记住如此（忘记好像）
  在玫瑰的时间（它用天堂让
  我们的现实惊讶）
  忘记如果，记住正是
  在所有甜美事物的时间，在
  任何头脑的理解之外，
  记住寻找（忘记找到）
  在一个将来的神秘里
  （当时间把我们从时间中解放）
  忘了我吧，好把我回忆
  当我的心上人来看我
  当我的心上人来看我
  这有点儿像音乐，更有点儿
  像弯曲的色彩（比如橙黄）
  衬着沉默，或者黑色……
  我心上人的到来散发
  一种美妙的气味弥漫我心
  你应该明白当我转身发现她时
  我最微弱的心跳怎样变得更轻
  她全部的美丽是一个钳子
  那令人沉静的嘴唇忽然谋杀了我
  但她微笑的工具利用了我的尸体
  使它忽然之间发光而精确
  然后我们成为我和她……
  正如那手风琴奏出的乐曲
  一阵风吹走了雨吹走了
  一阵风吹走了雨吹走了
  天空吹走了所有的树叶
  只有树还站立　　我想我也一样对
  秋天了解得太久
  （你想说什么
  风　　风　　风——你可曾爱过谁
  你心里可有什么地方的花瓣
  采摘自喑哑的夏季？
  哦　　疯狂的
  死亡老爹　　来为我们残忍地起舞　　让
  那最后一片叶子在空气临死的脑袋里
  旋转！）让我们看看　　正如以往所见
  死亡的聚集……一阵风吹走了雨
  吹走了树叶吹走了天空
  只有树还站立：树还站立　　那些树
  突然开始了等待　　靠着月亮的脸
  愿我的心永远对小鸟们敞开
  愿我的心永远对小鸟们敞开
  它们是生活的秘密
  不论它们唱什么歌都比去认识要好
  如果人们听不到说明他们老了
  愿我的灵魂四处闲逛
  饥饿而无畏渴望而敏锐
  哪怕星期天我不该这样
  无论何时人们如果正确就不再年轻
  愿我自己不要干任何有用的事
  愿我爱着你比真爱还多几分
  从来没有过这样的傻瓜　　不会
  用一个微笑把全部的天空盖在身上
  我在诗刊社的日子
  ■　王　春
  1973年我从干校回到北京，不久，在“文化大革命”初被迫停刊的《诗刊》经毛泽东批准复刊，并指定李季同志为该刊主编。李季同志要求我去协助他组织一个让他信得过的班子。我和李季同志原不相识，在文化部咸宁五七干校他是五连指导员，我是十六连指导员，又是各自连队的支部书记，同属一个大队，常常参加大队党委召开的“斗批改”和落实干部政策的会议，在这些会议上我们常常不约而同地站在同一战线上向“左”的倾向作斗争，因而相识、相知。虽然我对诗，不论新诗旧诗一概不通，但他仍然坚持调我去协助他工作。在诗刊社我没有任何行政职务，只是党的支委会成员，但参加诗刊社的各项重要决策，并逐步成为思想政治工作、出版行政工作方面的实际负责人。在诗刊社三年多，经历了许多事情，现将我的记忆所及叙述如下。
  一、《诗刊》的连号问题。《诗刊》创刊于1957年，至1964年底已出至80期。“文化大革命”一开始各协会和所属的刊物统统倒了霉，《诗刊》也不例外，被迫停刊。现在又奉命复刊，《诗刊》是期刊，要编号的，复刊的《诗刊》编号就成了问题，是重新编号呢还是同停刊的期号相连呢？于是在领导成员（主要是李季、葛洛、孟伟哉和我）中进行讨论。共同的认识是停刊前的《诗刊》基本上执行的是毛泽东的文艺路线，没有背离社会主义道路。于是决定总编号相连，复刊的《诗刊》是停刊的《诗刊》的延续。与《诗刊》同时复刊的还有《人民文学》，他们却是重新编号。这两个刊物由于复刊后的编号不同，引起了新闻界的注意。日本某通讯社评论说，《诗刊》不承认文革前执行的是文艺黑线，所以期号相连，而《人民文学》对自己否定得比较彻底，与文革前划清了界限（大意）。这篇评论《参考消息》（分上下午版、装订成册的大参考）作了转载，这无异于给《诗刊》记了一笔黑账，成为“四人帮”决心改造诗刊社领导班子的重要依据之一。
  二、1976年是个多事之秋，北京市有一位诗歌朗诵的积极分子给姚文元写了个报告，建议以诗歌朗诵会的形式来歌颂文化大革命的大好形势。姚文元批复同意（还有一些话，我记不得）。这不是以正式中央文件下达的，我是从葛洛同志处看到的，他叫我研究执行。对姚文元的指示诗刊社既不敢不执行又极不情愿。在那个年代歌颂什么呢？生产停顿了，经济到了崩溃边缘，武斗不止，民不聊生，妻离子散，搞得天怒人怨的“文化大革命”有什么好歌颂的呢！不得已我们采取扯皮的方式与之周旋以拖时间。不久唐山大地震并且余震不断，找不到一个安全的场所举办什么朗诵会。唐山地震给我们抵制姚文元批示找到了既合法又合理的借口，最后不了了之。
  三、“四人帮”决心改造诗刊社领导班子。李季同志是有原则的人，不是他们的驯服工具，不撤换就难以贯彻他们的篡党夺权阴谋。于是他们动手了。先是派军代表到医院（李季心脏病住院）“动员”李季同志主动辞职，李季同志坚决予以拒绝。出版口对我们在工作岗位上的几个人也采取了行动。一天，通知葛洛、孟伟哉和我到出版口三楼开会。认为诗刊社领导班子存在严重问题，然后宣读我们的罪状，读后命令我们回去向诗刊社全体同志传达，并动员群众揭发我们对待“文化大革命”的态度问题，然后写出检查报告，听候处理。第二天我负责向诗刊社的同志传达出版口负责人对我们的批评，并动员群众揭发我们的错误。揭发会开不下去，几经动员也没人揭发什么问题，相反，为我们辩护的发言倒不少。我们对出版口负责人的批评本来就有抵触，群众也没有揭发，无法写出检查报告。我们也知道不管我们写出什么样的检查都不可能过关，我们在诗刊社的日子不长了。这件事最后怎么结束的，已记不起来了，很有可能是因毛泽东病故，“四人帮”忙于夺取中央大权，哪还顾得上小小的诗刊社。当时李季同志生病，日常工作由葛洛同志主持，他觉得压力越来越大，时刻有大难临头的感觉，曾以组稿为名离京躲一躲风头，幸喜“四人帮”被粉碎，才得回京安心工作。
  四、诗歌朗诵会。“四人帮”被粉碎了，周总理逝世一周年快到了，何不用朗诵会的方式纪念敬爱的周总理！这是全国人民的愿望，也是诗刊社全体同志的愿望。大家以高昂的政治热情投入了这项工作，组织了一场又一场的朗诵会，受到了人民群众的热烈欢迎，影响非常之大，有的单位要求包场，有外省市的宣传部门的同志要来取经。演出期间得到国务院机关事务管理局的大力支持，给我们提供了全部交通工具。为了满足广大人民群众的要求，我们决定举行更大规模的演出，地点选在能容纳万人的工人体育馆，连演三场。人民群众对演出如此地欢迎，但有的人好像挨了耳光而不高兴了。在体育馆演出的第二天，中午饭后我还未去演出场地，出版口那位领导又来了，进门来劈头就问：“你们举办诗歌朗诵会是经哪里批准的？”我答：“是你们出版口批准的，事先有报告，你应当看到”。“搞这么大的规模是经谁批准的？”“规模大小是根据群众的需要，无须经什么人批准！”“中央有文件对总理的纪念会只准小型的，这个文件你看到过吗？”“看到过。我们搞的是诗歌朗诵会，用这种形式歌颂总理，声讨‘四人帮’，不是纪念会。”“国务院XXX来了电话对你们这种搞法提出了批评，你们要停下来！”听到这里我十分恼火，大声说：“这办不到，票已经发出去了，我们不能欺骗群众。”他见我态度强硬，说服不了我，态度稍缓地说：“这次就这样了，以后不要再搞了，再搞也不要这么大规模了。”他走了，我也离开办公室。后来，我把这次谈话情况告诉了孟伟哉同志，他赞成我的态度。到李季家向他报告了事情的经过后我说这件事是我一个人干的，如果追查起来，你就推说有病在家休养，其他一概不知，一切责任由我一个人承担。李季同志拱手致谢，他说我完全赞成你们的处置。
  组织诗歌朗诵会是一项复杂的工作，先后参加演出的演员有一百多人次，既有本市的，也有外省市的文艺界的朋友们，如话剧界的周正、瞿弦和，歌唱家郭兰英、吴雁泽、王玉珍……等。他们不辞辛苦，又没有报酬（只有晚场才有简单得不能再简单的夜宵），有请必到，没有车送，常常乘公共汽车或骑自行车来去。他们热情感人，他们也以能参加这样的演出而感到荣幸。由于演出成功，邓大姐曾登台接见演出人员，王震同志专门在政协礼堂三楼接见演出人员和诗刊社的同志，作了热情的讲话，给以充分地肯定。
  我们除作演出组织工作外也作演出人员的思想工作。歌唱家王昆“文化大革命”受冲击，失去了自由，不仅不能参加演出，连练声的自由也没有，现在演出很难发挥原有水平，我们有义务帮她复出，决定给她提供机会，于是在民族文化宫礼堂为她专门组织了一次试演，听众也就是诗刊社的几位同志。她唱得很投入，但毕竟十年没唱了，难以令人十分满意。尽管如此，每首歌唱完我们都热烈鼓掌给以鼓励以增强她的信心。后来可以参加演出了，但唱什么歌又成了问题，她与郭兰英同为歌唱家，会唱的歌自然很多，不过不是每首都可以在这样的场合演出，可以在这种场合演出的又与郭兰英雷同，为此诗刊社再与郭兰英同志商量看她能不能改唱别的，把白毛女等歌曲让给王昆同志唱，郭兰英同志十分爽快，她说凡我们两人都会唱的，由王昆同志挑，我再改唱别的。我们没有想到问题如此顺利的解决，郭兰英同志的高姿态、高风格，令我们十分感佩，王昆同志由此复出，这给她以后的事业，提供了一定的条件。
  我在诗刊社工作三年多，应该说这三年是我革命生涯中重要的一章，工作很有意义，和同志们相处很融洽，我自己也感到满意。到1978年底，中华书局业务恢复，我奉命调回中华书局。人离开了诗刊社，但我仍然感到和诗刊社的同志们在一起。我想念你们。愿诗刊社事业发达，同志们身体健康，生活幸福。
  1998．3．7．
  近日查找资料，发现一份1979年12月5日的《诗刊》简报。简报只刊登了一篇由我署名的千字开外的短文。纸已发黄，是用老式油墨打字机打印的，题目为《重庆业余诗歌作者、青年女工傅天琳同志处境困难》。首页右上角有时任编辑部主任杨金亭的钢笔字迹，批转编辑们传阅。已阅过的几位同志分别在自己的姓氏上划了圈或勾。看见它，使我想起了与这份简报相关的往事。
  那还是1979年的秋天，领导派我去四川祝贺《星星》诗刊复刊。之后又去了重庆看望那里的诗人。文联召开的小型座谈会结束，诗人杨山把傅天琳叫到他的家里与我见面。1978年，主编严辰到重庆，也是经杨山和张继楼的介绍，认识了傅天琳和她的诗。回到北京，严辰便兴奋地告诉大家在重庆发现了一棵好苗子。1979年春天即邀请她参加了诗刊社组织的、由艾青领队的诗人访问团赴广州、海南、上海、青岛等地参观访问。那时，傅天琳随一批著名诗人到各地访问学习，开阔了眼界，拓展了思维的空间，在诗人的帮助下锤练了诗的技巧。既是难得的机遇，也站到了一个很高的平台上。不仅对她今后的创作产生重要影响，对她的一生也是一次至关重要的转折。
  雷霆也参加了那次活动，因此她与雷霆很熟。我和雷在同一办公室，自然也见过她。每次她来看雷霆，总是坐在门边的椅子上，文静腼腆的样子，我还有印象。听她谈了当时面临的困难处境，看见她无奈又无助的神情，十分同情。却不知该如何安慰和帮助她才好。几句空洞的安慰毕竟不能代替实质性的帮助。我也是业余作者出身，因而非常理解她的苦楚。回到北京，我立即向领导汇报了傅天琳的情况。经几位领导研究，决定由我起草一份简报。题目及内容是经邵燕祥修改、定稿的。随后以“简报”的方式寄给了中央有关领导及四川、重庆的主要负责同志。下面是这份“简报”材料的内容摘要。
  “青年业余诗歌作者傅天琳同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