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亨利，起来！”海伦吼道，然后推推她丈夫的肩膀，那一位迷迷糊糊地张开一只眼睛，两只脚下了地，慢吞吞地走到床边去了。
  亨利离开后，海伦就跟我说了，“好了，兴许，我要讲点好消息给你听听。”她笑了。
  “什么样的好消息？”
  她又笑了笑，啜了一口茶，从袖管里抽出一块手帕，擦了擦鼻子。然后又啜了一口茶，又笑了一下。她干吗把事情弄得像佛教仪式一样？
  “现在你可没地方好躲了。”她终于开口了。
  “我没躲呀。我就在这儿。”
  “不，不，你一直在躲避你的生活。现在你可以出来了。”她跳起来，找她的皮夹子，一个大包，然后把手伸进去，在里面乱翻。看得出来，她在找一样东西，急得要命。她摸出一只橘子，放在桌子上，然后又摸出两袋飞机上吃剩的花生、饭店里的牙签、她为防盗而准备的另一只小钱包。她把包翻过来，把里面七零八碎的东西都倒了出来，就像过去我们为战乱而逃难似的：两截短蜡烛、她的用塑料夹子夹起来的美国身份证、她四十年前用过的中国护照、一小块旅馆香皂、一小块抹布、一双长袜，还有一条尼龙短裤，连牌子都还是新的呢。然后她又翻出更多的东西：她的养胃冲剂、她的咳嗽药、她的虎骨酒，还有她的观音菩萨，万一其他东西都不灵的时候，可以派上用场。
  “到哪儿去了呢？”她说道，一遍又一遍地翻那些东西。最后终于从她翻了好久的皮夹底部抽出一只口袋。这是一封信，乍一看，像一张纸，但叠起来就成了一只信封，有印好的邮票，一切都已经在上面。她把信举在手中，挥舞着。
  “在这儿呢，”她脸上显出得意的样子，“这个男人！”
  我简直给她吓坏了。最近，她的行为有点像老年痴呆症患者，老是忘这忘那的，神志不大清爽。也许是因为两个月前她在扶梯上摔了一跤引起的，打那以后她就以为自己快要死了。
  “你怎么能把一个人装进信封里头？”我小心翼翼地问她。
  “什么？”
  “你不是说你把一个人装进信封里了。”
  “噢！我不是这个意思。我是说我的好消息就在这里面：那个人死了。王贝蒂从香港写了这封信，告诉我前不久她去了一趟上海。你还记得她吧，‘漂亮贝蒂’，我们在战时都这样叫她的，可兴许她现在已经没那么漂亮了。”海伦笑起来了，“你还记得我给她的那台缝纫机吗？。她后来自己当老板，现在在科伦开了一家成衣店。”
  海伦说着说着就扯开去了，就像一头牛，哪儿有草，就往哪儿跑。
  “她开的是一家珠宝店，”我提醒她，“开在科伦的大使饭店的拱廊下。”
  海伦摇摇头。“是成衣店，”她说，“各色各样的女装一律打折。”我不跟她争，也没告诉她，她老是记错事，老是把过去的事朝对自己有利的方面想：她忘了，漂亮贝蒂的缝纫机是我给的。
  “什么人死了？”我终于问，指指她手中的信。
  “噢，对了，是这个人。”于是她叹了口气，好像是我把她激起来似的。“那个人，那个人，你认识的那个。你怎么还猜不着？”然后她弯下身子，附在我耳边说，“那个坏男人。”
  我的呼吸几乎停止了。我仿佛看到他了，那个坏男人，文福，我的第一个丈夫，我曾要海伦决不要提起那个人：“永远不要提起他的名字，永远不要告诉任何人。”
  我仿佛看到他的浓密的头发，他的狡猾的眉毛，他的光滑的撒谎的脸，他的精明的嘴巴。我已经有四十多年没见到他了。此刻，海伦一提起他的名字，我就感到我的脖子上有他的气息，我记起了他大笑的样子，记起他说过的话，他总有一天会找到我，把我拉回去，没有二话。
  “别怕呀。真的，他已经死了。”海伦说，“你自己读吧。”
  我从她手里接过信，读了起来。我发现，四十年后，文福仍然在笑我，因为信中并没有说他已经死了二十年、三十年、四十年，他是上个月圣诞节那天才死的。
  我啪地拍了一下信。“你想得到吗？”我跟海伦说，“他死到临头，还想办法使我永远痛苦！竟然死在圣诞节！”
  “他哪一天死有什么关系？”海伦说。她正用牙签剔她的牙齿，她那翘起嘴角的样子看起来像在笑。“他死了，再也不会来找你麻烦了，这才是重要的。”
  “可他已经找到我了！”我喊道，“已经在我心里了。现在每当圣诞节我就会想起他来。我怎么能唱‘平安夜’、‘欢乐降临世界’？到那一天我只会大喊大叫，我高兴他死了！死得不是时候，死了还想害人。”
  “那么你该打扫一下房子，把他从你心里扫出去。”她说着，挥了一下手，好像这事挺容易似的。
  我明白她说的是中国新年快到的时候的情景，有句老话叫做，洒扫庭院，除旧迎新。
  海伦知道打扫什么吗？只要看看她的厨房地板，你就看到──一团团垃圾大得像一只只老鼠，黑色的油烟污垢到处都是，已经黑得发亮，足足有二十年没打扫了。要命的是她还以为我没看见。
  “我是这么想的，”海伦说，“我们应该把我们这辈子的谎言全扫出去，把真相告诉大家，我们到底是怎么认识的。”
  “你在说什么？”
  “我干吗非得带着所有这些谎言进坟墓？什么我是你的嫂子啦，嫁给你的异母兄弟啦，这个人我连见也没见过。我的出生日期也是错的。你使我小了一岁。现在我快要死了，我的寿就减了一岁。”
  “你在胡说些什么呀？”
  “我说，既然文福死了，我想现在把一切都纠正过来还来得及。
  不再有隐私，不要再撒谎了。”
  我一阵反胃的感觉。她干吗这么说？她想公开一切！──我的过去、我和文福的婚姻，等等，我好不容易才忘记的一切。
  “你想怎么办？”我责备她，“你想把我的隐私说出去，就这些？我们说好的──永远不说出去。”
  “那已经是很久以前的事了，”海伦争辩说，“当然，那个时候我们什么也不能说，你很怕，你以为文福会来找你，我们俩都需要想方设法进这个国家，所以那时这么做是有道理的。但是现在──”
  “这是一个秘密。”
  “现在还有什么关系？文福死了，”海伦说，“他不会来找你了，我们不会被驱逐出境了。现在说出真情，不要带那么多谎言到那个世界去，比什么都重要。要不，我怎么还有脸在天堂里同我的第一个丈夫见面，那么多年来我一直在说我嫁给了你哥哥？我的墓碑上怎么能写我生于1919年？大家都会在我死后嘲笑我，说我老得连自己究竟有多老都搞不清楚了。”
  “那么你就跟大家讲你自己的事，不要把我也扯进去。”我说。
  海伦皱起了眉头，“那怎么行？那样的话，我又得编一连串谎话，我们是怎么碰上的啦，我是怎么认识你的啦、你这是在叫我跟魔鬼说话。你要是不讲，我讲──必须在阴历年之前讲掉。”
  “你这是在叫我再遭一次殃。要是你跟你的孩子讲了，我的孩子也会知道的。”
  “那么你就应该亲自告诉她们，”海伦说，“她们现在已经大了，不是小孩子了，她们会理解的。说不定得知她们母亲的背景，她们还高兴呢。讲讲以前在中国受的苦，不是什么丢人现眼的事，还时髦着哩。”
  “你根本就不懂什么叫丢人现眼！”我说。
  我们就这样你来我往地争论著。但后来，我感到无聊了。就像她的胖胖鱼和长途电话费问题，海伦总以为她是对的。我怎么能和一个神志不清的人争论呢？我自己都要疯了。
  当她再一次来给我续水的时候，我告诉她，时候不早了，我收拾起那天下午我在幸运超市买的一些杂物，然后穿上外套。
  “等一下，”海伦说，“亨利开车送你回去，这样安全些。”
  每次我到她家，她都这么说，每次她这么说，我都信以为真。三十年前，我和吉米刚从唐人街搬出来，在格利莱和安扎之间的第八大街买了房子，海伦跟我说了整整两年，“那个地方不太安全，那个地方──啊──我们不能搬到那儿去。”吉米去世后──不知为什么──她和亨利在与我们相隔一个街区的第九大街，门牌号更高的一条街，买了一幢更大的房子。“现在我们可以照顾你了，”她说，“这样更安全些。”但我知道她不过是拿我做借口罢了。
  昨晚我又说了我常说的那句话，“不麻烦了，我自己可以走回去，也是很好的锻炼。”
  “太危险了呀。”她坚持着。可我知道，她说话并不算数。她说话声音很轻，唯恐吵醒她的丈夫。“你应该多加小心哪。”她说。
  “哇，你以为有人会为了我的几个橘子，为了一罐笋来抢我吗？”
  她从我手上抢过我的包。“那么我来帮你拎这个吧，”她说，“你拎着太沉了呀。”
  我抢过我的包，“别跟我说客套话了。”
  “你老了，自己拿不动了。”她说着，又要来帮我拎包。
  “你忘了，你也老了，还比我大一岁呢。”
  最后她只好让我自己拎着包走了。
  为了忘掉一切，那天整个晚上我都在打扫房间。我抖搂窗帘，拍打沙发，掸掉桌子上和通向楼梯的扶栏上的灰尘；我擦干净电视机和挂在电视机上方的遗像，我望着玻璃镜框里吉米的照片：他总是那么年轻。
  我走进自己的卧室，换了床单，就在这张床上我和吉米同枕共眠过，他身体睡过的凹陷还留在上面。
  我进了塞缪尔的房间，掸去他自己亲手做的塑料飞机、日式和美式轰炸机上的灰尘，还有他写字台上放着的小人兵上的灰尘。我打开他的梳妆桌，发现里面有一本《花花公子》。唉！这就像在我脸上打了个耳光。我叫塞缪尔扔掉这本1964年的杂志，吉米就是在这一年去世的，打那以后，再也没人听我的话。
  我进了阿珍的房间，我们在这儿有过多少次争吵和伤害啊。我给她买的巴比娃娃还在，可肯已经不知去向了。我不让她用这种香水，因为这会使她闻起来像个下等人。带圆镜子和银把手的流线型梳妆台，我是多么喜欢它，但我还是给女儿了，她看到它的时候，还说她讨厌它！“你有意把它挑出来来折磨我。”她吼道。
  我一面想着这些，一面掸着她桌子上的灰尘。这时我忽然发现梳妆台顶上刻着几个小字：“我爱RD。”
  谁是RD？谁使我女儿爱得这么深，连她最讨厌的家具都弄坏了。
  他是个美国人还是中国人？于是我生气了：瞧她把我的家具搞成个什么样子！
  当然，我安静下来后就想到了，这些字阿珍不是最近刚刻上去的，兴许是二十五年前的事了，因为阿珍现在已经四十岁了，她不会再坠入RD的情网。她已经嫁给菲力·勃兰特，他虽然不是中国人，却是一个很不错的男人，一个医生，尽管不是最好的。
  当阿珍第一次把他介绍给我的时候，我尽量对他亲切些：“噢，是医生啊，我会让我所有的朋友都去你那儿看病的。”然后他告诉我他是一个什么样的医生，一个病理学专家！──一个只会在病人死后研究病因的人，一个事后诸葛亮，我怎么能把我的朋友交到这种医生手中？
  但阿珍的工作很不错，她是一个对弱智儿童进行口语治疗的专家。虽然她告诉我，决不能这么说。几年前，她说过，“我们不再叫他们弱智或低能儿了，我们管他们叫‘有残疾的儿童’。以儿童为主，残疾为辅。我也不光是搞口语治疗，实际上应叫我口语和语言治疗门诊医生。我只和那些有轻度或严重的交际困难的儿童打交道，你决不要再管他们叫弱智了。”
  我叫她再重复一遍，她就把她说过的写在纸上：“为带有轻度或严重交际困难的儿童进行口语和语言治疗的门诊医生。”我把这句话不知练了多少遍，我的皮夹子里还放着那张纸。但我还是说不全，所以，说不定现在阿珍会以为我也变弱智了呢。
  当然，阿珍的两个女儿说英语是不成问题的。大的那个才两岁的时候，就会扑到我怀里，大嚷嚷，“外一婆！外一婆！外一婆在这儿！”真聪明呀，我心想，她会用上海话喊她的外婆。然后我的外孙女又用英语问：“这次给我带什么礼物来？什么样的？有多少？它们在哪儿？”
  “真不敢相信呀！”阿珍说，“她已经会说完整的句子了，大多数跟她同龄的孩子还只会说两个词组，她真聪明。”
  我说，“这种聪明有什么好？你应该教她懂规矩，不要问这么多，就像我以前教你一样。”
  我女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