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说，“这种聪明有什么好？你应该教她懂规矩，不要问这么多，就像我以前教你一样。”
  我女儿朝我扮个鬼脸，笑笑说，“噢，妈。”她就这么说了句“噢，妈”，不再跟我争了。
  我一面打扫她的房间，一面想着这事。她就是这么对待我，我也这么对待她，总是注意彬彬有礼，尽量做到井水不犯河水，就像两个陌生人似的。
  这时我的手碰到了她床底下的什么东西，这些外孙女哪，总是把这儿搞得脏兮兮的。我把它拉了出来，原来是一只粉红色的塑料盒，上了锁，没有钥匙打不开。上面还写了“我的秘密宝库”。
  噢，我想起来了，这盒子是阿珍十岁时，我送给她的生日礼物，当时，她还打开来，往里瞧了瞧。
  “是空的。”她说着，抬头看看我，好像我应该换个东西给她似的。
  “当然，现在是空的，以后你可以放东西进去。”我告诉她。也许她觉得这盒子式样已经过时了，就像那张梳妆台一样，但对我来说，已经够时髦的了，我还以为她会喜欢得不得了呢。
  “什么样的东西呢？”她问。
  “你自己喜欢的小宝贝，小秘密呀，零零碎碎的美国货呀。”
  她没说什么，只是盯住盒盖看了一会。盒盖上画了一个梳了一根黄色马尾辫的小姑娘，人躺在床上，脚搁在墙上，正在打电话。为了电话打得太久的问题，我和女儿也争论过好多次。
  但是我发现，马尾巴那个地方本来是黄色的，现在却发黑了，本来只装了她的失望的空盒子，现在却变得那么重，里面装满了东西。
  啊，我兴奋起来了！设法打开我女儿小时候心灵的宝库，探知对我隐藏了那么多年的一切事情。
  我朝另外几只抽屉看看，想找到那把开锁的钥匙。我又朝床底下瞧瞧，只找到了那双每只大脚趾头上都有个洞的中式旧拖鞋。
  我决定到楼下去找一把刀，把盒子撬开来。但我还没迈出一步，我的心就先嘀咕开了，里面会是什么东西呢？什么样的伤害和失望？
  如果我撬开了盒子，看到了一位陌生人，那又怎么样？如果盒子里的这个女儿和我想象中我生养的那个一点都不像，那又怎么样？
  我努力想作出决定，到底怎么办？撬，还是不撬？把盒子放回去，还是以后再撬？我一面向自己提这些问题，一面用手抚平我的头发，我的手碰到了发夹，我一下子有办法了。我取下发夹，把它伸进锁孔。
  我打开盒子，发现里面有两支唇膏，一支红的，一支白的，一些首饰，一条带十字架的银项链，一只一面嵌着假红宝石、另一面有泡泡树脂的戒指。在一大堆乱七八糟的东西下，还有些吓人的东西──假发，我曾警告过她不要用，化妆用的蓝眼影，我也警告过她不要用的。在这些傻东西下面，有一张“萨迪·汉肯斯舞会”的通知，还有几封她的朋友简妮芬给她的信。我记得这位姑娘，她母亲老是把她打扮成假小子。
  阿珍曾经和我吵过，“干吗我就不能带一个男孩子去参加萨迪·汉肯斯？简妮芬要去，她母亲就让她去。”
  “你想学那个神经兮兮的姑娘的样？你想听她母亲的？那个母亲连自己的女儿都管不牢！”
  所有这些往事又浮现在我眼前。我抽出一封简妮芬给她的信，都说些什么呀？“嗨，叮咚，他想你都想疯了，骗他一下吧。祝你成功。”
  我说得没错，这姑娘是有点神经兮兮的。
  ，我又发现了另外的东西，我的气喘不过来了。这是一张小小的卡片，一面印有耶稣像，另一面写着：“美好的记忆，詹姆斯·Y·路易斯。”还有一些字，他的出生日期，1914年，4月14日。但是再接下去就是他去世的日期，上面盖着黑纱，很多愤怒的黑纱。
  我一下子感到悲喜交集，就像听到一首几乎已经忘记的老歌，每个音符刚听到就飘走了，你连说句“太好了，唱得太好了！”都来不及，只能默默地哭泣。
  只有在这时我才想到我错了。我想马上就给阿珍打电话，告诉她，“现在我才知道，你伤心过，你哭过，不是在脸上哭，而是在心里哭。你爱你爸爸。”
  然后我又想起海伦昨晚说的话，她要把我的所有秘密、所有谎言全告诉阿珍。在这之后，我的女儿干吗还应该再相信我？
  我拖出真空吸尘器，把我抖搂在灰尘中的烦恼全都吸走。我走进过道，用吸尘器吸走铺在地毯上的塑料长地毯上的灰尘。我拉起塑料长地毯清理下面的灰尘。我发现下面的地毯还是光亮如新，就像金色的织锦。但地毯露出的两边，已经磨损掉了，看上去有点脏。不管我怎么清扫，还是无济于事，看上去总是那个样，就像我生活中的污垢，再也无法把它弄掉。
  我下了楼，一头坐在沙发上。天亮了，我还坐在那儿，一点睡意都没有，手中捏着漂亮贝蒂的那封信。文福有那么多次可以死，也应该死的机会：那场使许多飞行员一下子丧生的战争；他的吉普车出事，撞死别人的时候；共产党打败国民党的时候；“文化大革命”期间。他早就应该死在所有这些使成千上万的人送命的时候，但他没有死。
  漂亮贝蒂还在信中告诉海伦，他是死在床上的，他的全家都在他身边守候着：他的另一个老婆和那个老婆生的子女，他的兄弟和兄弟的老婆们，他以前的飞行员朋友们。
  我脑海里浮现出所有这些场面：眼泪滴在文福的脸上，双手抚平他的头发，热砖包起来放在他的脚底下，让他安静下来，喊他，“不要走呀，不要走呀！”
  他安详地死了，信中说，死于心脏病，享年七十八岁。
  我狠狠地把信摔打了两下，这么说倒是他的心脏病使他活了这么久！现在我成了有心脏病的人了。我坐在沙发上，又哭又喊，但愿我在他的病床边，但愿他现在还活着，因为要是他还活着，我就要靠在他的床边，叫他的名字。我就要翻开他的眼皮，告诉他，文福，我回来了，当他透过我的眼睛知道我心里是怎么想的时候，我就要撮圆我的嘴唇，狠狠地在他脸上啐一口。
  你瞧他死到临头还做了些什么！他死了，可阴魂不散。每次，海伦都要说，“那有什么关系？”她会跟她的子女讲些什么？她会透露多少实情？
  对，我可以先告诉我的孩子们：我还结过一次婚，嫁过另外一个男人，那是一场很糟的婚姻，我犯了个错误。但现在那个男人已经死了。
  我可以告诉他们：我还有另外的孩子，但我和他们失散了，我很伤心，可那是在战乱期间，是很久以前的事情。
  我可以告诉他们：我假装早已嫁给了你们的父亲，那样我就可以到这个国家来。海伦为我说了谎，所以后来我也为她说了谎。
  然后我会看看阿珍的脸，总是怀疑的脸，不，不，事情并没有你想的那么坏。我一到美国，就马上和你父亲真的结了婚。然后我就有了你们俩，你是老大，生于1950年，塞缪尔是老二，生于1952年。打那以后，我们真的过得很幸福，要不是你父亲去世，真是过得像故事中所说的那样幸福。
  但是即使我这样告诉他们，阿珍也会知道，这还不是事情的全部。她会从我的黑眼睛里，从我僵硬的双手，从我颤抖的嗓音中看出这一点。她会一言不发，但她会知道一切，不是谎言，而是真相。
  然后，阿珍会知道最可怕的真相──那是海伦不知道，吉米不知道，我四十年来一直想竭力忘记的，文福，这个坏男人，是阿珍的生父。
  我已经想过怎么告诉我女儿。但每次我要开口时，我就好像听到了她的声音，那么使人伤心，“我早料到了。你总是更爱塞缪尔。”
  所以，她决不会再相信我。
  但也许我会对她说，这不是真的，我最爱的是你，胜过爱塞缪尔，胜过爱所有比你早出生的孩子。我要告诉她，我爱你的方式是你所看不到的。也许你不相信，可我从内心深处知道，这是真的，因为你伤透了我的心，说不定我也伤透了你的心。
  我要越过遥远的距离给她打电话。我要说，钱算不了什么。我得告诉她一些事，不能再等了。然后我要开口跟她讲，不是告诉她发生过什么，而是要让她明白，为什么会发生这种事，为什么不可能采取另外的方式。
  第五章　　千头万绪
  我先告诉我女儿我的心口已经不痛了，然后讲了我要她马上来一趟的原因。
  她脸上还是露出十分担忧的神色，“也许我们得陪你去看看医生，确诊一下。”
  “我已经确诊过了，现在感觉好多了。现在我不必再付给医生一大笔账单了。把你的外套脱了吧。”
  “我觉得我们还是应该去看看医生。”
  “先吃点汤面吧。瞧我做的啥？还是你小时候吃过的，萝卜泡菜上加几片做调味的猪肉。天冷的时候，你最喜欢吃啦！”我希望她会记得我的汤给她的温暖。她脱掉外套，坐下吃起来了。
  “可那个痛处，究竟怎么样了？”她说着，满满一汤匙已经入了口。
  “太烫了吗？”我问道。
  “不太烫。”她回答。
  “不够烫？”
  “刚好，真的。”
  我又给她加了点。我望着她喝我做的汤，然后我就讲给她听。
  我心口痛已经好多年了，因为我心头压着很多事情，等到要说出来已经太迟了。
  我觉得这要怪我母亲，这种痛苦是她给我的，她没告诉我原因就离开了我。我觉得她是想解释的，但是在最后一刻，她没法说了，所以一直到今天，我还是在等她回来，告诉我到底是怎么回事。
  我从来没跟你提起过我母亲？也没提起她离开我吧？那是因为我自己也不愿相信这一点，说不定这就是我在你面前从来不提她的缘故。
  当然，这并不是说我就不想念她了，我很爱她。实际上我从年轻时起就一直保存着她的头发，有三英寸长，我把它卷起来，藏在一只很小的铁盒子里。那么多年来，我一直珍藏着它，我想她哪天回来，我就可以当作礼物还给她。后来我相信她确实去世了，但我还是没把头发扔掉。我想，总有一天我会找到她的遗体，我就可以把她和她的头发埋在一起，那样，在另一个世界里，她还可以松开她的头发，还可以再让她思想的野马自由地奔驰。
  我记忆中的她就是这个样子的，她在自己的房间里，解开发辫，让它散落下来，她让我摸她的头发。
  还有什么呢？当然，她失踪的时候我才六岁，我不可能把跟她有关的一切全想起来。但有些事我还记得很清楚：她的头发很沉，她牵我的手很有力。她能把苹果皮削成很长很薄的一圈，放在我的手上就像一条黄色的扁平的蛇。还记得吗？我也学着用这种样子给你削苹果。
  另外的事我就记不太清楚了。我还有过她的一幅肖像，是在她失踪后弄到的。我记不得她那张嘴的样子，那么严肃，那么倔强；我记不清那双眼睛，那么悲伤，那么迷茫。我不承认画上的这个女人就是我的母亲，但我又愿意相信这画就是我的母亲，因为这是我手头唯一和她有关的东西。
  我经常把这幅画放在我的膝盖上，从各个不同的角度来端详它，可她的脸老是别过一边去，从不正眼瞧我。她看上去好像没在想什么。我不知道在画这幅画之前或之后她在想些什么。她走以前，我还没法向她问这些问题：干吗她对我父亲说话者是那么凶，可脸上又始终堆满笑容？干吗每到晚上她都要跟她的镜子说话，好像镜子里的脸是另外一个人的？干吗她跟我说她不能再抱我了，以后我得学着用自己的两条腿走天下了？
  有一天，大概是在我十岁光景──那时，她已经失踪好些年了──我又把她的肖像打开来了，我发现她苍白的脸上生了个小污点，就拿来一块软布，蘸了水，给她洗脸。但她的脸反而更黑了，我使劲洗呀洗，不一会儿，我发现我都干了些什么呀：她的半边脸全给我擦掉了！我失声痛哭，好像是我杀了她。打那以后，我就只能带着一种非常痛苦的感情看这幅画。你瞧，我甚至连称一幅画为母亲的机会都失去了。
  那么多年来，我竭力想记起她的脸、她说过的话、我们在一起做过的事情。我用成千上万种不同的方式回忆她。这就是中国人常说的──一万──一万是个大数目，总是带点夸张。但是我想念我母亲已经快七十年了，所以肯定是有一万次了，她的面貌肯定也变了一万次了，我每回忆一次，她就变一次，所以说不定我对她的回忆已经不那么准确了。
  多伤心啊！最伤心的是你失去了你所爱的人──因为这个人始终在变。过后你就搞不清了，我失去的是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