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藏族妇女骑着马把他们的事情传遍了草原，汉族干部回到乡政府时，那里的所有的干部都知道了丑闻。汉族干部在民族地区工作，对这类问题的要求非常严格，一旦发现严肃处理，后来这个汉族干部被开除了党籍，开除了公职。故事讲到这里，坐在旁边的省委副书记插话说，“四清”工作团的成员谁有这种事情发生，就把那东西割了，然后再算帐。会场引起了一阵哄笑，不知内情的人还以为在哄笑省委副书记说话粗鲁，其实发笑的人当中有不少人知道省委副书记的丑闻，他的那个东西也没有割掉，而且还在继续不断的“发挥”着作用。
  主持会议的副团长马上出面镇静了会场，副州长接着讲，男女生活作风问题，不仅男同志要注意，女同志也要注意，他又讲了一个故事；一个汉族女干部为了在政治上达到个人目的，和一个藏族的副县长发生了两性关系，后来他俩的事情败露后，汉族女干部来到州里告副县长，说他强奸了她，州领导问她，他强奸了你几次？，她说强奸了好几次，州领导问她为什么第一次不来告，汉族女干部被问的无话可说。党培养一个少数民族的县级干部很不容易，汉族女干部拉拢腐蚀领导干部的错误，受到了严肃的处分。
  副州长还说，藏民性关系混乱，性病多，人口出生率低，五八年的叛乱中死了不少男人，有些地方几乎成了寡妇村，这些地区为数不多的青年男子被妇女宠爱上了天，当成了宝贝，成天什么也不干，好吃好喝，做她们性生活的工具。妇女们性饥渴的现像也有，发生过抢汉族干部、抢解放军的事情。在前期的政策宣传中，有些地方的妇女提出“五同”即同吃、同喝、同劳动、同商量、同睡觉的要求。这次深入牧区后，有可能遇到这样的问题。在坐的有相当一部分是民院未毕业的学生，他们是未来发展民族事业的人才，他们还年轻，缺乏社会生活的经验，更不了解民族地区的风俗习惯。我讲这些是要告诉大家在牧区搞“四清运动”有很大的难度，要有充分的思想准备，防患未然。
  报告后，副州长深入到我们班参加座谈讨论，我在会上发了言，十年后他调任兰州炭素厂协助军管组主持工作，他的记性真好，在一次知识分子座谈会上认出了我。不久他的家搬到海石湾，和我家临近我们同上一个厕所，几乎每天都能见面。后来我担任过他两个孩子的班主任，那时我们有了交情，他给我讲了他参加革命的经过和参加革命后的经历。他原是陕北山区的一个放羊娃，中央红军快到延安的路上参加了革命，红军教他识字，白天在土地上练习写字，就这样他有了文化，后来不断的学习，达到了能创作的程度，他创作的剧本曾由甘南歌剧团编排演出，那个剧本在文革时成了他被打成走资派的一个重要罪证。他曾作为甘肃少数民族参观团的团长到过上海，在那里受到了周恩来和柯庆施的接见，他让我看了他与周恩来的合影照片，还让欣赏了他收藏的古玩。在那样一个教师地位低下，读书无用、知识分子臭不可闻的年代里，他依然对我十分尊重，每到他家从不对我慢待，还对他的孩子们说，老师是人生的在再生父母，一定要听老师的话，读书有用，而且会有大用。我和他在甘南只是一面之交，而后也只不过是他孩子的班主任老师而矣，如此礼遇对我的印像很深，在我的脑海里他的形像高大。
  我调到兰州工作后，还听到过他的一些佳话，更使我对他由衷地敬佩。他担任省顾委秘书长时兼管机关的财务，一个比他大的官拿来一些不应该报销的发票单据，他迟迟未予审批。惹得大官发了脾气，对他老子长老子短的进行训斥，他刚正不阿，义正词严的说；我们都是共产党人，口口声声说自己是人民的勤务员，人民的儿子，官做大了就敢给什么人也当老子，请不要忘记，我是中央红军，你是地方红军，论资排辈，你应该知道我们之间的辈份。他临终前遗嘱要把他收藏的古玩捐献给国家。显示了共产党人廉洁奉公，无私无畏的浩然正气。
  在甘南的“四清”工作非常艰苦，不仅要克服生活条件、生活习惯，气候和语言的种种困难和障碍，更难办的是牧民的抵触情绪。工作组进点后，先住在自己搭起的帐蓬里，冷的无法忍受的我们常受到骚扰，白天有人故意把牛羊赶到我们的帐蓬旁边放牧，夜里有人引来藏狗嚎叫，工作组人员的安全受到了威胁，于是团部给每个工作组派了一名解放军，负责安全保卫工作。藏民不知道解放军和共产党是一家人，他们把解放军当做好人，解放军走进他们的帐蓬时热情欢迎招待，看到我们走向他们的帐蓬就放开藏狗不让我们靠近。工作团分组进点后一个多月的时间没有打开局面，在春节前全部撤到了自治州的驻地合作，在那里一面休整，一面重新部署。
  春节过后，为了使运动深入下去，从各点挑选了一些较有觉悟的贫苦牧民在合作集中培训，对他们进行政策教育和思想转化工作，州政府对他们的生活安排的特别周到，除了满足他们酥油藏耙的需求外，还给他们做一些汉民族的饭菜，他们不会有筷子，用手抓着吃面条。
  为了进一步感化这些人，工作团组织他们到兰州参观，没有见过外面世界的牧民夜郎自大，盲以夏河为尊，说世界再大也大不过甘南草原，拉卜楞寺就是人间天堂，有的竟然不相信甘南之外还有更大的世界，不过也有人说布达拉宫在世界的天边。这些人到兰州后像贵宾一样，把他们安排在兰州饭店，他们宁愿和着皮袄在走道里睡觉，也不肯住进那高级房间。来到兰州最扰头的是他们的卫生习惯，随地大小便，在街头裹着皮袄蹲下，站起来就有一陀人粪。在去西固参观的市郊车上，一个牧民也不问翻译火车上有没有厕所，蹲在走道里大便，然后用双手把大便捧出了窗外，看的我们哭笑不得，只能以极大的忍耐和宽容对待。
  回到甘南后，紧接着又组织他们参观了夏河县的阶级教育展览，那里陈列的实物和照片使他们大吃一惊，当然，对我们工作的人员也震动不小，陈列室里摆着人头碗、人骨灯、人骨喇叭、人皮骨，这些都是活杀生人取骨取皮而制的，人皮鼓是活剥童贞女的皮制成的。陈列室里挂着娃子们（奴隶）被抽筋、截肢断骨、牛撕马裂、狗咬的照片。还有一个反动的活佛荒淫无耻的一些罪证，他的罪行虽然没有用更多的实物和照片揭露。但讲解员还是口头补充了不少。这个活佛借给摸顶赐福，专门诱骗妇女，被他奸污人高达二百多人，和每个妇女都有行奸时的裸照。而且剪下每个妇女的阴毛和裸照分别包一个小包存放。贫苦牧民们看了和听这些惨绝人寰的罪恶事实，无不咬牙切齿，而后大有醒悟。
  当然，这些都是四十年前的事情，我完全相信，随着中国社会的文明和进步，这些事情再不会发生。今天的甘南草原已开发出许多旅游产品，那里的美丽的自然风光和宗教人文景点吸引着接踵而止的游客，让世界了解甘南，同时甘南人也走出去了解外面的世界，和中华民族的其它成员携手共进，共同繁荣。藏民族的进步和繁荣中充满着党和国家的关怀和温暖，这应该说是当今中国社会的一个特色。
  合作的集训工作取得了成效，运动的部署调整为点面结合的步骤，点上的运动仍按计划全过程进行，面上只进行宣传政策，发动群众，了解情况，为以后正式的“四清”工作做一些准备。工作团集中了一批了解藏族风俗习惯和熟练藏语的干部到牧区去进行试点，民院的大部分师生被调往土门关内的桦林、清水两地开展面上运动，这里是半农半牧区，我和政教六七班的两个同学，还有一个当地的积极分子被派往清水沟的小草滩工作，我担任组长。
  当时的清水沟是一个美丽的地方。两岸青山郁郁葱葱，参松翠柏、桦杉秀竹、层林尽茂，沿河往上是大草滩，大草滩的上面是广阔的草场，这里是清水河的源头，草场和森林涵养的涓滴像大地母亲身上渗出的汗水，涓涓流入溪间，形成一股股溪流，然后潺潺汇入清水河，沿途清水河又得到了一些滋补，壮大了自己，急流直下来到了地势较平坦的小草滩，悠悠自得的流入大夏河。
  小草滩是清水公社（相当于汉族地区的生产大队）一个半农半牧的生产队，二十多户人家定居在清水河两岸半山坡的村落里，多数是藏族，也有几户位数不多的回族和汉族。在藏民的家庭里，妇女是一家之主，也是主要的劳动力，白天外出放牧打柴，男人们在家做饭，看小孩，捻毛线，给人一种母系社会的印像。有的男青年，白天睡大觉，夜里游四方。
  这里的人也是靠山吃山，家家户户门前有两个柴堆，一个是做饭取暖用的杂木柴堆，基本上都是些灌木树枝；另一堆是准备卖出的硬杂木，大都是桦木和其它硬杂木砍成的木棒。有的人家院子里还码放着松柏木料，这种木料在几户回民家里最多，据了解这些木料也是待价而沽的。半山坡还有一个生产队的烧炭窑，这是生产队唯一的副业，炭窑的周围劈成原料的木棒也是堆积如山，我在这里亲眼看到了白居易诗中“满面尘灰烟火色，两鬓苍苍十指黑”的形像。
  那时，政府和社会对森林和环境的保护还不太重视，当地人乱砍滥伐林木习以为常，土门关外的人也把这里当做掏金的地方，赶着牲口来到这里偷伐树木，一天清晨外出放羊的牧民抓住了两个关外的偷伐者让工作组处理，我们不知道此事应该怎办，叫来了藏族女队长商量，与此同时也来了几个回民对偷伐者说情。女队长听了回民的说词，没收了木材，把偷伐者和他们的牲口都放了。
  三十年后我去岷县搞扶贫工作，住在县农机站里，那里有一个打更的老头与我似曾相识，我们在交谈中相认，他就是三十年前偷伐者中的一人。他回忆了那时的情况说，在那以前他们在小草滩多次偷伐木头，藏民们心肠好，看见了多是睁一眼闭一眼，那户回民和他们都有联系，生产队人家的木料都是通过他们倒到关外的，“四清”运动开始后，形势紧了，那次藏民才堵了他们。他还说他的家乡很穷也很苦，收成的庄稼年年不够吃，只好到山里弄些木头维持生计，他大半辈子都是这样过来的。后来土门关内几乎找不到成材的树木了，有时到比小草滩更远的地方偷过木头，像老鼠似的生活，总怕猫。现在森林的管护严了，自己年纪也大了，这种事也再不干了，他的亲戚是农机站的头，把他安排到这里看门，每天有三元钱的收入，维持他一个人的生活基本上没有问题。他还说岷县县城不远的地方原来都是大片的森林，那松柏长的又粗又高，五八年以来公家大量的砍伐，私人偷盗，现在变成了光秃秃的山丘。这个地方是通往甘南、陇南和定西的三角地带，你看每天有多少拉运木材的车辆从这里通过，这样下去，再过三年，陇南、甘南也就变样了。老百姓不像政府、领导们考虑的那么长远，为了活下去就是个靠啥吃啥。这个老头的回忆和表白，使我在岷县多次梦回小草滩，梦醒后进行着活下去就得靠啥吃啥和保护自然环境这对矛盾的思索。
  小草滩的藏民大部分都会说汉话，而且有些人的汉话说的相当不错，这对我们的工作打开局面是一很有利的条件。工作组进村后住在了贫协组长、藏民德毛家中。德毛会说一口流利的汉语，我们向其他藏民了解情况此时她常做我们的翻译，在初期她的家也是我们办公和开会的地方，对我们的工作支持很大。德毛家以农业为生，没有丈夫，有一男一女两个孩子，男孩叫拉玛吉，女孩叫拉毛吉，我们还以为她家姓“拉”，后来了解到藏民们普遍没有姓氏，，她与丈夫拉木错成家前有了孩子，定居到小草滩后又生了一个孩子，按汉族的习惯给孩子起了名字。德毛也说不上她姓啥，她在村里很有威信，受人尊重，人们普遍叫她阿姐德毛。
  德毛家住房比较宽敞，两间的大屋两侧各有一个套间，我们住在东侧的套间里，德毛和她的两个孩子住在西侧的套间里。贫协是工作组的依靠。开社员会常常有德毛通知，不论是藏族、回族还是汉族，只要德毛的召唤，都到她家的大屋里来开会，有的拿着木炭提前来到大屋里生火，人们陆陆续续到来围坐在火堆的周围，有的帮着吹火，有的在火堆上加木炭，老年人拿着长长的烟袋锅对着火苗点烟。炉火熊熊燃起，会议就开始了。工作组每讲几句就问社员能不能听懂，有听不明白的德毛就用藏话翻译，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