的幻想”。奥斯伯特·西特威尔说她看上去像“一个超级的西班牙或奥地利公主”。
  1929　　年，当劳伦斯和奥托琳娜夫人在重修旧谊时他写信给她：“是的，我还记得
  你来苏塞克斯时的情景——你身穿紫色的丝绒衣裙，满身珠光宝气地走下四轮马车
  ——穿过草坪，向格雷汉姆的其它别墅走去，很遗憾的是，有些事情（在《恋爱中
  的女人》中劳伦斯对她有讽刺性的漫画！）从中作梗，使我们无法达到完美的和谐。”
  乔治·山塔亚纳来到加辛顿时，发现他的女主人穿着黄色的长统袜，吊袜带像马尔
  伏丽奥一样交叉着。西格弗瑞德·萨松在1916　　年碰见奥托琳娜夫人时，看到她浓
  妆艳抹，染着红发，他感到奇怪，为什么她要把自打扮成一个“摩登荡妇”。在30
  年代，史蒂芬·斯彭德常见她手执一根牧羊女孩的弯柄杖走过布隆姆斯伯瑞的大街，
  杖上用丝带系着几条狮子狗，当行人用好奇的目光盯着她看时，她还感到不解。当
  她知道斯彭德是个社会学家时就对他说，她很同情工人，甚至愿意去爱他们，只要
  他们不“这么盯着她看。”无论这些描写如何具有讥刺性，但它们都不如劳伦斯在
  《恋爱中的女人》中用赫米奥因·洛迪斯这个化名而对奥托琳娜·莫瑞尔刻划得那
  样尖刻。他在小说的开始部分中对她作了这样的描写：当她经过时，人们寂然无声，
  被她吸引，又感到惊异，想要笑，但由于某种原因，不敢出声。她那向上微抬的、
  颇有些罗塞蒂风度的苍白的长脸，像是作了麻醉，仿佛有一大堆奇怪的思想盘绕在
  里面的黑暗之中，而她却永远无法从中逃脱出来。”而且，劳伦斯在书中对她行为
  的刻划丝毫不比任何对她的描写更为仁慈。这就是劳伦斯在1916　　年为兰纳尼姆选
  择的女皇，而这样的描写仅仅是在他作出选择的一年之后。但在1915　　年，他们之
  间还是友好的，奥托琳娜和她的丈夫给了劳伦斯夫妇30　　镑作为去美国的旅费，并
  说服了肖伯纳加了五镑（向爱德华·马什要了10　　镑，借了20　　镑，另外平克又给
  了一些）。劳伦斯11　　月11　　日离开加辛顿时，奥托琳娜夫人送给一双德国靴子；
  还有策略地送给弗丽达一大束鲜花，并答应送些绣品给他们作墙壁的装饰。
  劳伦斯在对《虹》作出判决前两天到达了伦敦，但他是否出庭却没有记载，很
  可能他不在场。法庭要求发行人说明为什么他没有执行将劳伦斯的245　本已装订的
  和760　本未装订的小说销毁的决议。劳伦斯称此审判为“一次荒唐可笑的行径，是
  由‘国家净化协会’的赫顿博士和非国教组织挑起的”——显然他这里所指的是罗
  伯特·福曼·赫顿（1855—1934）这位引人注目的神学家，他不仅属于劳伦斯的家
  族所信奉的教会公理会，同时也属于劳伦斯当时生活的教区，汉普斯特德。
  在鲍尔街，净化协会的那帮人借律师赫伯特·G　·马斯克特之口发起攻击，马
  斯克斯是个资历不深的文学批评家，他以“警方专员”的身份出庭，他颇为自得地
  大声宣读了一些持异议的评论文摘，并陈述了他自己对《虹》的看法，声称“书中
  通篇充斥着淫秽的思想、观念和行为”。发行人申辩说，在他们的要求下，劳伦斯
  曾对手稿作过两次删节，但后来拒绝作进一步的合作，他们感到很遗憾，因为没有
  对原稿作更仔细的检查，同时还对这部小说的发行表示遗憾。检查官约翰·狄金森
  先生表示了同样的歉意，并补充说，当时在那些颇有名望的书检官和评论家表示异
  议时，就应该取消本书的出版计划。鲍尔街地方法院的登记薄上记录有约翰先生反
  对《虹》的裁决：“命令在7　天限期内（在扣留期间）如果没有申诉，将此书予以
  销毁——并罚款十畿尼（旧时英国金币，合21　　先令——译注）。
  “劳伦斯和《虹》受到攻击的真正原因，理查德·阿丁顿在1931　　年写道，
  “是因为他反对战争……他们可以随心所欲地对‘淫秽’大放厥词。’他在1941
  年的自传中重申了这一点。同时他在1952　　年的一封信中进一步说明：
  “是劳伦斯本人陈述了这样的观点，我在1952　　年听到如梅·辛克莱这样的同
  情者中在议论，认为这‘是一个事实’”。吉尔伯特·加农1915　　年在一篇发表在
  纽约《先驱》上的文章中谴责了由于“思想混乱，和可能因战争状态而加剧的歇斯
  底里”面对《虹》所进行的查禁。
  1915　　年秋天，不仅大型齐伯林飞机进行了首次空袭，英国在加利波利也遭到
  了军事上的失败。当时的海军大臣温斯顿·丘吉尔企图在东部第二战场，但没有成
  功。丘吉尔从阿斯奎斯内阁辞职的那天正好是《虹》开庭受审的日子。同一天，一
  个文坛名家奥古斯汀·比勒尔，当时的爱尔兰大臣，在布里斯托尔的一次演讲中说
  ：“他是一个在战争期间应该禁止创作的人。”当日“征兵困难”的消息引出了另
  一个不祥的消息：因为没有足够的未婚男子自愿应征，德比爵士扬言说要进行强迫
  征兵。就在这个时候，广告专家赫德利·列巴斯利用当时十分敏感的负疚心理进行
  征兵鼓动，广告牌咄咄逼人地向妇女们喊道：“你‘最好的孩子’穿上了卡其制服
  了吗……？　如果你的年轻人放弃了他对国皇和国家的责任，那么有一天他也会将你
  抛弃！”有关此战争的《官方历史》一书指出，那年秋天，乔弗雷和黑格在反攻中
  同样遭到失败，这次反攻“丝毫未使总局势有任何改观，滁了毫无意义地损失了大
  量的陆军之外——一无所获”。而像《虹》这样一部小说在这种时候发表显然是不
  合时宜的。小说中那位充满热情的厄索拉·布兰格温对她那个“最好的孩子”对战
  争的认真态度进行了嘲笑，“我最讨厌那些当兵的，他们全是些榆木脑袋”。
  在谈到销毁所有《虹》的存书时，新伦敦警察局的警方专员声称“1915年进行
  的审判完全是针对小说的淫秽内容，”但是，他并未提供对此案审判的全部记录，
  尽管这些记录不会清楚地反映审判是怎样悄悄地针对《虹》危害征兵的罪名而进行
  的。
  当时的一些记者也提出相似的疑问。11　　月20　　日的《新政治家》上登载了化
  名索罗门·伊格尔J　·C　·斯夸尔的文章，他怀疑劳伦斯是否“被德国的精神分析
  学家迷住了”。同一天，在《雅典娜神庙》上，科普体裁作家乔治·威谦·德·顿
  兹尔曼指出，《虹》反映了德国“唯物主义伪哲学”。正是因为受到这种伪哲学的
  影响，“使我们在对德国采取行动时缩手缩脚”。这位“德”·顿兹尔曼在他的指
  责中始终将《虹》和对条顿民族的唯物主义的吸收联系在一起，这一点也许与他自
  己的日耳曼背景相违背的：他的真名叫乔格·威勒姆·冯·顿兹尔曼。不管他的信
  论是否有助于英国的军政，但它确实对劳伦斯的抵毁起到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劳伦
  斯因病重而无法就业，而现在他连以笔耕糊口的机会都几乎没有了。因为由于他身
  上的双重污点，即书中的“淫秽”内容和他的亲德倾向（后者因他的德国妻子而加
  重），他成了一个大多数编辑和出版商都不敢问津的人物。
  劳伦斯的一些朋友，甚至是一些陌生人，试图为他进行辩护。凯瑟琳·卡斯威
  尔在《格拉斯先驱报上》对《虹》大加推崇，他因此而丢失了向这份杂志的投稿权
  达10　　年之久。约翰·德林克沃特，从拜伦维拉斯打来私人电话，奥立弗·路奇写
  来了信，他们均表示了同情，但都是在私下表示的，劳伦斯后来说阿诺德·班内特
  和梅·辛克莱曾发起过“温和的抗议”。路帕特·哈特·戴维斯在他有关休·沃尔
  普的一本书中说沃尔普“在一封抗议查禁的信上签了名”。甚至本来不太赏识劳伦
  斯的布隆姆斯伯瑞圈子里的人现在也都支持他，作家协会也答应给予帮助，尽管最
  终无所作为。
  唯一的实际行动来自菲利浦·莫瑞尔，他的妻子奥托琳娜当时还未被劳伦斯在
  《恋爱中的妇女》中作为辛辣讽刺的对象，11　　月8　日和12　　月1　日，莫瑞尔在国
  会提出责问，但每次他得到的只是内政大臣约翰·西蒙爵士含糊其辞的回答，约翰·
  西蒙其时正在蕴酿对付侵略者的绥靖政策，此政策后来在30　　年代得到了实行。他
  说，警方的行动是倒行公事，而作为被收缴了小说的发行人也赞同对小说一案的裁
  决。约翰爵士在结束11　　月18　　日的审理工作时就一位爱尔兰议员提出的有关是否
  存在一个官方对书刊检查程序这个问题作了否定的回答，并说：“我希望在文学事
  务方面永远不存在什么官方禁令”。
  当然，那些让他们感到不自在的书刊可以如此轻易地被除掉时，确实毋须什么
  官方的禁令”。
  莫瑞尔12　　月1　日提出的问题涉及到了查禁的合法性，但约翰·西蒙爵士却说，
  他认为劳伦斯并没有受到不公正的待遇。他解释：“法律的条款得到了严格的遵守。”
  但是他建议劳伦斯可以再准备一本小说被收缴，这样便可以保护这本书了。”在自
  由派和爱尔兰议员进一步暗示在审判过程中除了道德上的查禁之外还有政治上的原
  因时，辩论却草草收场了。约翰·西蒙解释说，对小说采取的行动是依照坎贝尔大
  臣的有关淫秽出版物的法案进行的，这一法案可追溯到1857　　年。
  艾弥尔·德拉芬尼的研究为我们了解有关《虹》的纠纷的法律背景提供了一些
  有趣的资料。他指出，官方没有将全部事实公布于众，“这与一般的警事法庭惯例
  绝然不同。”实际上，“现在有足够的事实可证明这完全不是一般的警事法庭淫秽
  案件，而是启案人企图通过一种异乎寻常的方式使之吸引公众的注意。”11　　月15
  日，出版商告诉作家协会主席说“考虑到我们公司的声誉，律师善意地建议我们上
  缴这些书，以免真的被收缴。”德拉芬尼教授相信，信中提到的律师并非是出版社
  方面的，而是警方的，即旺特纳先生文父子律师事务所，此事务所的主要合作者就
  是上文提到过的赫伯特·G　·马斯克特。
  另一封麦休恩写给作家协会的信件说，出版商将手头所有的《虹》的册子交给
  了检查官德雷珀。德雷珀告诉他们说案件将不进行公开审理，所以出版商们没有安
  排在法庭辩护。当审判程序公开进行时，他们感到十分惊讶。
  对《虹》的起诉使麦休恩的公司十分难堪，他希望劳伦斯和他的代理人平克没
  有向地方行政官提出裁决的请求。出版商们还劝阻克莱夫·贝尔——如前文已提到，
  在《虹》事件上，布隆姆斯伯瑞大部分人是站在劳伦斯一边的——让他不要撰文为
  劳伦斯辩护。
  亚历山大·麦休恩后来在1916　　年成了一位男爵。劳伦斯在1925　　年E　·D　·
  麦克唐纳为他编撰的第一版劳伦斯著作目录的前言中谈到了麦休恩：“麦休恩出版
  了此书，而在法官面前他为自己出版了这样一本不洁的文学作品差一点要痛哭流涕。
  他说他不知道他手里是这样的一本肮脏之作，是他的读者给他出了馊主意——这位
  现在已被封为爵士的绅士泣求道：“知罪，知罪！”劳伦斯又说：“雨没有什么比
  这个秋天的早晨更不洁和不舒服的时候了。”至少有一位劳伦斯的政界朋友（菲利
  浦·莫瑞尔）曾试图帮助他，除了克莱夫·贝尔徒劳的辩护之外，文学界相当沉默。
  或许，文坛的态度在约翰·高斯华斯给平克的信中得到了最好的解释。高斯华斯当
  时在英国文坛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而且被认为是一个思想开放的人。他的信首先
  发表在基思·萨加的《D　·H　·劳伦斯的艺术》一书上，这封信对《虹》的评价比
  他写给平克的另一封信（发表在H　·V　·马洛特所著的高斯华斯传记上）中对《儿
  子和情人》一书的批评还要严厉。高斯华斯在1915　　年可能意识到他是心怀恐惧的
  在高处俯视着劳伦斯。两年后，他见到了劳伦斯之后，他在他的日记中用恩赐的口
  吻称劳伦斯是个“乡村的天才，很有意思，但并非属于可以与我相处的那种类型的
  人”。高斯华斯的议论起码在一方面具有独到之处：他发现劳伦斯那双在其他人看
  来是充满了活力的眼睛，“没有活力”。劳伦斯在1925年回忆，高斯华斯“用非常
  平静和充满权威性的口吻”告诉他，《虹》作为艺术作品是一部失败之作。“劳伦
  斯注意到，年长作家的信口之言对他们自己的损害往往比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