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宗铎，湖北黄梅人。毕业于保定军校第三期，与白崇禧、黄绍竑均有同窗之雅。嗣后随我参加统一广西及北伐诸役，跷勇善战，我军军令虽严，而我们个人之间的私交则如兄如弟，彼此相处甚得，毫无官场习气。胡君落落大方，知兵善战，是一将才。惜一生一帆风顺，未受折磨。自击破孙传芳军，底定长江之后，各种恶习，一时俱来。并认为武力可以决定一切，天下事也不过如是而已。我虽屡诫以”骄兵必败“的古训，渠不甚体会。故其个性难免粗鲁而轻浮，容易冲动。我军北伐之初，尚无”师“的编制，我任军长，夏威、胡宗铎则分任第一、二两路指挥官兼旅长，肃清长江一带之敌后，我军为谋与友军编制渐趋划一，编制也略有变更。我本人事前己由江左军总指挥改为第三路总指挥。占领徐州后，夏威升任第七军副军长，我本人仍兼军长，胡宗铎升任第十五军副军长，（军长刘佐龙抱病武汉）。两路指挥官撤销，夏、胡并兼师长，旅制仍暂保留。栖霞之役，第七军实际上由副军长指挥。龙潭战后，我遂辞去七军军长，保荐夏威继任。同时因胡氏所部鄂籍居多，故将胡宗铎部队改编为第十九军，即以胡为军长。（时刘佐龙已病故于汉口。）
  当十九军成立之初，胡宗铎曾要求将第七军精锐分出一部编入第十九军。我说，此事可以考虑，待与夏军长商量后再决定。宗铎认为我有意推宕，竟一怒而携眷去上海。最后还是白崇禧亲往上海，把他找回来，并将第七军中一部精锐，拨归第十九军，宗铎才无话。嗣第十九军经过整训以后，其战斗力实与第七军不相上下。举凡重要战役，我均令该两军当其要冲，而以其他作战能力较差的部队作为辅助，故颇能收相辅相成之效。
  我军既克武汉，收编部队很多，乃另成立第十八军。军长人选，白崇禧和胡宗铎力保资历甚浅的旅长陶钧逾格超升，资望较深的师长，如钟祖培、李明瑞等，反而向隅。陶钧系湖北黄冈人，保定军校三期毕业，骁勇善战，也是一员猛将。惟陶君治军，失之于严，有时竟达残酷程度。作战行军时，遇有士兵落伍，陶氏有时竟枪杀以示儆，亦殊不近人情。其用兵布阵，乃至平时训练，均善独出心裁，标新立异，处处表现，皆似一匹不羁之马。当时第四军的作风便是如此，我七军中胡、陶二人的作风，则颇与四军相似。此种人才，最为白崇禧所赏识。以故十八军成立时，白氏竟力荐陶钧为军长。不按资历升迁，实违体制。我第七军自广西北上时，共有旅长四人。夏、胡之外，李明瑞、钟祖培，亦均战功赫赫。此番弃钟、李二人，而逾格擢升陶钧，不平之鸣自所难免，钟祖培因此挂冠求去。再者，湖北久处北洋军阀统治之下，”鄂人治鄂“的呼声已非朝夕，今一旦如愿以偿，则鄂人以乡土情谊，对具有实力的胡、陶二氏不免过分阿谀奉承，以图一官半职。而胡、陶于得意忘形之余，也不觉以鄂省主人翁自居，是亦人情之常。然第七军的地位，遂无形中成为客卿了。而野心政客又从旁激荡之，到民国十八年第四集团军不战而瓦解消灭，此实为主要原因之一，这是后话。
  钟、李二人俱随我甚久。民国十年我军避入六万大山时，钟任营长，李任连长。嗣后统一广西及北伐，两人亦无役不与。平时因我军军纪严肃，所至秋毫无犯，各级将士均事劳俸薄，而每临剧战，又均亲冒矢石，首当其冲。所幸上下一心，甘苦与共，尚无怨言。钟君为人四平八稳，临阵勇敢，治事也从无陨越。此次求去，我未便强留，因军中服役的辛劳，转不若优游泉林的自若。钟君返籍后，曾自营一农场，度其真正解甲归田的生活。民国三十八年共军入桂时，闻钟君曾组织游击队，与之对抗。其后果如何，无从获悉。多年相从，今日缅念贤劳，犹不免若有所失之感。
  陶钧升任第十八军军长后不久，率所部深入鄂西清乡。斯时宜昌有一禁烟督察局，每月税收平均逾百万元。陶军长即攘自委其军需处长为该局局长，前往接收。嗣后我查悉此事，深不以为然。盖我军自桂北伐，向不与闻地方政事，转战数千里，未尝委派或推荐地方官吏，深为党内外人士所称许。今陶军长接手不久，即擅委地方税收官吏，不特有违体制，而军人干政之风尤不可长。我遂拟请财政部另行委员接长该税局。陶钧闻风大惧，央请白崇禧向我说项。最初我坚持不可，嗣后白崇禧一再代为恳求，我恐白氏多心，遂未深究。然此一马虎将事，其后颇有恶果。因该项特税收入甚丰，而无规定比额，任由局长自行填报，解款多少，无法稽查，故大部收入，除以一部分为十八、十九两军公积金，并贴补两军将士服装及饷额外，其余概入陶钧私囊。斯时各军饷糈均虞不足，而新成立的十八和十九军的官兵生活，反优于他军，以致七军将士极感不平，军心颇受影响，此风的形成，不能不怪白崇禧，白氏虽精干，然缺乏冷静的考察，因此其丰富的感情遂易为不肖者所利用。
  底定武汉时，我既以身作则，说服胡宗铎不兼湖北省主席，因此其人选颇费周章。我们既不愿乱荐私人，只有在湖北本省贤能之中，择人而荐。几费思最，才想到湖北籍第一届中委张知本君。张君虽以接近”西山派“，不为党中有成见的领袖所喜，然渠究系法学界中人，久享清誉，甚为当时湖北各界人士所推重。当我提出张氏时，鄂籍人士，及军人如胡宗铎、陶钧等，均甚折服。众望所归，我遂向国府保荐张君为湖北省政府主席。时人咸知我是张主席的保荐人，但鲜有知道我与张氏固素昧平生。
  张氏奉派主鄂之后，我们更助其遴选省府各厅人选。民政厅长严重，建设厅长石瑛，财政厅长张难先等俱负一时之名。张知本到职后，励精图治。严、张两厅长并常微服出巡，探听民隐，侦察县吏。不期年而湖北省政积弊一扫而空，为全国所称誉。
  民国十七年秋间，李四光、王世杰、彭学沛等鄂籍知名教授回到武汉，和我磋商，拨款兴建武汉大学于珞珈山，我亦深觉建国之道，首需人才，故在军费极其支绌之时，慨然先拨二十万元，以资提倡。省府不甘落后，也筹拨相同之数。后来该大学的校舍竟成为全国最壮丽的学府建筑。
  湖南唐生智残部改编后，我们也将湘省政府改组，并荐程潜兼任主席。事前，我曾派员征询程氏对湖南省政府改组的意见，并请其推荐一位有才气、孚众望的人出任主席。他力陈湖南情形复杂，不比湖北的简单，非有权力者任主席不可。我明白他已决心当仁不让。为避免有伤感情，发生误会起见，我乃保荐程潜兼任湖南省主席。由湘、鄂两省政府改组的人选看，可知我当时对人处事的大公无私的态度。殊不知仍因此招忌，而惹出后来战祸，实非始料所及。因此后不久，我便奉命出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事详下章）。孰知在武汉政治分会治理之下，两湖省政首先发生问题的，便是程潜。
  程氏无论在军中党中，均属老资格，自出任湖南主席之后，更倚老卖老，目无余子，根本忘记武汉政治分会还是他的上级机关。按当时的制度，省政府只征收地方税，至于烟、酒、盐等国家税收，应由政治分会财政处直接征收。然程氏主湘后，竟将所有税收完全归省库，致政治分会虚拥其名。湘省军队有限，税款支用不尽，而武汉政治分会所辖部队甚多，开支浩繁，各军索饷，均无法发放。我一再口头或派人向程潜疏通，他一概置之不理。因此武汉政治分会中诸委员乃一致主张对程潜采取行动。有时我将程氏横蛮态度向中央吐露，中央方面人物，如吴忠信等，竟怂恿我将程潜撤职。
  在各种因素累积之下，程潜与武汉政治分会的关系，逐渐发展至非决裂不可的程度。武汉政治分会为此事数度开会密议，大家一致主张将程潜扣留撤职，并敦促我从速执行。一次，在程氏来汉开会时，武汉政治分会遂将程氏扣留，并呈请中央将其撤职，改派鲁涤平为湖南省政府主席。程潜所部在湘驻防的第六军，闻主帅在汉被拘，乃自动向江西撤退。鲁涤平在中央明令发表后，也率其第二军入湘，接任主席。湘局既定，程氏即恢复自由，武汉政治分会乃拨巨额川资，送其东下，寓居上海。
  此次拘押程潜，虽系程氏咎由自取。然事后，我对武汉政治分会此一孟浪行为深觉过分。颂老受一时之屈，事后对我未尝有片言的抱怨，其胸怀的豁达，实属可钦，而我本人则引为终身之疚，至今悔之。
  第五编：从镇南关到山海关—北伐回忆
  第四十章：完成北伐
  （一）
  南京国民政府既经重建，唐、张之变也已平息，所部均奉令整编，预备继续参加北伐。由于宁汉分裂而左右为难的川、云、贵各省，至是也表示绝对服从中央。全国除东三省、热河、察哈尔、河北等省尚为奉军所盘据外，余概在国民政府管辖之下了。为彻底统一全国，国民政府乃决定完成北伐。
  国民政府职权，名义上虽由蔡元培、李烈钧、谭延辏А⒄湃私堋⒍∥谖逦怀Ｎ裎备涸穑侵醒胧导嗜υ虿儆诮壬蝗酥帧Ｈ唤壬粗耙潦迹苊夤寺钏蔷露啦谜咂鸺赜谀暇┲醒胝位嵋橹刑嵋橛诠阒荨⑽浜骸⒖狻⑻枇⑺母觥闭畏只帷埃衫罴蒙睢⒗钭谌省⒎胗裱⒀治椒秩握畏只嶂飨?br />
  中央政治会议又决定将冯、阎所部番号改为”国民革命军“。成立四个”集团军“，以资划一，并以将中正（兼任，何应钦代行）、冯玉祥、阎锡山、李宗仁分任第一、二、三、四集团军总司令。其余不属于四个集团军战斗序列的部队，则由国民政府直接指挥。
  此项新任命的发表，表面上虽为中央政治会议所通过，事实上则为蒋先生一人所策划。当时我适因公在京，但是我并非政治会议委员，不便参加讨论。因而在政治会议开会前，蒋先生特地约我到他官邸谈话，并告知我此项意图。这多少含有市恩之意，而四人之中，当然以我受惠最多。蒋先生事先以此告我，以为我一定受宠若惊，谁知完全出乎他的意料之外。
  因为当蒋先生正在告诉我此项决策时，我一面静听，一面揣测其含义的本质。这新措施显然与蒋先生大权独揽的作风背道而驰。蒋先生何以忽然要将中央的权力分散到我们四人身上呢？他无非想利用冯、阎为北伐卖力，挥军北进击破奉军。至于我和李济深，不过是被用作陪衬而已。因冯、阎二人都是军界老前辈，资望在蒋先生之上。如番号统一，二人均将受蒋节制，颇使他自觉不安。所以蒋先生要把我超迁，与冯、阎并列，一则可以表示蒋总司令大公无私，不究资历，唯才是视，再则因为我原系他的部下，今日摺升与冯、阎平等，可对冯、阎起规范作用，使蒋总司令便于指挥。我同时想到我个人的名位，蒋先生今日与之，异日又取之，何必多此一举呢。所以我毅然表示不同意。
  我对蒋先生陈述我不同意的理由，大意是说，设置政治分会的省份，概在交通便利，中央政令可以朝发夕至之区，并非中央鞭长莫及的边疆；而且政治分会的组织和权力，有甚于北洋政府的巡阅使制度，颇易形成尾大不掉之局，为国家长治久安计，似不宜有此一骈枝的机构，请慎重考虑，然后决定。
  至于集团军的设置，也不必把我和冯、阎并列。在冯、阎附义之初，冯氏已自称”国民联军总司令“，阎氏也称”革命军北方总司令“。今不久即将会师燕京，数十万大军向同一战场前进，中央将各军番号划一，委冯、阎为第二、三两集团军总司令，不失为明智之举。惟我本人现任第三路军总指挥，统率战斗序列内的部队原可多可少，何况北伐已近尾声，一旦战事结束，则”总司令“、”总指挥“等战时名称，即应撤销，故不宜升我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以免改弦更张。对我个人来说，也正符合总理昭示革命党人”要做大事，不要做大官“的遗训，请勿建议我担任此项新职务。
  蒋先生却说，处今日的情势下，非如此措施不可。并说：”他们北方既有两个’总司令，我们南方也应有两个‘总司令，方为公允“云云。蒋先生身负全国军事的重任，而私心仍存南北畛域之见，我闻言不禁毛骨悚然。蒋先生复一再声言：”你可以担任武汉政治分会主席，一定升你为第四集团军总司令。当仁不让，你不必谦辞。“可是我已决定坚持自己的意见。再三辩论，竟相持不下，颇觉难以为情。
  彼此默然有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