多特别之处。但是我叔叔相信，一位像您这样的艺术家是能够理解这块地毯的。”
  纳格尔沉默不语。他捏着自己的下巴，一会儿看看伊尔迪茨，一会儿看看他叔叔，一会儿又看看那块地毯，点着头。
  “这块地毯磨损得很严重。”
  伊尔迪茨耸了耸肩，对他叔叔说了几句话。
  “您不喜欢它吗？　”
  “我觉得它非常棒。艺术必须是磨损的。”
  “这是一块土库曼地毯，十九世纪晚期的。您看看地毯中央那些繁复的图案，人们称这种图案为戈尔。它表现了一种古老的部落仪式。这是泰克的戈尔，泰克是一个部落，他们编织的地毯以编结致密而闻名。”
  “我感兴趣的是那些失误，”纳格尔说。
  “这是一块过渡时期的地毯。最早的泰克地毯是接近正方形的。地毯的形状拉得越长，它出产的时期越晚。仅在这张地毯上您就能看到这种图案的衰落：上面的戈尔是传统式的，然后它们一行比一行密集，到底下您看到的就是变种了，这种编织方法在二十世纪初期经常采用。颜色也同样记录了这个发展的过程。您一定注意到了，在第二行戈尔的中间部分出现了一处颜色的断裂：上面是胭脂红一紫罗兰色的，从这一点可以看出，这块地毯是一八六。年以后出产的，因为在此之前土库曼没有胭脂红；然后突然变成了脏兮兮的白色，在图案中间，没有任何意义。如果您仔细看，还能隐隐约约看到原来的痕迹，也就是说，这一部分的紫罗兰色被漂白了。为什么？　女织工用了红紫色染料，这是一种第一代人用的合成染料，被人们称为苯胺染料。后来证明，这种颜色不禁晒，几年之内它们就会褪掉，因此人们到一八九。年左右就不用它了。也就是说，这块地毯的样子并不是人们当初设想的样子。”
  “失败了，”纳格尔说，“这女人为其编织地毯的那个男人，当他发现她的陪嫁不好用的时候，他很可能遗弃了她。
  他的亲戚们都嘲笑他，因为他娶了一个女骗子。这块地毯卖多少钱？　“
  伊尔迪茨可能把纳格尔的话翻译给他叔叔听了，很可能他还估计了一个大概的要价，不管怎么说，他说话的时间明显地比纳格尔说话的时间长。
  “你们看到这块地毯是什么质量了吗？　”纳格尔问。
  “我叔叔说，您应该买这块地毯，他相信它就应该是您的，因此他不想和您讨价还价。他给出了报价，一个很公平的报价。您可以接受，也可以拒绝：七百美元。”
  “您接受信用卡吗？　”
  “您得讲讲价，”莫娜低声说。
  “你别说话。”
  “维萨卡，美国运通卡，欧元卡，都没问题。”
  “他脑子进水了。每个人——绝对是每个人——都知道，在伊斯坦布尔必须讲价，否则他们会毫不留情地宰你一刀。”
  一开始我也是同样的想法，但是当伊尔迪茨的叔叔把地毯卷起来，然后用好几层纸包起来之后，我觉得很难再把他当成一个诡计多端的商人。
  在后来几天和几周的混乱里，我把这块地毯忘记了，尽管它在机场引起了不少麻烦。直到将近一个月之前我才重新想起它。我问纳格尔，为什么不讲价就接受了那个价钱。
  当时我们在学院附近的一家酒馆里已经坐了好几个小时，他的面前摆着他的第十杯啤酒，他只说了一句话：“我相信那个店主。他不是骗子。”
  16
  打雷了。出租车摇摇晃晃，像斯道特郊外土路上的那些汽车一样，因为父亲还没开始给这些路铺上沥青——他就是靠这个工作在十年之内致富的。几只母鸡被汽车前灯打出的光柱吓得四处逃窜。下了四十八个小时的雨以后，路面的坑洼溅出脏水，溅到房子的墙上。对面开过来一辆雪铁龙，我们倒车给它让路。我们的司机对着一头驴子按喇叭，半是警告，半是问候。我付钱的时候，他露出心知肚明的诡笑。
  我夜里几乎没睡，所以无法忍受白天明亮的光线，这些我该向谁解释呢？　我想喝酒，把自己喝死，我想要一个女人，作为对那种相信两个人呆在一起就会好受一些的信念的回忆。
  莫娜曾经读过：“苏鲁库勒是位于老城墙旁的伊德内卡皮附近的一个衰落的地区，来自巴尔干地区的吉普赛人在这里以他们的方式挣钱糊口：音乐、赌博、自由自在地跳舞，也许还有很多别的。伊斯坦布尔的男人们都梦想着苏鲁库勒，游客们也趋之若鹜。”然后她给我们看那些图片：“没有人对热情似火的罗马尼亚女人感兴趣吗？　她们会实现你们最隐秘的愿望。”
  一个无人遵守的许诺。简陋的棚屋、用木板和白铁皮搭建的临时房屋。清晨醒来时难受的感觉。灰土和垃圾的味道。谁会对那些只为了香烟和啤酒就解开胸衣钮扣、到十六岁才第一次换牙的姑娘们感兴趣？　没有人对情况的改善抱有期望。那些用铁链拴着的狗一天到晚都在睡觉，从不看守自己的地盘。这个地区就像那些关于世界末日的电影中刚刚经历过一场战争的城市废墟一样。黯淡的阳光下，大地上到处都是核爆炸后的放射性尘埃。雨停了。一张手写的纸条通知说：斗熊又开始了，来看看它的荣耀吧，一九九四年十一月十日，十一点。是今天，没有说明地点在哪儿。一个肥胖的女人拎着几个装蔬菜的塑料袋，正在咒骂她的孩子。那些姑娘们在哪儿？　两个喝醉了酒的人手挽着手摇摇晃晃地从一个大门里走出来。近旁的一盏路灯下站着一些年轻男人，正在交换纸币，他们没有注意到我。我转过身，没有人跟着我。我问：“那些跳舞的吉普赛女郎在哪里？　”四双黑眼睛盯住了我。他们在脑子里权衡着：是否值得为我而出卖他们的姐妹，是否应该把我洗劫一空。“没问题，我们领你去。”年纪最大的那个点点头，示意我跟着他。我看上去不像是一个值得抢劫的人。他们说一种巴尔干地区的语言。巷子很窄，挂着一串串闪闪烁烁的彩色灯笼。这种天气里没有人指望游客来消费。我们穿过一个广场，广场上有一些年轻人无所事事地骑着突突响的轻型摩托车消磨时间。那些摩托车比它们的主人年龄还大，拆拆装装至少几十次了，父亲传给儿子，哥哥又传给弟弟。他们时不时地在烂泥地里兜一圈。我听到附近有人在拉手风琴，还有人疯了一样地吹着大号。“你一定得来看看今晚的斗熊！　”——“什么？　”——“德语？　还是俄语？　”——“德语。”——“我们的熊和狗打架，其它的熊也是。秘密比赛。
  美元。很多美元。“我想讨回为那张并不存在的照片而付的钱。”我告诉你在哪儿，过一会儿。“走了没几步，他就拐进一扇门，喊着一个名字：”格利高里安。“一个秃顶的老头儿探出一张没刮胡子的脸，嘴角叼着香烟，握手、亲吻、问候。
  随后是一阵听起来好像没什么恶意的滔滔不绝的说话。
  “请进。”那个老头儿身上有一股劣质烧酒味儿，他抓着我的胳膊，把我扯进屋里。我想到他的女儿、孙女，真想把他推开。房间里是肮脏的黄色，刨得很粗糙、漆成棕色的吧台前放着光秃秃的桌子和不太稳的椅子。窗户上挂着床单。三个男人趴在吧台上，他们载着油腻发亮的帽檐很窄的帽子，喝着一种让人想起啤酒的饮料。吧台上他们的脚和膝盖经常摩擦的地方，以前涂的油漆已经被磨得干干净净了。“请坐，先生，请坐。”手提收音机吃力地放出贝瑞·曼尼洛的歌声。一个破破烂烂的橱柜里放着一些瓶装烧酒、玻璃杯以及某个移民美国的亲戚寄来的美国旅游纪念品。旁边是一个玫瑰花环，塑料做的圣母马利亚前面放着的假花，圣母马利亚双手捧着自己穿了洞的心脏。一个瘦削的、极端丑陋的女人照料着橱柜和吧台，她的头发被一顸绣着神秘符号的帽子遮着。她的粉红色的套头衫上打着补丁，而且穿着有点紧，勾勒出一对松松垮垮地下垂着的乳房。但是不管怎么说，她有足够的酒。“头儿，告诉他，我要的是年轻姑娘，不是妈妈。”——“漂亮的姑娘，地道的吉普赛音乐，五分钟。，你叫什么名字？　”——“艾尔。”——“我是托普斯，我。
  你买塞拉菲娜的酒，艾尔，买一整瓶，好吗？　我们一起喝。
  我们有很多乐子。乐子，很多乐子。“那四个带我来的人中的两个把店主打发到了一边。他的两只手飞快地敲着鼓。
  “威士忌，塞拉菲娜，给格利高里安、齐亚和我，我们的新朋友艾尔请客，”托普斯喊道。我没有反对。塞拉菲娜打开身后的一扇门，消失在一个黑暗的过道里，取回满满的一瓶约翰尼．沃克酒放在桌子上。“我们是一个大家庭，兄弟、叔叔、堂兄弟。”是满满的一瓶酒，但不是新的，瓶口的金属环松松地挂在瓶盖底下。天知道他们往里面装的是什么。
  “二十五美元，”她说着，向我伸出她干枯的手。我的左边裤子口袋里是二百五十美元，右边口袋里是土耳其里拉。他们的姑娘要多少钱？　最好能不用美元。我把右边那沓钱递给她：“合多少里拉？　”她无限痛苦地翻了翻白眼，一边悲叹着一边拿去了几张纸币。这些钱对我来说无所谓，只要够我喝酒、找个女人就行了。
  我不幻想丽维娅还能回来。她会和扬走的。她上一次像最近几天一样脸放光芒是在什么时候？　她应该能想到我到这里来是为了什么，但却没有做任何挽留我的尝试。
  托普斯打开了酒瓶，倒上酒：“上好的关国威士忌！　”——“苏格兰的。”——“是芝加哥产的约翰尼·沃克。”——“是苏格兰产的约翰尼·沃克。”他耸耸肩，哈哈一笑，我们碰杯。既不是芝加哥产的也不是苏格兰产的约翰尼·沃克，而是一种足以引起喉癌的自家产的实验品。“你有香烟吗，艾尔？　万宝路？　”我递上不带过滤嘴的骆驼烟。
  有人敲门。托普斯的兄弟们中的一个带来四个说话声尖得刺耳的、身穿长大衣的年轻女人。齐亚把桌子推到一边。
  塞拉菲娜给了那些女人一些塑料杯子。“这是英莎，”托普斯说，“艾拉、菲斯叶、斯拉娃，我的朋友，她们是一些热情的姑娘，非常热情。”她们还没脱下长大衣就给自己倒上了酒，好驱赶身体里的寒气，并且向我敬酒。“香烟，我需要一支香烟！　”香烟可以当付款手段用，这一点在旅行手册里是写着的，我的口袋里装满了香烟。又有人敲门：进来一个小提琴手、一个吹单簧管的和一个弹班卓琴的男人。
  我看了看那些女人的脸，那些经常喝太多的酒而且不懂得化妆的姑娘们的脸。有两个还算漂亮、丰满，有一头稠密的、黑得发蓝的头发。过不了多久，她们就会变得和塞拉菲娜或者街头的肥胖女人一个样子。那个小提琴手摘下帽子伸到我面前就再也不肯戴上。“巴克希斯！　”——“我不明白。”——“小费，钱。”他对我放进帽子里的钱数感到满意，于是把帽子放在桌子上，拿出琴弓，开始演奏。格利高里安敲着鼓。姑娘们把大衣扔到椅子上，身穿带图案的针织衫、套头衫和带褶的花裙子，围巾系在腰间，高举着手臂，踩着小碎步转着圈儿。从针织衫的网眼之间可以看到她们的乳厉绷在廉价的胸罩里。英莎瘦得可怕。那个吹单簧管的拿不定主意是该吹基辅、德里还是巴格达的风格。一种可笑的音乐。速度很快的风格大杂烩。艾拉让自己的上衣从肩膀滑落下来时的那种风情，全世界任何一个时装模特都无法相比。如果黑色也有深浅之分的话，那么她的眼睛就是最黑的。坐在吧台边上的男人们鼓掌叫好。围巾在空气中飞旋，搅散了缭绕的烟雾。地板上木拖鞋的踢踏声。小提琴声响彻整个房间，惟一的一个音符仿佛一只肥胖的无头苍蝇，忽而飞近、忽而飞远，最终累垮在自己的逃往之路上．然后是一片安静。托普斯抬起一只手：“你还想看更多的吗？　”——“想。”——“再来点儿巴克希斯。”他点燃四根我的香烟，递给姑娘们。到现在为止我还连一个裸露的胳膊肘都没看见。鼓点打出一种新的节奏，渐渐展开一支阿拉伯旋律：屏住呼吸，仿佛看见一个遥远的目标，但随后又远离这个目标，迷路一般进入东方踢踏舞的节奏。斯拉娃第一个褪掉了套头衫，她的头在脖颈上甩动，柔软的肚皮随着音乐的节奏颤动。男人们从喉咙里发出尖叫。艾拉把她的拖鞋踢到桌子底下，甩开了头发。英莎用手指打着响板，与鼓点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