向她承认：也许这是我的错，这么个小错误，对一个说不，对另一个说行，就像选择水盆里的鱼，没尝过以前，你怎么知道哪条是好的，哪条是坏的呢？
  即使我告诉她，她也不会明白。我们的想法太不一样了，她的脑袋还停留在中国，就拿这件事来说，当她买下这条鱼做晚餐的时候，我对她说，“嗨，你知道搁了三天的鱼会怎样吗？”
  她想也不想地说，“它们会游回大海。”
  差不多有四十年了，我跟大家说，海伦是我的嫂子，可她不是。
  我还告诉大家，她是我的死于战乱的哥哥匡的妻子。这不是实话。
  但我这么说不是想骗大家，事实太复杂，讲不清。即使我把一切解释清楚，也没人会理解。
  我说到的这个死于战乱的哥哥，其实是我的异母兄弟──没有血缘关系，只有姻亲关系。他是我父亲的第二个太太生的儿子，在我母亲嫁过去以前她就已经去世了，所以我们和这一房从不来往。
  而这位异母兄弟也不是死于战乱，而是在战前就死了，他因为把三匹布卖给共产党而在长沙被砍了头。这是阴历4638年发生的事，正好是马年。那一年的人个个活蹦乱跳、横冲直撞的。西历是哪一年我搞不清，也许是1929，也许是1930或1931年吧，反正，是在我碰到海伦之前。
  但是我说了这些，我还得解释，我的这位异母兄弟并不真的是一个共产党。实际上，他声辩说──开头是愤怒地跺脚，最后是跪下来绝望地号哭，他压根儿就不知道头天晚上的客户是共产党，他还夸口说他狠狠敲了他们一笔，用高得可笑的价格，把质量很次的布卖给了他们。尽管如此，国民党还是把他杀了，为的是杀一儆百。
  可我干吗要把这些事都抖搂出来？──说我家族中有个人欺骗他的客户。不，我是说，那个年头很多人因莫须有的罪名而被杀了。人人都知道危险就在眼前，而我这位异母兄弟实在是太傻太贪了。
  就连他的原配太太也明白这一点。开头，她还不想到长沙去。但要是有人问我她现在在哪儿，我也答不上来。她丈夫死后，她给我们写过信，把情况都告诉了我们。但打那以后，就再也没有她的消息，因为她住的那个地方发了一场洪水，顺流漂来很多已经肿胀的尸体，住在河边的人们为了避开那股恶臭，纷纷逃离小岛。所以说不定这位嫂子也淹死了，顺流而下，漂进了大海；说不定她改了名，说不定她连性格都变了，成了一个共产党，现在中国的某个地方，用的是另外的名字。
  我说到这儿，大家可能会以为我的异母兄弟的故事到此为止了。
  我不得不撒谎表示同意：他死了，他的原配太太也失踪了。这故事没什么好说的了，没有令人惊喜的大团圆结局。好多年来，他的结局的确就是如此。
  啊，有一段时间，我们家族中老讲这么一个故事，说一头公牛冲着一轮新月吼叫，以为它的角挂到了天上。大家都知道说的是谁：一个傻瓜想尽办法爬到了天上，以为能把星星摘到手，结果掉下来，把命也给丢了。我们没提匡的名字，认识与马克思主义沾边的人都是很危险的，尽管匡已经死了，他也不是一个真正的共产党。
  但后来我的异母兄弟又以很多身份复活了。日本人在1937年占领上海的时候，我阿叔假装欢迎他们到自己的衣料店里，“我的亲侄子是在日本留学的，现住在长沙，他还娶了一位日本姑娘呢。”
  后来，当日本在1945年投降，国民党回来接收的时候，我的异母兄弟又以另一种身份复活了。我阿叔说：“我那可怜的侄儿匡，是国民党的一个英雄。死在长沙。”
  当共产党在1949年接管的时候，第一个故事又回来了，只不过那时阿叔已经过世了，所以就由我那老阿婶来说我的异母兄弟是共产党里的一个大英雄了，“他把好衣服送给搞地下工作的学生──当然，一分钱都不收，还搭上了自己的命。”
  当我来到这个新国家的时候，我还以为我终于能够忘掉这个不知死了多少次，又活了多少次的异母兄弟了。要一遍一遍解释清楚实在是太难了：谁是谁的什么人；哪个异母兄弟是哪一房生的；这件事发生的年代是按阳历算的，还是按阴历算的；那个嫂子后来怎样了；我们干吗老是要改变对日本人、国民党和共产党的看法。
  我怎么向移民局的官员讲清楚这么一段往事，他们理解不了！他们只知道一种政府。他们老是向我提出各种各样令人难堪的问题：“为什么你在这份材料上说1918年出生，又说1919年出生？”“为什么你没有结婚证明，也没有离婚证明？”“你在中国或别的什么国家得过寄生虫病吗？”
  当我来到这个国家的时候，我对自己说，我可以用一种新的方式来思考。现在我可以忘掉我的悲剧，把我的所有秘密抛到一扇永远不会开启的门背后，永远不会被美国人看到。我以为我的过去已经永远封闭了。
  我想，在这里没有人能找到我。我可以把我的错误、我的悔恨、我所有的痛苦全隐藏起来，我可以改变我的命运。
  啊，我不是唯一能够抛开所有的往事Q适应新环境的人。到我们教堂里来的人，我的那个长着一脸雀斑的同学，林和他的太太，甚至还包括海伦──他们全都抛了一些东西在脑后：未清的旧债、糟糕的开端、年迈的母亲、生病的父亲、头房太太和众多的孩子、迷信和中国阴历的命运。
  我甚至害怕我过去的生活会把我抓住。但是后来中国灭了灯，关了门，告诉大家说要安静。那儿所有的人都变得像鬼似的，我们看不见他们，也听不见他们。于是我以为这下子我真的能忘记一切了，没有人能够出来唤起我的回忆。
  可就在这时，海伦想从台湾过来。我只能让她来。她告诉我，好多年前我还欠着一笔账，现在我得还她。所以，我就在1953年告诉美国移民局的官员，海伦是我的姐姐，是我父亲五个太太中的一个生的。她新来乍到，我不能同我们教堂里的朋友说我父亲有五个太太，我自己是牧师的妻子，我怎么能够说这话？
  所以我只能说海伦是我多年前的嫂子，曾经嫁给我的哥哥，一个国民党的大英雄，死于战乱。太糟了。
  我不能说出真情，海伦为什么要来这儿，我为什么不得不资助她，这样反而会越说越复杂。
  我已经把海伦嫁给我哥哥的故事讲了好多遍，讲到现在连海伦自己都信了。她告诉那些问她往事的人说：“噢，我有过一个很隆重的西式婚礼，雯妮是我的伴娘。太可惜了呀，我丈夫那么年轻就过世了。”她说这些话的口气好像她老早就取得了美国公民资格，没人能把她遣送回去。
  海伦把我的故事也讲了好多遍，讲得有时连我自己也信了。什么吉米是我第一也是唯一的丈夫呀；什么是她在上海介绍我俩认识的呀；什么她是我的证婚人呀，我们举行过一个很隆重的中式婚礼呀。
  现在要是我说海伦不是我的嫂子，没人会相信。她和我没有血缘关系，连姻亲关系也没有。她不是我选中的朋友。有时，我连她在身边也感到不舒服。我不同意她的观点，我不喜欢她的性格。但是说不定我们比姐妹还亲，我们被一笔共同的债务所牵连，被共同的命运联系在一起。我为她保守秘密，她为我保守秘密，我们有一种用这个国家的语言说不清道不明的忠诚。
  所以，那天吃完有鱼的晚餐后，当海伦在她的厨房里告诉我，她决定公开我的所有秘密时，你可以想象出我该有多么愤怒。
  第四章　　漫长的距离
  以下就是她告诉我的。
  那天吃完有鱼的晚餐后，亨利进房间看了会电视，就倒在沙发上睡了。海伦还在厨房里忙着，烧泡茶用的开水。我坐在客厅里，其实不能算客厅，只是厨房的一部分，用薄薄的塑料屏风隔了一下。但是因为海伦看不见我，她就大声喊叫着，好像打长途电话似的，吹她的宝宝三星期前结婚的事。
  她说的就是宝宝长，宝宝短，就像电视节目里吹赢这个，赢那个一样，每星期都是老一套。
  她儿子都三十一了，她还是叫他宝宝。但兴许海伦没叫错，她的宝宝还真是个宝宝，被宠得连等公共汽车都不耐烦。一次，他的车子坏了，他就打电话给我，口气可亲热可有礼貌来：“啊，姨，好久不见了。啊，姨，身体还好吗？好，好。啊，姨，能不能借您的车子用一下，我要去参加一个重要的求职面试。”
  三天后，他把车子还来了，里里外外全刻上了他的印记──保险杠被撞得一塌胡涂，可乐罐扔得满地都是，汽油也全用光了。可就是工作没找到。
  因此，海伦赞扬宝宝的话我一句也没听进去，我正在想我怎么会为车的事生这么大的气。因为我从不抱怨，回忆使我又一次怒气冲冲。我在想，我的儿子是不会这样的，塞缪尔不会说客套话，作为借东西的借口，他也不需要借海伦的车去参加什么求职面试。他已经有一份工作，在新泽西，是一个高级福利管理员，分析病假、病假补助，谁是真的生病，谁只是胡搅蛮缠。
  海伦端着茶进来了，口中还是大声讲着，好像我在远处似的。此刻她正在讲玛丽，“我有没有跟你说起过？玛丽几天前给我来了个电话，告诉我她和杜准备去夏威夷度假──又要去！连这回已经是第四次了。我说，‘你已经去过了嘛。没必要再去了。’可她说，‘没有人是因为需要去才去夏威夷的，就是因为没必要去才要去。’”
  海伦把茶递给我。“我跟我女儿说，‘这是什么话？我不需要去夏威夷，我就不去。我想去中国，我也去不了。’”海伦自己先笑了起来。“瞧瞧我的女儿！”她又说。“噢，我有没有跟你讲过？昨晚半夜里，已经过了十点，她又给我打了个电话。”海伦挥挥手，做出讨厌的样子。“把我吓个半死！我问她，咄什么事了？有谁病了？出车祸了？杜丢工作了？’她说，‘没，没，没。我只是想打个电话。
  ”海伦笑着说，“你是怎么想的？她干吗要打电话？说说看。”
  “她是个好女儿。”我说。
  海伦摇摇头，“这一次她说她打电话不为什么。不为什么！这根本不是打电话的理由。”
  海伦给我续了水，“当然呷，这不是她的主意，不完全是。她看了一个电话公司做的电视广告，一个女儿给她母亲打电话，不为什么。我就对我女儿说，‘你那么老远地打电话来，不为什么？那么，别说多了，太花钱了呀。’她说，‘没事。八点以后，打折的。’”
  “于是我跟她说，‘别犯傻了。电视上说的全是假的。你要是说快些，电话费还便宜些。谁知道他们的用意。’”
  “她说，‘啊，妈咪，电话费算不了什么。’”
  “我说，‘哇！算不了什么？怎么能说算不了什么呢？你想白白扔掉十美元吗？要这样，别把钱送给电话公司，送给我好了。’”
  我想象得出海伦和她女儿争论的情景，她们浪费了钱来争论不要浪费钱的问题。海伦真是蠢透了。
  海伦叹了一口气。“结果我总算说服她把电话挂上了。”她看看我，开心地笑了起来，然后开始用中文跟我说，“瞧，她还是听我的，她知道她母亲还是对的。”她很响地啜了一口茶，“那么，这星期珍珠给你打过电话了吗？她也费了不少钱打长途吧？”
  我知道，海伦问我这个，实际上并不指望听到我的回答，因为她知道我女儿和我是经常不讲话的，珍珠不会无缘无故给我打电话。当然，她会打电话跟我说，苔莎和克利奥在我这儿放一会。她也会打电话跟我说，你能在感恩节带点塞火鸡肚里的中国填料来吗？她也打电话来通知我一些事。就拿上星期来说吧，她打电话告诉我说，她和她一家不能在我家过夜。实际上，电话不是她打的，是她丈夫打的，可我知道是她叫他打的，而她自己在同线电话里偷听呢。
  “珍珠住得不算远。”我提醒海伦。
  “圣何塞还是远的。”她争辩说，“有五十公里呢，区号也不一样。”
  “可她到我这儿的距离不是很远。”我说。
  海伦还不罢休，“够远的了！你每分钟还得付附加费。你还是不能说得太多。”
  “兴许我们俩都不该说那么多，”我说，“亨利已经睡了。”我指指她的疲倦的丈夫，他躺在沙发上，嘴巴张得大大的，“我还是回家吧。”
  “亨利，起来！”海伦吼道，然后推推她丈夫的肩膀，那一位迷迷糊糊地张开一只眼睛，两只脚下了地，慢吞吞地走到床边去了。
  亨利离开后，海伦就跟我说了，“好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