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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妈，妈！有个要饭的找你！”
  女先生闻声出来了，从茅屋里，钻出来，蓬着头，青菜叶沾在手上，一身的柴烟味。起初她没有认出来人，说，“谁呀？”突然间她的嘴张大了，人就像钉在了地上，她的脸和手，一下子，变得雪白，浑身的血，仿佛，被什么东西，刹那间吸光了，她站在那里，就像一个，苍白透明的惊叹号！只见来人，一步步地，跛着，朝她走来，走在和她近在咫尺的对面，来人说：
  “你说过，永远也不会丢下我，八年来我没有一天忘记过这话——我来，是要告诉你一句话：你——不值得我这么、这么样牵挂！”
  说完，她调头而去。
  “凌香！宝——”女先生，梅巧，大喊一声，倒在地上。
  七、传奇的结局
  入冬以来，席方平就一直咳嗽不止。梅巧想为他生一个火盆，却没有钱买木炭——木炭的价钱比黄金还要贵！梅巧就把厚厚的草纸烤热了，一层层，给他敷在脊背上，又把橘子在火上烤熟了，上面滴一滴麻油，让他每天空腹吃下去。她还用梨煮水，用白萝卜熬粥，总之，她把她知道的那些民间偏方验方，一一都试过了，可是那咳嗽的趋势仍旧是愈演愈烈。
  夜晚，他咳嗽得最剧烈的时候，她就把他抱在怀里，就像抱一个孩子。
  “好一点不？”她总是这样问。
  “好多了。”他总是这样回答。
  他在她温暖的怀里，那让他更加软弱。他们常常相拥着到天亮。有时，他会说，“要是能睡在一盘暖炕上，该多舒服啊。”她就把他抱得更紧一些，说，“是啊，南方哪儿都好，就这一样不好。”她知道，他心里想说的，其实不是这些话，他也知道，她知道。
  他们都躲避着一个字眼儿，一个事实，那就是，结核，或者说，肺痨。可他们心里比谁都清楚他们遭遇了它，遭遇了这瘟神。他们彼此在对方面前掩藏着内心巨大的恐惧。失眠的夜晚，他们躺在南方阴冷潮湿的草房里谈论的，永远都是一些鸡毛蒜皮的小事，关于北方的小事，比如，小米粥，比如，冬天的烘柿子，比如，一碗热腾腾的“头脑”，那是家乡冬季早晨最美的美食。他“空空”的剧烈的咳嗽像电流一样一波一波传导到她身上，让她害怕得发抖。她只有把他抱得更紧，她想，一遍一遍地想，上帝，这是我的，我唯一的，你不能把他夺去……
  有一夜他突然讲起了他亡母的一件小事。他说，他们家乡河东有一个习俗，婚后的女人，要送丈夫一件信物，一件绣品，类似荷包的一只小口袋，可却并不是普通的荷包，不装钱，不装烟，而是——牙袋！知道那是做什么用的？人老了，掉牙了，满口的牙，一颗一颗地脱落，那口袋，就是装这落牙的。一颗一颗的落牙，装进这小荷包里，到最后的时刻，是要携带在身上，一颗也不能少，带到另一个世界里去的。这样的荷包，牙袋，女人要绣两只，绣一对，一只给丈夫，一只给自己，那意思就是，白头偕老，那是对“白头偕老”的郑重承诺。
  “我娘身上，就贴身系着一只牙荷包，牙袋，红绸子地，绣着鸳鸯。另一只，让我爹带走了，只不过，我爹的那只荷包，里面是空的——他没活到掉牙的年纪，就撇下我们去了，他辜负了那只牙袋……”
  他搂着梅巧，他的女人，这么说。她浆果一样成熟的、温暖的、经血旺盛的身体，让他无限依恋和难舍。他把脸紧紧贴在她的脸上，突然地，哭了。
  一周后，他的枕边，多了一样东西，一件绣品，小小的，红布做地，勾着牙边，上面绣了两只五彩的鸳鸯：最俗、最艳的图案，可却绣得，风生水起，惊心动魄，针针见血。另一只，同样的两只让人惊心的鸳鸯，攥在梅巧的手里，梅巧俯下身来，黑森森的眼睛，对了他的脸，一字一顿地，说道：
  “席方平，你听好了，你，是不能辜负这只牙荷包的啊！”
  梅巧说完这话，眼泪就滚了出来。
  这就是他们的故事，以传奇开始，却没有一个传奇的结局。两个心高万丈生死相随的有为青年最终落在了生活艰辛的窘境之中。不是所有的浪漫出逃，最终，都会在巴黎的塞纳河边、伦敦的老街区，或是上野的樱花树下，戏剧性地落脚。而更多的时候则是，这世上，又多了一对贫贱夫妻而已。
  其实，在凌香看到梅巧的最初一刹那，她就原谅她了。看到她从茅屋里，烟熏火燎地钻出来，蓬着头发，穿打补丁的衣服，手上沾着菜叶的那一刹那，她就原谅她了。或者说，更早，在她乘坐的木船被炸沉，整整一船人，葬身水底，那和她一路行来已情同手足的流亡学生们，那和她一样年轻一样茁壮健康的生命瞬间灰飞烟灭的那一时刻，她就原谅她了。可她还是说了那句话，那句话，哽在喉头，坠在心头，是必须要说的。说完了，她才能重新成为一个善良温情柔软的孩子，一个悲天悯人的孩子。
  八、饥荒
  又是许多年过去了。
  这一年，是一个饥荒年。不仅是乡村，城里人也在挨饿。也许，除了北京和上海，都陷落在了饥馑之中。在凌香的城市，许多人都患上了浮肿病，皮肤肿得明晃晃，头脸都显得很大。有许多年轻的女人闭了经。这些浮肿患者，有时，凭医院的证明，可以去购买一些“营养品”，比如，用麦麸和糠做的饼干。
  人们都在为吃忙碌着，动着各种各样的脑筋，城郊的野菜，早就让人挖光了，豆腐渣，还有，喂牲口的豆饼，成了人们四处寻觅最抢手最热门的食物。发明了一种饮品，叫小球藻，是一种藻类的东西，养在大池子里，绿莹莹的，据说营养价值很高，幼儿园和小学校的孩子们，排着队，去领一茶缸小球藻喝。当然，供应浮肿患者的糠饼干，也是发明之一。
  这一年，凌香37岁，是两个孩子的母亲。这两个孩子，一个12，一个10岁，正是长身体的时候，正是，怎么吃也吃不饱的时候。配给供应的粮食，自然不够他们吃的，逢年过节凭证购买的肉、蛋，不够他们填牙缝的。这就需要大量购买高价的粮食和高价的食品。好在，凌香还有这力量。她丈夫，是一家大型企业的高工。她自己，则在一所高校任教，两个人的月收入，还有，一些积蓄，一分不剩，全用来买吃的了。
  每月，发薪水后的那个星期天，是凌香最忙碌的日子。一大早，她就携带着一些吃食，乘30公里汽车，去看望父亲。大先生解放后一直担任着一所高等专科学校的校长。那学校，不在省城，却设在这个交通并不十分便利的小城里。大先生不光担任校长，还教书，还著书，他喜欢小城这种避世的安静的气氛。
  学校坐落在汾河岸边，校园十分辽阔，有一种，跑马占地的豪气和奢侈。那里面的建筑，全都出自苏联专家的设计，笨拙，坚固，大，也是奢侈的。这样的建筑群里必定要有一座礼堂，上面耸立着，克里姆林宫式的尖顶和红星。大先生的家，是一栋独立的建筑，西式的平房，红砖，石头台阶，带长长的有出檐的前廊。院子很大，种着石榴、香椿和枣树，而那些空地，则被大萍一块块开垦出来，种各种蔬菜，甚至，还种玉米这样的粮食。
  在1960年代，这样的开垦和种植，就有拯救的意思在了。
  大先生四个儿女，如今，天南地北，全不在身边，只有凌香一人离得最近。一个月，至少有一个星期天，是大先生的节日。这一天之前，前好几天，大先生和大萍就开始为这节日作准备了。大萍挎着篮子去排各种各样的长队，买凭票证供给的宝贵的东西：粮、油、一点点肉、蛋之类，大先生则去排另外的队，去买更加宝贵的高价白糖、糕点，还有，好一些牌子的香烟等珍稀物品。像大先生这样的人士，偶尔，会有一些特殊的供给，不多，大先生都攒着，是要将这好钢用在刀刃上。到了这一天，一大早，大萍就拌好了饺子馅，香香的一大盆。大萍的饺子，是很拿得出手的，皮薄馅大，鼓着肚子，白白胖胖，排着队，整整齐齐几盖帘。一家子，三口人，食量再大，几盖帘饺子哪里吃得完，剩下的，也都煮出来，晾好了，一个个，码进饭盒里。大先生说，“带走吧。”
  凌香从来都是吃罢午饭就告辞，大先生和大萍，也从不多留她。那些糕点、白糖，一样样地，全让大萍塞进了她的提包里。永远是，她带来的少，带走的太多、太多。若她推辞，大先生就生气，说，“又不是给你的，带回去，给明明亮亮吃。”
  带走的，不仅仅是，糕点、白糖、煮好的饺子，常常还有晒干的各种蔬菜：茄子条、萝卜干、干豆角等等，也是一包一包的。还有一条烟，这烟，总是由大先生亲手拿出来，沉默不语地，给她塞到提包里。
  是啊，大前门或者凤凰，总不能再拿明明和亮亮做幌子了。凌香的丈夫，也是从不抽烟的，这烟，就显得很没头没脑和突兀。凌香心知肚明，却从不说破，她拎着大包小包出门去，走出好远，回头看，大萍搀着大先生，还在那门前站着，朝她这边望呢。
  现在，现在，凌香该到她的第二站了，30公里外的省城。
  20世纪50年代初叶，席方平和梅巧，带着他们唯一的女儿，回到了这里，这个悲情城市。
  他们回到北方，当然是因为健康的原因，席方平再也不能承受南方阴冷潮湿的冬季。所以，当他终于接受了家乡省城一所中学的聘书时，他想，他这是向自己的青春缴械了。
  他在那所中学里，教数学，梅巧也一样，仍旧是，教小学，做孩子王。他们的家，就安在离那所中学不远的一处四合院里，租住了人家两间东屋。自己动手，搭建了小厨房。这一住，就是十年，他们的女儿，从这四合院里，考入了北京的一所大学，毕业后，一下子，被分配到了甘肃，支边去了。
  饥荒到来了，让人措手不及。前两年，还红红火火闹大食堂呢，吃饭不要钱，仿佛到了共产主义。可饥荒一下子就来了，说来就来了。要说，梅巧其实是很会过日子的，很会精打细算，可任凭她再会过日子，也没办法让一日三餐都吃饱肚子了，再精打细算，也调度不开那有限的、可怜的三五斤细粮，以及每人每月的二两棉籽油了。还在三年前，由于肺病的缘故，席方平就病休在家，吃了劳保，而一个小学教师的工资，又实在是有限，买高价粮的钱都捉襟见肘，何况营养品？梅巧就把所有的细粮省下来，给席方平吃，自己吃掺干菜、掺糠的窝窝，把油省下来，给席方平炒菜，自己吃腌制的酸菜、咸菜。逢年过节那区区一斤肉，则是买来肥膘，炼成猪油，油渣做馅，配上萝卜白菜，给席方平蒸包子。
  “你呢？你怎么不吃？”席方平端起饭碗疑惑地问她。
  她抽着一支劣质的香烟，最便宜的白皮烟，这是她从年轻时就染上的嗜好，也是从前的日子留在她身上的唯一遗迹。她深深地吸一口烟，回答说，“你先吃，我还赶着判作业呢。”要不就是说，“刚才包子出笼，我趁热先吃过了。”席方平不相信，审问地，盯着她的脸，她面不改色，说，“你看你这个人，就这点讨厌，婆婆妈妈，我现在饭量大，饿不到时候嘛。”她还说，“这些日子我比从前能吃多了，都吃胖了。”
  她的脸，真的是胖了，明光光的，晃人眼。席方平知道，那是——浮肿。
  他愤怒了，他说，“梅巧，你当我是傻子呀！你当我瞎了眼呀！”
  梅巧的脸，突然之间，变得十分严肃，她盯住了他，慢慢地，开了口，她说，“我身体好，吃什么，都抗得住。你不行，没有营养，你活不了几天！你听好了，我不让你把我扔到半路上，那样我也活不了——你要救你自己，救我！所以，你必须闭上眼，狠下心，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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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她恶狠狠地、一字千钧地，说出那个“吃”字，眼圈红了。
  有一天，凌香来省城参加一个会议。晚饭后，会议上没有安排什么事情，她就到梅巧家去了。说来，这些年来，凌香姐妹兄弟四人，只有她一个，和梅巧保持着联络。凌寒、凌霜、凌天，对梅巧，就当世界上没她这个人。只有凌香，月月给梅巧写信，寄一些钱，知道他们的生活是不宽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