她的雇工的信赖，不也是打发他走的最温良的方式吗？这个主意是她想了几个夜晚才想出来的。她不愿伤害他。她觉得她替自己替他都考虑得够全面的了……
  至于那小伙子当时做何想法，我们就不得而知了。
  总之他第二天一早就离开了她的家……
  半年内她没有他的任何音讯。他仿佛泥牛入海，无影无踪于城市里了……
  女人的心确乎地渐渐平静了。然而这绝不等于她能够彻底地忘掉他。事实上她不能。事实上她经常想他。尤其在夜里，在女人的心最容易因孤独而苦闷的那种时候，她想他想得厉害，想得不知拿自己怎么办才好……
  那种时候她就对自己说她应该嫌恶他，理由是他辜负了她对他的信赖。她进而认为，他是为了占那两千元的便宜才毫无音讯的。
  我多傻呀，我怎么可以信赖一名外省籍的雇工呢？难道女东家是可以信赖雇工的吗？那么还有哪种人是绝不能信赖的呢？
  所幸自己和他的关系是清清白白的。
  这么一想，她就又觉得，损失两千元而从此确保了清白，是极其值得的了。
  然而半年后的某一天，他竟回到了她的家里，并带回了她的丈夫。
  那年轻人头发很长，脸上长出了胡子，衣衫不整，还蒙尘吸土的。
  他避开她的丈夫，抱歉地对她说，按照她给他的地址没找到她的丈夫。他不死心，钱花光了，一边打工一边继续找，找了几个省才终于找到她的丈夫。她的丈夫不肯跟他回来，他打了她丈夫两次，把他打怕了，他才不得不跟回来的……
  她听了，一时竟不知对他说什么好。
  他当天晚上就又离开了她的家。没告别，没留言，悄悄走的。
  然而他替她找回来的是什么样的丈夫啊！丈夫起先在城市里学会了修理摩托，之后又学会了简单的汽车检修，挣了点钱；与人合伙开了个车辆修理辅。生意渐佳，钱包鼓了，就吃喝嫖赌起来。于是又把钱挥霍光了，把生意也断送了。乞讨过，骗过，抢过，被劳教过，却恶习难改。他本是没脸回家乡面对村人面对妻子女儿的。既然回来了，就收了劣心安居乐业吧？可他已经变成另类人了，不可救药，某夜偷了家中所有现钞，又溜了……
  几天后，那做妻的女人将女儿安排在一所学校里寄读，也离开村子到城市里去了。
  她的目的极为明确——寻找男人。
  不过，不是寻找是她丈夫的那个男人。
  寻找一个四处漂泊的打工者不是一件容易之事。
  她却发誓一定要找到。
  她找到了。
  两年后。
  在他的家乡。
  他已是丈夫了。而且刚刚做了父亲。
  她撒谎说不是去找他的，而是出远门路过他的家乡，一时心血来潮，想见他一面。
  他知道她撒谎。因为他父母告诉过他，在他漂泊在外的日子，曾是他女东家的那个女人来找过他……
  但他当时已将后来是他妻子的姑娘带回了家乡……
  他留她住几天。
  她自然不会住下的。连杯茶水也没喝完就走了……
  寻找他的两年里她变老了三四岁。
  回到村里后又变老了三四岁。而且变得性情乖张，难以相处了……
  “才三十六岁，看去像四十六岁似的。而且变成个手不离烟的女人了！还经常喝酒，每喝必醉……”
  朋友这么结束了叙述。
  而我，连续几天里，每每思索不止。
  最终，我悟到了这么一点——每个人的一生，难免会犯许多种错误。而有些错误，无论对于自己的人生还是他人的人生，往往是无法纠正的。此类错误似乎具有显明的宿命的特征。因而常被索性用“注定”两个字加以解释。其实不然，正是此类似乎无法纠正的错误，最多地包含着理性的误区。
  理性强的人并不都是“好人”。
  俗言的“好人”，却通常都是自设理性樊篱较多的人。
  “好人”大抵奉行维名立品的人生原则。
  但是，当“好人”的理性和“好人”的人性相冲突时，“好人”们又是多么可能犯难以纠正的错误啊！
  普通人
  父亲去世已经一个月了。
  我仍为我的父亲戴着黑纱。
  有几次出门前，我将黑纱摘了下来。但倏忽间，内心里涌起一种悱然若失的情感。戚戚地，我便又戴上了。我不可能永不摘下。我想。这是一种纯粹的个人情感。尽管这一种个人情感在我有不可殚言的虔意。我必得从伤绪之中解脱。也是无须乎别人劝慰，我自己明白的。然而怀念是一种相会的形式。我们人人的情感都曾一度依赖于它……
  这一个月里，又有电影或电视剧制片人员到我家来请父亲去当群众演员。他们走后，我就独自静坐，回想起父亲当群众演员的一些微事……
  一九八四年至一九八六年，父亲栖居北京的两年，曾在五六部电影和电视剧中当过群众演员。在北影院内，甚至范围缩小到我当年居住的十九号楼内，这是司空见惯的事。
  父亲被选去当群众演员，毫无疑问的最初是由于他那十分惹人注目的胡子。父亲的胡子留得很长。长及上衣第二颗纽扣。总体银白，须梢金黄。谁见了谁都对我说：“梁晓声，你老父亲的一把大胡子真帅！”
  父亲生前极爱惜他的胡子，兜里常揣着一柄木质小梳。闲来无事，就梳理。
  记得有一次，我的儿子梁爽天真发问：“爷爷，你睡觉的时候，胡子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呀？”
  父亲一时答不上来。
  那天晚上，父亲竟至于因为他的胡子而几乎彻夜失眠。竟至于捅醒我的母亲，问自己一向睡觉的时候，胡子究竟是在被窝里还是在被窝外。无论他将胡子放在被窝里还是放在被窝外，总觉得不那么对劲……
  父亲第一次当群众演员，在《泥人常传奇》剧组。导演是李文化。副导演先找了父亲。父亲说得征求我的意见。父亲大概将当群众演员这回事看得太重，以为便等于投身了艺术。所以希望我替他做主，判断他到底能不能胜任。父亲从来不做自己胜任不了之事。他一生不喜欢那种滥竽充数的人。
  我替父亲拒绝了。那时群众演员的酬金才两元。我之所以拒绝不是因为酬金低。而是因为我不愿我的老父亲在摄影机前被人呼来挥去的。
  李文化亲自来找我——说他这部影片的群众演员中，少了一位长胡子老头儿。
  “放心，我吩咐对老人家要格外尊重，要像尊重老演员们一样还不行吗？”——他这么保证。
  无奈，我只好违心同意。
  从此，父亲便开始了他的“演员生涯”——更准确地说，是“群众演员”生涯——在他七十四岁的时候……
  父亲演的尽是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角色”。说那也算“角色”，是太夸大其词了。不同的服装，使我的老父亲在镜头前成为老绅士、老乞丐、摆烟摊的或挑菜行卖的……
  不久，便常有人对我说：“哎呀晓声，你父亲真好。演戏认真极了！”
  父亲做什么事都认真极了。
  但那也算“演戏”吗？
  我每每的一笑置之。然而听到别人夸奖自己的父亲，内心里总是高兴的。
  一次，我从办公室回家，经过北影一条街——就是那条旧北京假景街，见父亲端端地坐在台阶上。而导演们在摄影机前指手画脚地议论什么，不像再有群众场面要拍的样子。
  时已中午。我走到父亲跟前，说：“爸爸，你还坐在这儿干什么呀？回家吃饭！”
  父亲说：“不行，我不能离开。”
  我问：“为什么？”
  父亲回答：“我们导演说了——别的群众演员没事儿了，可以打发走了。但这位老人不能走，我还用得着他！”
  父亲的语调中，很有一种自豪感似的。
  父亲坐得很特别。那是一种正襟危坐。他身上的演员服，是一件褐色绸质长袍。他将长袍的后摆掀起来搭在背上，而将长袍的前摆，卷起来放在膝上。他不倚墙，也不靠什么。就那样子端端地坐着，也不知已经坐了多久。分明的，他唯恐使那长袍沾了灰土或弄褶了……
  父亲不肯离开，我只好去问导演。
  导演却已经把我的老父亲忘在脑后了，一个劲儿地向我道歉……
  中国之电影电视剧，群众演员的问题，对任何一位导演，都是很沮丧的事。往往的，需要十个群众演员，预先得组织十五六个，真开拍了，剩下一半就算不错。有些群众演员，钱一到手，人也便脚底板抹油——溜了。群众演员，在这一点上，倒可谓相当出色地演着我们现实中的些个“群众”，些个中国人。
  难得有父亲这样的群众演员。
  我细思忖，都愿请我的老父亲当群众演员，当然并不完全因为他的胡子……
  那两年内，父亲睡在我的办公室。有时我因写作到深夜，常和父亲一块儿睡在办公室。
  有一天夜里，下起了大雨。我被雷声惊醒，翻了个身。黑暗中，恍恍地，发现父亲披着衣服坐在折叠床上吸烟。
  我好生奇怪，不安地询问：“爸，你怎了？为什么夜里不睡吸烟？爸你是不是有什么心事啊？”
  黑暗之中，但闻父亲叹了口气。许久，才听他说：“唉，我为我们导演发愁哇！他就怕这几天下雨……”
  父亲不论在哪一个剧组当群众演员，都一概地称导演为“我们导演”。从这种称谓中我听得出来，他是把他自己——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与一位导演之间联得太紧密了。或者反过来说，他是太把一位导演，与一个迎着镜头走过来或背着镜头走过去的群众演员联得太紧密了。
  而我认为这是荒唐的。
  而我认为这实实在在是很犯不上的。
  我嘟哝地说：“爸，你替他操这份心干吗？下雨不下雨的，与你有什么关系？睡吧睡吧！”
  “有你这么说话的吗？”父亲教训我道，“全厂两千来人，等着这一部电影早拍完，早通过，才好发工资，发奖金！你不明白？你一点儿不关心？”
  我佯装没听到，不吭声。
  父亲刚来时，对于北影的事，常以“你们厂”如何如何而发议论，而发感慨。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他不说“你们厂”了，只说“厂里”了。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一员。甚至倒好像，他就是北影的厂长……
  天亮后，我起来，见父亲站在窗前发怔。
  我也不说什么。怕一说，使他觉得听了逆耳，惹他不高兴。
  后来父亲东找西找的。我问找什么。他说找雨具。他说要亲自到拍摄现场去，看看今天究竟是能拍还是不能拍。
  他自言自语：“雨小多了嘛！万一能拍呢？万一能拍，我们导演找不到我，我们导演岂不是要发急吗？……”
  听他那口气，仿佛他是主角。
  我说：“爸，我替你打个电话，向你们剧组问问不就行了吗？”
  父亲不语，算是默许了。
  于是我就到走廊去打电话。其实是为我自己的事打电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