至此，历时两个月的逼榨中国银行事件才算是告一段落。
  张嘉璈在这一年6月14日丧父，7月7日，蒋介石以吊唁为名来到张嘉
  璈宅，“略谈数十分钟”，算是表示了一点“殷勤”之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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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蒋介石再逼中国银行
  1927年，蒋介石逼勒中国银行，获得了一笔巨款。1928年，故伎重演，
  再次发生逼勒中国银行事件。
  南京国民政府成立后，每月收入不足300万元，而支出却需1100万至
  1600万元左右，因此，不得不靠发行国库券过日子。1927年5月，发行第一
  次二五附税国库券3000万元。7月，发行盐余国库券6000万元。10月，发
  行第二次二五附税国库券2400万元。1928年1月，宋子文继孙科之后出任
  财政部长。上任前一天，在上海张嘉璈宅宴请陈其采、李铭、贝祖诒等银行
  家，计议发行第三次二五附税国库券1600万元。11日，有关条例出笼。但
  是，推销工作并不理想。为此，财政部劝募委员会硬性规定：1。国民政府各
  机关及省政府、市政府、县政府所属职员，一律以薪俸一个月应募；2。营业
  行号、店铺及工厂所有职员，均以薪水一个月应募，由各行号、店铺、工厂
  代为缴纳。这些规定使推销工作略有起色，但杯水车薪，无济于事，因此，
  蒋介石仍然将主要希望寄托在江浙金融资产阶级身上。
  2月25日，蒋介石致电上海总商会、银行公会等团体，声称“中正受命
  于最短期间完成北伐，大宗饷源全在推行二五库券”，“无论如何为难，希
  务办到，以应急需”。在此前后，蒋介石又两次致电张嘉璈，要他偕中国、
  交通两行行长前往南京，商量推销国库券一事。张嘉璈知道此事的难度，不
  愿轻易介入，便复电蒋介石，要求派财政部次长张寿镛到沪接洽，并要蒋“电
  示意见”。区区一个银行家居然如此抗命，蒋介石生气了。28日，蒋致电在
  上海的宋子文，以无限上纲的办法痛斥张嘉璈拒不到宁即是“阻挠北伐”，
  其中并有“平日把持金融”等语，限张一星期内承销1000万元。宋子文接电
  后，以“私人”资格邀张谈话，透露电报内容。张嘉璈意识到蒋介石故态复
  萌，又把去年的老办法拿出来了，但他这次却出奇地强硬，回答宋子文说：
  此等电文，余无法承受。若转与余，只好复电决裂。试问：国民军自粤而湘而赣而浙而宁，
  中行帮助逾千万；去年第一次库券；中行允八九百万；第二次库券，中行允六百余万；龙潭之
  役，孙军过江时，中行帮助几何？此次上台，中行助力几何？去年过年，中行又借几何？此谓
  把持何？北伐失败之罪，系于何人？非严重诘问不可。否则如此无信无义之人，何能当我辈首
  领！我辈牺牲为行，一生穷困，至于今日，所望事业有成，国家有裨，若并此二者而绝望，则
  既无兴趣，随时可抛弃地位。
  宋子文见张言词激烈，动了肝火，便劝张商量办法，对蒋电可暂不答复。张
  称：办法只有从增加关税，巩固国库券信用两方面着想。29日，张嘉璈接到
  蒋介石限于星期六以前征募库券　1000万元的电报，认为军人“不知金融艰
  难”，宋子文又不敢“直言规劝”，长此以往，不可收拾，便决定以“感触
  太深，精神不济”为理由宣布“暂时休息”。次日，即隐居不出。
  张嘉璈这位财神爷一撂挑子，宋子文便慌了手脚，他要当时的中国银行
  上海分行行长贝祖诒找到张嘉璈，表示“无论如何必须见面”，张嘉璈则称：
  无法见面，实因感触太深。一则现在朋友均是买卖性质，有利则合，无利则分；二则以首
  领而不知财政之艰难，不知金融之重要，动以威权相逼，此后财政金融有何希望；三则在余四
  面应付，百孔千疮，在人以为把持，精神上十分苦痛，不愿再事周旋矣。
  为了催逼上海银行家认购国库券，蒋介石于3月4日亲自到沪召开会议。
  蒋称：张嘉璈“阻挠北伐”，“勾通桂系、奉派”，又称：“中行库中尚有
  数千万，何以不能帮助政府？张静江甚至提出“不如接管中行”。陈其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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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郛等为张嘉璈解说，但蒋声称：“北伐费必须筹足，每月千万始可进行。”
  会议商定增发国库券1400万，下午又决定增发纸烟捐库券1400万。当场通
  令中国银行月垫五六百万，或中国、交通两银行合垫700万。参加会议的贝
  祖诒坚持不允，成为僵局。
  张嘉璈此次态度虽然强硬，但终究不能对蒋介石的要求置之不理。3月6
  日，张嘉璈召集中国银行在沪董、监事讨论应付方针，一致认为：“一旦决
  裂，金融风潮即起，如在可能范围内，仍以避免决裂为上”。会后，张嘉璈
  与宋汉章等人商量，决定垫款600万，分三个月交清。9日，蒋介石致函张
  嘉璈，表示“融洽谅解”，第二次逼勒中国银行事件仍以蒋介石的胜利而告
  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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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分共”会议上的
  于右任与彭泽民
  1927年7月15日，汪精卫在武汉召开国民党中常会第二十次扩大会议，
  决定和共产党“分家”，孙中山亲自决定的“容共”政策彻底破坏，轰轰烈
  烈的国民革命也由此结束。关于这次会议，曾有一份油印记录保存下来。台
  湾的蒋永敬教授在　《北伐时期政治史料》一书中公布了大部分，有小部分，
  例如于右任与彭泽民的发言被略去了。这被略去的部分，在笔者看来，却相
  当重要。
  “四·一二”政变后，武汉国民政府的处境岌岌可危。为了挽救中国革
  命，共产国际曾经打了一个电报给在中国工作的鲍罗廷与罗易，其内容为：
  实行土地革命，从下面夺取土地；吸收更多的新的农工领袖参加国民党中央
  委员会；改变国民党现在的构造；动员两万左右共产党员以及湖南、湖北的
  革命工农，组成可靠的新军队；组织以有声望的国民党人为首的革命军事法
  庭，惩办反动军官等。电报到达中国后，鲍罗廷认为它“荒唐可笑”，给莫
  斯科回电说：“命令收到，一旦可行，立刻照办。”罗易认为电报来得太迟
  了，但仍想进行最后的努力。他邀汪精卫谈话，对汪说：“这里有一份斯大
  林拍给鲍罗廷和我的电报”，“鲍罗廷不愿给你看这份电报，它是莫斯科的
  一项秘密决议，相反，我却认为让你知道它的内容是最明智的，因为我深信
  你会赞成这份电报的。”随即，罗易将俄文原稿和中文译本交给汪精卫，汪
  精卫即蓄意以此作为和共产党分家的口实，并于7月15日召开“分共”会议。
  当日会议的参加者为汪精卫、孙科、程潜、于右任、王法勤、陈公博、
  谢晋、经亨颐、詹大悲、潘云超、朱霁青、宋子文、何香凝、彭泽民、顾孟
  余、谭延辏А⒌隧蓿?7人，由谭延辏沃飨；嵋槭子赏艟辣ǜ妫?br />
  借共产国际的指示大作文章，危言耸听地说：“综合这五条而论，随便实行
  哪一条，国民党就完了。”“现在不是容共的问题，乃是将国民党变成共产
  党的问题。”他提出：“对于本党内的C。P。同志，应有处置的方法。”对此，
  何香凝、谢晋等人沉默不语，孙科、顾孟余等人则附和汪精卫的发言。顾孟
  余并称：“一个党的成立，有三个要素，主义、政策同组织，这三个要素如
  果有一个不存在，党即灭亡。”又说：“本党的主义、政策、组织三个要素，
  差不多都受了容共的影响，我们承认共产党有革命势力，但不能任他们破坏
  本党存在的三个要素。因此，不能不对共产党加以相当的制裁。”在此情况
  下，于右任、彭泽民先后发言。于右任说：
  政治委员会主席团所提出来的意见，本席很赞成。但当日为什么要容共呢？因为总理看见
  国民党的党员太不努力，差不多山穷水尽已无路，所以才有这一着。所谓标语有来源，固是不
  错，但我们检查自己的工作，何曾有一点成绩可观！一方面共产党的同志违背了当时的原意，
  当然是要加以制裁，一方面我们自己也要努力，才配当一个忠实的国民党党员。现在张作霖、
  张宗昌、蒋介石、冯玉样、阎锡山都有他们自己的三民主义，我们再不能随随便便的混了。要
  晓得共产党不能亡我们，我们自己不努力，那才是真正的亡了。
  处于当时的条件下，于右任的这一段话有顺着汪精卫的意思说的成分，但明
  显地不同意顾孟余的观点。它正确地说明了孙中山当日“容共”的历史环境，
  说明共产党并不是危害国民党的力量，使国民党灭亡的因素在于“自己不努
  力”；当时有各种牌号的三民主义，对此应该有所鉴别。这些看法都是有见
  地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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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彭泽民的发言较于右任更为明确。他说：
  刚才听到汪主席报告第三国际的来电，多数人认为不该如此。但是，第三国际领袖在中国
  者为数不多，犹有鲁易其人　（即罗易——笔者），宁受该党处分而效忠吾党，即本党中共产分
  子为本党努力工作者，更不乏人，如果不分良歹，一概拒绝，未免有些失当。此层似宜考虑。
  况且汪同志刚说尚要本党派员赴俄，切实商量联合办法，可见本党与苏俄合作未能一时断绝。
  对于制裁共产分子，似宜留些余地，不可过火。
  彭泽民的这段话也有顺着汪精卫的意思说的成分，但其主旨则在于肯定“容
  共”政策，说明“共产分子为本党努力工作者”不乏其人，不应该拒之于国
  民党之外。这自然是在继续维护国共合作，和汪精卫等唱的是反调。
  人生在世，随波逐流易，独立不迁难。在一片“分共”喧嚷中，于、彭
  二人敢于发表上述见解，并非易事。史家们在叙述1927年国共两党的离合史
  时，这一笔是不可或缺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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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宋庆龄冷对新王朝
  1926年11月，为了适应北伐战争迅速发展的形势，在广州的国民政府
  决定迁都武汉。1927年2月，迁都完成，国民政府在武汉正式办公。同年4
  月12日，蒋介石在上海发动政变。18日，在南京建立国民政府。这两个政
  权互相对立。前者在一段时期内继续和共产党人合作，后者则反共清党。双
  方都力图把自己说成是孙中山事业的真正继承者。然而，使得蒋介石们烦恼
  的是，宋庆龄却站在武汉国民政府方面。4月21日，她和邓演达、何香凝、
  陈友仁以及董必武、吴玉章、林伯渠、毛泽东等40人联名发表通电，指责蒋
  介石自立中央，号召民众及武装同志挽救革命，“去此总理之叛徒，中央之
  败类，民众之蟊贼”。宋庆龄的这种鲜明态度自然对新建立的蒋记王朝大为
  不利。于是，蒋介石千方百计想把宋庆龄拉到南京国民政府这方面来。
  首先出场的是杨虎、陈群、潘宜之。5月1日，三人联名致电宋庆龄，
  声称：
  武汉为贼窃据，夫人以未亡人之身，有何顾虑？应请拼死脱离贼巢，速赴南京，拥护本党，
  继续总理遗志，完成国民革命，不然将何面目见先生于地下？痛哭陈词，敬希垂纳。
  杨、陈、潘三人本是“四·一二”政变中的武斗能手。杨，时任特务处长；
  陈，时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政治部主任；潘，时任东路军前敌总指挥部秘
  书主任。他们的拿手好戏是打、砸、抢、抓、杀。大概是为了向主子邀功心
  切，这回居然搞起文斗来了。这封电报不仅打给了宋庆龄，同时，还打给了
  南京中央党部、国民政府、蒋介石、何应钦、白崇禧，以及各军、各级党部、
  各团体、各报馆。不料，蒋介石却不满意他们的这种做法，立即致电杨、陈
  等申斥。6月，杨、陈回电蒋介石，诚惶诚恐地表示：“此后谨遵钧命，不
  再发表。”
  蒋介石申斥杨、陈等人，并非是他不希望宋庆龄站到自己方面来，而是
  因为他觉得，这种大肆张扬、粗暴无礼的电报攻势太愚蠢，会激怒宋庆龄，
  引起适得其反的效果。他自以为有更聪明的办法，这就是请孔祥熙出面斡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