版社1987年版）所载部分当时人回忆，列举日军罪行数项：
  第一，惨杀非战斗军人。5月1日，北伐军第一军第二十三团第一营营
  长率连长及徒手士兵数人，行经济南日报社附近，被日军无故抓去，当场全
  用刺刀刺死。据贺耀组回忆：凡是日军所至之处，我军官兵无论是在马路上
  行走的，在商店购买东西的，在澡堂洗澡的，在理发店理发的，以及负了伤
  本能行动的，几乎都遭杀害。江家池某医院，收容北伐军伤兵病号200余人，
  连同四位医生，全被按屋逐一刺死，每人至少被刺10刀。护士被强奸。5月
  5日，日军将北伐军一名士兵倒挂在树上，用皮鞭打后，用大针刺穿手心、
  脚心，再用刀一块一块将肉割下。
  第二，滥杀无辜人民。5月3日，下午，日军冲进普利门，“不分青红
  皂白，见人就杀，他们双手挥动战刀，往人的头顶上直劈，将人劈作两半，
  脑浆、鲜血、五脏六腑淋漓满地；或从人的头顶上斜劈，使大半个头颅带着
  一条臂膀，身首异处；或从人腰中横砍，将人截为两段，又不能即死，凄厉
  地尖叫，真是惨绝人寰。他们端着快枪，上着刺刀，追着人刺，刺穿胸部，
  刺穿腹部，尸体倒地，肠脏流溢。小孩子被刺刀挑起，甩到空中，摔在商店
  瓦屋上，摔在马路旁，摔得脑浆迸裂。被枪弹射杀幸得囫囵尸体的是少数。
  两旁商店没有一家幸免。有的商店伙友被杀，有的商店伙友被活埋。”“大
  街无人可杀，日兵又到小巷杀住户。”
  5月10日，在大赵庄，日军用大铁丝将当地居民许士杰等三人的胳膊穿
  通，连在一起，汇同顺记木厂工人等20余人，押到北胶济路一处空地，一个
  一个地兜胸一刀戳穿。被戳中要害的，一刀就死了，还有未戮死的，一总推
  在一个大臭水坑里活埋。凄厉惨叫之声，远近可闻。同日，赵家庄一妇人在
  草棚中给小孩喂奶，小孩啼哭，被日军发现，先将小孩刺死，后割去母亲乳
  房，再捅阴户刺死。
  5月13日，商埠七大马路有18个过路行人，因南方口音，穿皮鞋，向
  后梳头发，被日军逮捕，每人用刺刀捅遍，揪住长发，连头皮带头发一起削
  下来。当时在济南，凡有下列情形者均有可能作为证据用刺刀刺死：推平顶
  头与学生头者，女子剪发者，穿草鞋者，有皮带者，有灰色衣服者，有南方
  人名片者，见日军害怕者，有中央钞票者，受检查时开门迟缓者，有自卫之
  枪械者，带开国纪念币者，家中有关于军用品者，穿皮鞋者，南方口音者，
  带相机者，镶金牙者，学生模样的青年，家藏党旗国旗，有国民党书籍者。
  据有人估计，仅5月3日一天，中国军民被杀者即达4000余人。
  第三，虐待俘虏。苏友三回忆：对被俘的蒋军，日本人用罐头盒子，每
  人灌一盒子煤油，不喝就遭到毒打。对被俘的老百姓则用铁丝拴住双手，任
  意侮辱。遇孕妇，则用皮靴向下腹乱踢以取乐。
  第四，强奸妇女。5月2日，小学教员黄咏兰路过商埠公园，为两个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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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本兵所追，躲到一家茶坊，被搜出后连续被三个日本兵强奸，后被挖掉双眼，
  割掉两个奶子。茶坊女主人也被砍掉双手。10日，在大赵庄，几十个日本兵
  及日本浪人，将一个卖煎饼的刘小俊的妻子轮奸致死。纬三路一李姓官宦人
  家，被四名日军闯入，迫家主外出，强迫四个女学生做饭陪酒，奸宿两夜，
  经女父送每名日兵200元，才免于继续受蹂躏。某日商面粉厂以放赈为名，
  命少妇、少女先入，然后将门关闭，全行强奸。
  类似的强奸、轮奸事件，每日百余起。日军甚至“当街逮着中国妇女就
  地强奸”。
  第五，肆意纵火。5月9日，日军在西城根各街纵火。“西城根一条街，
  全被敌人一火而焚。”“全部建筑尽成焦土”。
  第六，抢劫钱物。6月12日，搜检教会办的齐鲁大学，贵重物品，全被
  掠去。进出城门的人，身上携带的钞票、银钱，均被搜去。东关聚盛合商号，
  华丰石印局等商家的钱财，均被“暗摸”而去。
  第七，残杀中国外交人员。5月3日晚，日军以搜寻武器为名进入山东
  交涉署，将负责对日交涉的交涉员蔡公时等18人捆缚，剥光衣服，割掉蔡公
  时的耳鼻，然后一一枪杀。
  据　《济南五三惨案亲历记》一书编者调查，济南惨案中军民死伤总数
  11000余人。财产损失24008万余元。直到1929年4月，日军才撤退回国。
  济南惨案仅是日军侵华暴行中的很小一部分。在整个侵华过程中，用罄
  竹难书来形容日军暴行是毫不过分的。
  国家不强，人民遭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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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胡适抗议“反革命”罪名
  ——因北京大学复校引起的争论
  《胡适日记》中保存着一封给吴稚晖的信，抗议加给他的“反革命”罪
  名。信云：
  昨日会议席上，先生曾明对我说：“你就是反革命”。我不愿置辩，因为我并不很懂得“反
  革命”三字是什么样的罪名。我是一个糊涂人，到今天还不很明白，今日所谓“革命”是怎样
  一回事，所以也就不很明白“反革命”是怎样一回事。今天从南京回来，就去寻前几个月公布
  的《反革命治罪条例》，想做一点临时抱佛脚的工夫；不料寻来寻去，这件法令总避不见面。
  我没有法子，只好来求先生；倘万一先生有空闲时间，务请先生顾念一点旧交情，指示我犯的
  是《治罪条例》第几条，使我好早点准备，免得懵懵懂懂地把吃饭家伙送掉了无法找回来。这
  是性命交关的事，故敢麻烦先生，千万请先生原谅。
  此信作于1928年6月16日。此前一天，胡适在南京参加大学院委员会会议，
  和吴稚晖发生冲突，被吴指斥为“反革命”。次日，胡适因有此信。
  1927年6月，张作霖在北京组织安国军政府。7月，军政府教育部决定
  取消北京大学，将北京的国立九所高等学校合并为“京师大学校”。1928年
  6月，安国军垮台，南京国民政府的军队进占京津，北大师生旋即展开复校
  运动。但是，易培基、张静江、吴稚晖等人却提出，将北京大学改名为中华
  大学，以蔡元培兼校长，蔡未就任前，由李石曾代。那时，南京国民政府的
  教育、学术最高主管机构是大学院。15日，蔡元培召集大学院委员会讨论此
  事。
  会上，蔡元培表示，不愿兼中华大学校长，请会中决定推李石曾为校长。
  胡适起立反对说：1。北京大学之名不宜废掉；2。石曾先生的派别观念太深，
  不很适宜，最好仍请蔡先生自兼。胡适的发言立即遭到张静江的侄子、中央
  大学校长张乃燕的反对，他站起来说：
  蔡先生的兼收并蓄，故有敷衍的结果。李先生派别观念深，故必不敷衍，故李石曾最适宜。
  接着，吴稚晖也站起来，用满口无锡话说了半小时，大意是：“北大之
  名宜废，李石曾是　‘天与之，人归之’。”他详细叙述了1925年的派系斗争
  史。那年，北京女子师范大学学生因反对校长杨荫榆的“婆婆”式的封建管
  理，发生“驱羊运动”，反对杨荫榆当校长。杨借故开除刘和珍、许广平等
  学生自治会干部六人，受到强烈反对，形成“女师大风潮”。这一风潮迅速
  发展为社会性的群众运动。当时，北京大学的教授分为两派，一部分人支持
  女师大学生，组成北京大学评议会，反对北洋政府教育总长章士钊摧残女师
  大，议决与教育部脱离关系；另一部分教授，如陈西滢、胡适、王世杰、高
  一涵等则向评议会提出抗议，反对卷入政潮与学潮。吴稚晖在叙述了这一段
  历史后说：
  石曾先生向来是很能容人的，但近几年来的举动，我也不满意。度量是比较的，譬如有一
  百个人才，蔡先生能容七十个，石曾先生大概只能容四十个。胡适之先生大概也不能容七十个。
  根据现在北京的情形，除了石曾先生之外，有谁能去做中华大学校长？
  听了吴稚晖的长篇唠叨，胡适也站起来说：
  我绝不想回北大去，故我自己绝不成问题。吴先生说，蔡先生能容七十人，石曾先生能容
  四十人。我自己至多能容四十五人罢了。但我不想做北大校长，故绝无问题；但石曾做北大校
  长，却有问题，故我提议，仍维持国府原案，蔡先生仍为校长，由石曾先生代理或可救济一点。
  吴稚晖反对胡适的意见，继续发表长篇议论，批评胡适不应“用蔡先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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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去牵制李先生”。他说：同李石曾合作，这是上上；不合作，那是中中；同
  他捣乱，这是下下。又说：好比一把破茶壶，李石曾先生要拿这把茶壶，就
  让他拿去吧。我们只希望他不要耍阔少爷脾气，抢去摔了就完事。只希望他
  好好地用。末尾，吴稚晖强调说：最可怕的是蜀洛相争。
  当日会议中，吴稚晖已经几次谈到蜀洛相争，胡适忍不住了：
  “蜀洛相争是没有的事。”
  “没有！怎样没有？他们不曾通缉易寅村先生、李石曾先生和我们吗？”
  吴稚晖跳起来了。1926年3月18日，段祺瑞等下令枪杀到执政府门前请愿
  的群众，接着又下令通缉“群众领袖”徐谦、李大钊、吴稚晖、李石曾、易
  培基（寅村）等在北京工作的国共两党领导人和进步文化人，共50人。吴稚
  晖所说“通缉”，指此。
  “没有的事！我们几个熟人之中，人格上总信得过，不是他们干的事。”
  陈西滢等人反对学生投入学潮和政潮，三·一八惨案后发表过一些批评“群
  众领袖”的言论，但是，胡适认为他们不会向北洋政府提出逮捕建议。
  “你就是反革命！高一涵在《京报》上明明说三·一八的惨案是我们干
  的。我留下《京报》为证。”吴稚晖再次跳了起来。
  “我那年八个月不在北京，不知道你们打的笔墨官司。但……”胡适于
  1925年夏末去武汉，然后到上海，直到1926年5月才回到北京，因此他想
  辩解。
  “东吉祥胡同这班人简直有什么面孔到国民政府底下来做事！不过我们
  不计较他们罢了。”反对女师大风潮，支持章士钊的北大教授当时大都住在
  东吉祥胡同，吴稚晖始终对他们有余恨。
  “大家的意见既然一致主张石曾先生。我也只希望他的亲戚朋友规劝
  他，不要把这把破茶壶摔了。我说的是一种忠告，不是什么捣乱。”在李石
  曾是否适合当中华大学校长问题上，胡适让步了，但是，他不能同意吴稚晖
  的所谓“捣乱”的说法，特别加以声明。
  会开完了，吴稚晖从口袋里摸出几张电报来，丢到胡适面前，说：
  “人家人都派定了，还有什么说头呢？”
  “吴先生，你若早点给我们看这两个电报，我们就可以不开口了。”胡
  适打开一看，原来都是李石曾打给张静江、易培基的，报告中华大学校长事，
  四星期后始可就职，兹派人先行接受，云云。
  一切早就决定了，拿到会上讨论，意在走个过场，造成民主空气，然而
  胡适不知内情，白白地吵嚷了一番。他觉得很懊恼，当了“笨人”。
  吴稚晖辱骂胡适是“反革命”。第二天，胡适想了又想，气不能平，写
  了本文开头的那封抗议信，然而他想了又想，终于没有发出。
  北大复校的事，折腾了很久，一直到1929年8月6日，南京国民政府才
  决定恢复“国立北京大学”的校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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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民党时代的“天天读”
  经历过“文革”时代的人，对“天天读”都会记忆犹新。那时，神州大
  地，不论是在办公室、车间、商店，抑或是军营、教室、田野，只要是有人
  群的地方，天天早晨，都会出现这样的景象：人人手棒“红宝书”，或朗朗
  诵读，或默默研习，时间或长或短，读完之后，才各做各事。由于天天如此，
  雷打不动，成为仪式，所以称为“天天读”。
  “天天读”虽然诞生于“史无前例”的年代，被认为是项伟大的创造，
  其实，它并非“史无前例”，那例证，就是国民党时代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