司徒慧敏很了解我，器重我。他安慰我说：“打倒日本鬼子后，我们会好起来。”
  在他家吃过晚饭，我们又去了蔡楚生家。他住的是土瓦房。见了我，仔细问香港沦陷后的情况。原来他正在编话剧《香港的早晨》。我把他走后日军到处搜寻他的传言告诉他时，他仰头大笑。这是胜利者的笑。
  他把自己写作的构思讲给我听，希望我能帮助他提高。他认为我在香港的时间长，更了解各种人物。我当然尽力向他提供参考意见。
  《香港的早晨》在桂林上演时，十分轰动。购票队伍排得很长。它表现爱国侨商在香港沦陷后十天十夜的苦难遭遇，既揭露了日寇的暴行，又歌颂了爱国者的正气。
  我在桂林一住就是一年多。这是真正的难民生活，我永远也不会忘记。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山城的雾
  山城的雾
  苏怡带着中国电影制片厂《中国的防空》摄制组到桂林拍外景，不幸重病住进医院。我要去看他，医生不让看。我只好托人带口信。几天后，他的摄影师找到我说：
  “苏怡征得厂长同意，清汤晓丹代导演。”
  事情来得太突然了。我立即跟着摄制组小分队上路去贵阳，以至于来不及向亲朋好友打声招呼。上了汽车，我才从同行的几个人口里得知，在重庆的中国电影制片厂里有导演史东山、郑君里等，演员舒绣文、陶金等，摄影师吴蔚云等。它拍了《胜利进行曲》。《青年中国》、《塞上风云》等受观众欢迎的抗日题材影片。
  到贵阳后，6个大男人连同笨重的摄影器材一起挤在一个大房间里。蚊子多极了，要不是白天拍戏太累，晚上根本无法入睡。
  据说就是那么一间屋子，还是由专人预定的，要是临时去，就只能露宿室外。这就是抗战时期的大后方。
  “大人物”上镜头
  由贵阳到重庆，全是蜿蜒的山坡公路。破烂的长途车在布满大坑小洞的土公路上摇来晃去，震得人脑子巨痛。
  我们到了重庆，苏怡还没有到。我认为应该与他见个面，了解他的全部构思后再行动。我们只好先作些应该作的准备。底片冲洗后，我们没有作任何加工，等苏怡看了再说。内景戏还是照计划进行拍摄。
  有一场指挥所的戏，拍摄前碰到的小插曲，是私营厂见不着的。它留给我的印象特别深。
  开机前一小时，负责联络的人突然反映，所有指挥所官员都要求上镜头。他们可否上镜头，这是我无法决定的，便停下来等厂里研究妥当再开机。
  第二天清晨，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比我们摄制组的人都提前进摄影棚，问这问那，叮嘱不能出差错。我立即意识到有大人物来。
  不出我所料，重庆卫戍司令贺国光全副武装进了棚。他的出场，使头一天要求上银幕的小指挥官统统躲到墙角当“临时警卫员”了。这个高明的点子，不知是联络员献上的，还是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想出来的，抑或是贺司令毛遂自荐？
  摄影机对着他长时间转动。全景、中景、近景都拍过了，他意犹未尽。厂长叮嘱，保险起见，多拍一条。
  贺司令走了。我悄悄自问：真的空袭时，不知他躲到哪个安全地方去了？
  大官出场小官退。我第一次碰到。
  不久，日机又一次来重庆大轰炸。市区有个大防空洞口被炸中，躲在里面的人被浓烟呛死、闷死、挤死……惨得很。可惜我们没有抢拍到，否则，真实的镜头加在影片里是对日军暴行的最有力揭露。
  《中国的防空》在1944年上映。观众争先恐后进电影院，主要是想从中学些防空知识。这也算是我到抗战大后方后所做的一件有价值的事。
  苦恼里挣扎
  我住在中国电影制片厂集体宿舍楼，与演员寇嘉弼合住一间。战时的重庆，挤了那么多全国四面八方去的男女老少，房荒特别严重，我有固定的住屋，算不错了。只是伙食太差。饭堂吃的都是调拨军米，里面掺着大量沙子，拣不净、嚼不烂、咽不下……我只好三餐靠小摊。一个月的薪水，半个月用完。后来，我减少进食次数，有时一天两餐，有时一天一餐，倒也凑合下来。
  我进中国电影制片厂的目的，是找机会拍片子。眼看史东山。何兆光等导演一部接一部开动机器，我的心态极不平衡。于是，静下来编了个《模范县长》电影剧本。剧本描写某小县新县长上任，发现老县长勾结恶势力残酷欺压百姓，百姓流落外地乞讨度日。年轻的新县长在展开斗争的同时，组织围县民众生产自救，形势转好。这是虚构的故事，也寄托了我的向往。可能因为里面带刺，它被否定了。
  我们编导委员会办公室里有一台英文打字机一直空着。我便到图书馆或美国新闻处去借了英文杂志或电影技术刊物，将其中可供日后参考的文章内容用打字机记录下来留好。这样，既可以积累知识，又有了精神寄托。
  那时，我们隔壁办公室是技术课。课里有位年轻的四川姑娘，刚出学校门，还带着些学生味，好学，也来学打字。不过她的目的不同，是想多一门本事以方便日后就业。有的文章，我就由她代打。她打得慢，但不出错，因为她在校时也学过英语。
  她就是我现在的妻子蓝为洁。我们是以英文打字机为媒走到一起的。我特别怀念那部旧打字机，后悔没有把它作价买下。
  破日本间谍网大快我心
  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给了我一个电影剧本《大同之路》。剧本描写年轻警官就职不久，就碰到一桩恶性案件，军用电台遭毁，团长被杀身亡。侦刑队长下结论为“情杀”。年轻警官认为疑点太多，于是展开调查，结果是日本间谍所为。最后将暗藏的敌人一网打尽。
  这个本于，属情节戏，写得结构紊乱，但是它的主题是打击日寇。我心中对日本军国主义存着不共戴天仇恨，所以向厂长要求，请演员寇嘉弼执笔重新编写，同时表态，如果能这样，我愿导演。
  寇嘉迅与我同住一房。平时谈吐时流露出相当水平。他不负大家期望，完成了编剧任务。摄制组成立，大家建议把剧名改为《警魂歌》。在重庆上映时就叫《警魂歌》。1946年到上海后，发行商为了票房收益改名为《敢死警备队》。此片公映后，它的男主角王豪很受欢迎。特别是日本投降后，《敢死警备队》在全国发行。王豪受到惊人的崇拜。他两年内主演了12部影片。其中有一部叫《神出鬼没》的片子，王豪饰的国民党间谍和陈燕燕饰的日本间谍，爱恨交织地搏斗一番后，女间谍死于男间谍怀中。男女主角弄假成真，开始了夫妻生活。因为陈燕燕是影迷们熟知的红星，比王豪年长，所以影人圈内外沸沸扬扬了好长一段时间。这是闲话。
  解放前夕，王豪去了香港。在香港30年里，主演了70多部影片，导演了10多部影片。担任过香港影剧自由总会主席。后来改行经商。据台湾来的友人说，王豪是从《敢死警备队》开始崭露头角的。因为那部戏的角色，很适合他的形象和戏路。女主角康健，则改行当了国画家，在世界各地举办画展，也算风云人物。
  导演话剧《原野》
  在重庆三年，我除了协助苏怡完成《中国的防空》和导演影片《敢死警备队》外，还第一次导演了舞台名剧《原野》。导演《原野》的经过，很有意思。
  第二次世界大战结束，汇集山城的抗日大军纷纷离渝。本来挤满人的宿舍楼房间，大都上了锁。我也心急如焚，苦于找不到车。船、机票，只好安心静等。当然，像我这样的大有人在。有位叫朱治格的片商，心血来潮，要把滞留重庆的演员组织起来上演《原野》，演员又推荐我去导演。它的演员阵容很强。黄若海饰仇虎，陈天国饰焦大星，李健饰焦大妈，刘琦饰金子。排戏过程中，我对嗜酒成性的陈天国说：
  “你很有艺术激情，是个好演员。这次，少喝点酒，让每场戏都成功。”
  他风趣地回答：
  “奉汤导演命，暂时戒酒。不过戏演完了，你要请我喝好酒，醉了，我也不会打你。”
  他说到做到，塑造的舞台形象很成功。他不喝酒时的献身精神很让我感动。陈天国原是东北大学学生，“九一八”事变后，怀着满腔爱国热情到上海，与金焰、刘琼等交往，结下深厚友谊。抗战开始后，他随影人队伍经武汉到重庆，是当时的红小生。主演影片《好丈夫》、《塞上风云》等后，舞台成就更大。蔡楚生在构思《一江春水向东流》时心目中的男主角张忠良就是陈天国，只是在谈酬劳时没有成功才改请陶金的。后来，陈天国的命运悲惨。电影圈中不少人暗中同情这个硬汉子性格的好人。
  《原野》上演，苦了我这个导演。我要求渲染爱情借以增强反封建意识，对此演员们都能理解。同时我还要求扩大舞台效果，这一点就难达到，因为行家们都离开了重庆。我只好兼管舞台设计和照明两项繁重而具体的工作。好在我是采取真心实意地帮助而不是责怨的态度，所以一部戏完成，与大家都交了朋友。
  《原野》轰动了山城。舆论好评不断，放映时场场爆满。观众随舞台活动深入剧中人物的思想感情中，与剧中人物同呼吸，共命运。我坐在观众席中，既感成功的喜悦，又觉美的享受。
  《原野》的酬劳，仅够改善几天生活。我们为如何离渝而焦虑时，中国电影制片厂有个摄影师李荫承包了一部描写孤儿院生活的纪录片《烽火幼苗》。他请我导演。我提出不要酬劳，只取一张到上海的机票。主办单位属重庆市政府管辖的一个社会服务部门，因此一口答应。这张机票对他们而言不费吹灰之力，对我来说却如同久旱逢雨。
  这样，我在完成影片后才离开了生活过三年的重庆。飞机起飞后，我才发现，我的内心对山城是多么留恋。
  父子艺术家——汤晓丹、汤沐黎、汤沐海曙光来临
  曙光来临
  我离开上海整整12年。12年里，我与第二故乡上海一样，都经过了血与火的考验。我们都像当年一样堂堂正正地站立着。我为此而感到欣慰和自豪。
  那时上海的房荒更严重，没有金条顶屋子，就难觅栖身地。幸好中国电影制片厂厂长罗静子把他在集体宿舍堆放东西的一间房子让给我住。它不大，朝南，还有小阳台。虽然四壁空空，但足以暖人心。
  徐昌霖写了个《天堂春梦》的剧本，让我看。它很让我激动，加上在重庆与徐昌霖闲聊时就有过找机会合作的口头协定，我们两人便一起谈设想。
  中央电影摄影场第二场场长徐苏灵看了本子后，虽然也想自己导演，但仍忍痛割爱而与我签约。至今，我仍感激他的帮助。
  《天堂春梦》写一位建筑工程师负责修造了许多高楼大厦，自己却无家可归，最后带着家人走向茫茫远方的故事。它的意义是深刻的。全组演职员全力以赴。尤其是一台演员非常出色。石羽饰工程师，朴实而有智慧；路明饰妻子，贤惠大方；王苹饰母亲，善良明理；蓝马和上官云珠饰一对奸商夫妇，恰到好处；刘琦饰情妇，妖艳无比……
  它上映后，舆论高度评价，田汉和梅朵都发表诗文，称《天堂春梦》揭露了时弊，是一部好影片。当时《新民晚报》有位年轻记者王戎评论：
  “出乎意外的，我深深地感觉到，它的成就超过《八千里路云和月》，它是抗战胜利以后国产影片中优秀的一部……导演有着像《八千里路云和月》的导演同样的严谨和周密的态度。但它超过了《八千里路云和月》的是，它不过火夸张，使这部戏贯穿着和透露出淳厚的人情味：朴素和柔美，形成了这个戏独有的风格，完成和奠定了它在艺术上的价值……”
  40多年过去了。当年锋芒毕露的青年王戎吃过大苦，受过大难。他感触很深地对我说：
  “史东山是我的恩师，他看了我的评论大动肝火，以致以后再没有见面就天上人间两隔离了。”
  史东山也许不习惯于指名道姓的评比。但我想，如果史东山能活到今天，他一定会与王戎重归于好，因为生活的教训远远胜过几句评语。
  1949年的春天，上海社会秩序十分混乱。人们心里七上八下。我接到一个去兰心戏院开会的通知。进了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