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5　年；但是与其他女人一样，劳伦斯知道在他母亲有生之年，他无可能与她们建
  立持久的关系。
  与此同时，他也在发展他的社交生活和他在伦敦地区的交往。1910　　年2　月28
  日的一封信中有一段关于这个年轻人在艺术圈子里变得知名的有趣描写；信是写给
  德温特·伍德夫人的，那位雕塑家的妻子，他从克罗伊登给她写信。
  亲爱的伍德太太：
  非常抱歉我必须把票子寄还给你。承蒙你的好意将那些票寄来给我；我把它们
  寄回给你时，我自己觉得是一个浅俗的罪人。但我大病初愈，卧床已有数日，整日
  价望着窗旁流苏无休无止，使人伤心地在朦胧潮湿的天空中没有规律地舞动，要是
  明晚我真能坐在贝彻斯坦剧院里，那将是何等样的一椿乐事：但是遗憾的是，我不
  能屈时前去了。但你准会观众满座，所以我是微不足道的。我将在下一个星期六晚
  上去拜访你，向你面致我的谢意。
  你诚挚的D　．H　．劳伦斯当时，别一个有趣的社交对像是一个年轻的英国妇女
  葛雷丝·克劳福德，此人后来（1917　　年）成了克劳德·罗伐德·福雷瑟的妻子。
  这位英国的服装和舞台背景设计家在1912　　年正值他事业高峰时不幸夭折。葛雷丝·
  罗代德·福雷瑟的父亲T　．C　．克劳福德是布法罗·比尔的“西大荒”剧团的财务
  经理，密执安人，她父亲来自佛罗特，这一家人住在时髦的伦敦斯恰顿街，就在匹
  克迪利前面的梅费尔广场旁边。
  在她的自传《我青年时期的岁月》（IntheDaysofMyyouth）（1970　　年）
  中说她最初听说劳伦斯，是他的朋友埃兹拉·庞德与休佛和凡尔列特·亨特谈
  到他时，那时他们住在南小屋（后来道格拉斯·戈德林为休佛作传时用了此地名作
  为书名。）这位美国姑娘后来向庞德问起那个成为小学教师和诗人的煤矿工人的儿
  子，不久庞德就把他带到了克劳福德家喝茶。葛雷丝描述说，他是一个“长着稀疏
  的小胡子，头发梳理得很好，穿着笨重靴子的”年轻人，他表现出“一种与其说是
  腼腆还不如说是冷漠的神情”。克劳福德小姐很快就注意到了劳伦斯有一种幽默感，
  而庞德却没有。他与她成了好朋友，但他们的关系“一直是正规、客套的”，他们
  一直相互称呼为克劳福德小姐和劳伦斯先生。
  劳伦斯在那些日子里经常见到庞德，并还在肯星顿他的住处留宿过一夜，那一
  次是因他没赶上回克罗伊登的末班车。庞德记得劳伦斯睡在“一张可折叠的沙发上。”
  劳伦斯在年轻人有时打网球的日子去南小屋，庞德，葛雷丝·克劳福特，休佛和玛
  丽·马丁戴尔（休佛教妻的姐姐，他的妻子艾尔茜不肯与休佛离婚，要凡尔列特·
  亨特）劳伦斯从未与他们打过网球，虽然他经常乐于当记分员和捡球手，凡尔列特·
  亨特的母亲不欢喜休佛和庞德，她常常会把他们的网球鞋藏起来，他们便会在南小
  屋大吼大叫，想找她藏鞋的地方。劳伦斯作为一个旁观者对这藏网球鞋的小喜剧觉
  得很有趣。
  在给葛雷丝·克劳福德的一封信中，劳伦斯将庞德那段时间出现在休佛家的面
  貌作了描述：“总而言之，庞德的大卫科波菲尔式的卷发——也许你从未见过——
  像簇簇蓬草一样长在他耳朵上面——已经剪掉了。他的这种头发以前常让我想起一
  句俗语，“好酒店前毋须常春藤”（从前酒店前常用常春藤来作广告招牌——译注）。
  4　个月前他常执着的他曾祖父的那根乌黑发亮的，与他下颏的轮廓很相配的手杖，
  现在已被一根桃红色的所取代。他穿一件深色的棉布衬衫，没有穿背心，也没戴那
  顶巴拿马草帽。”他就是穿着这样衣服还戴着一只天兰色的耳环，出现在克劳福德
  家。那位老克劳福德，据他女儿讲平日还是很有忍耐性的，这次也变得很生气，并
  建议她中断与庞德的友谊，这就是后来在1910　　年12　　月出现的那一幕，她去了罗
  马。
  她的欧洲大陆之行也削弱了她与劳伦斯的友谊。在8　月4　日从林恩·克劳夫特
  写给她的一封信中，他告诉了她，他的父亲是一个煤矿工人，这一点，实际上早在
  认识他之前她就知道了。他也对她讲述了家里的情况：
  我的母亲是一个身材短小，头发灰白的人，常紧闭着嘴，她正在阅读福楼拜的
  《情感教育》，并时常带着一种表示异议的严肃神情。我的父亲不在家，用从我这
  里要去的一点点工钱去喝一点点啤酒。我的妹妹埃达，身体高而苗条，23　　岁，与
  她的情人骑车去诺丁汉看戏了。我有一位已婚的兄长和已婚的姐姐——他们不能包
  括在内。
  在7　月南小屋一次文人聚会以后，劳伦斯说他情愿“休佛当时没有把他作为一
  个天才介绍给大家”。他这时已经完成了《侵入者》的草稿，休佛显然将他的手稿
  带到了德国。威廉·海因曼想看这本《侵入者》，他在下一年的年初出版了《白孔
  雀》。劳伦斯写完了西格蒙的自杀以后，对葛雷斯·克劳福德说：“很感激你从来
  没有绞死你的英雄。这在你的脖子上留下了一种令人窒息的不舒服感觉和死亡的孤
  独一一在横隔膜之下。”休佛读了手稿以后并不欢喜。这里显然没什么关系，因为
  劳伦斯不管怎样已经向海伦·考克保证，如果她不满意，他就不会让《侵入者》发
  表。正如我们所知道的，在征得她的同意之后，《侵入者》在1912　　年由达华斯而
  不是海因曼出版。
  劳伦斯的社交生活不仅限于伦敦的知识的艺术圈子；如前面所述，他还与中西
  部地区的许多人保持密切的关系，当他回到家里，他是霍普金的社交讨论和国家一
  些社会改革领导人物聚会的积极参加者。正如威廉·霍普金的女儿，艾妮德·希尔
  顿夫人在一封信中回忆的：“每个星期天晚上是聚会日，当我的母亲给大家端来极
  好的“快餐”时，我们听音乐，交谈，朗读或谈笑取乐。菲利浦·斯诺敦，比艾切
  丝和悉尼·韦伯，以及其他一些“先进”群体的人物经常来我家作客，劳伦斯常与
  他们见面。他是一个沉默的听众或是一个言辞激烈的领头发言人。”这时候的劳伦
  斯留着胳腮胡子并习惯于戴着一只很高的领子。在一头金褐色的头发下，他的脸庞
  总是显得苍白削瘦，脸上是一双深沉有神的眼睛。当谈到激动的时候，他常常舞动
  双手，我还记得他的老习惯，就是用右拳狠狠地击在左手掌中。
  劳伦斯对这些讨论会的贡献之一是他的论文《艺术和个体》，很可能在克罗伊
  登和伊斯渥的社团中朗读过这篇文章。此文在开始时指出，那些想参加这样聚会的
  人是“持着把我们的社会改革得更加完善，使我们自己成为更加完美的公民——共
  产主义者——也未尝不可——这样的观点来讨论社会问题的。”但是在谈论过社会
  主义的好处的轻松话题以后，劳伦斯便述及了他真正的话题：艺术，并开始对当时
  在英国教育法领域颇为流行的赫伯特的分类法进行了批判性的分析。
  社会主义本身从未真真吸引过劳伦斯。他在1910　　年8　月24　　日写信给威廉·
  霍普金，“我好像完全和那些过去的‘进步’帮派失去了联系：在克罗伊登的社会
  主义者很愚庸，费边分子是那样的浅薄。”然而，他年轻时的家庭周围的大部份朋
  友都是社会主义者：霍普金一家便一直是如此，而吉西·钱伯斯，露易·伯洛斯和
  海伦·考克至少有一段时间是，她们都有一些“先进的”观点。还有艾丽丝·戴克
  斯，她是《儿子和情人》中的克拉拉·道斯——妇女参政倡导者和社会主义者——
  的模特儿之一。
  道斯夫人，一个朱诺般容貌的人，从外貌上看更像露易·伯洛斯和劳伦斯后来
  的妻子，而不太像戴克斯夫人，她是一个娇小的女人。但从气质上看，克拉拉·道
  斯与艾丽斯·戴克斯有更多相同之处。
  艾丽丝嫁给了一个药剂师，叫亨利·戴克斯，他在伊渥定居下来，后来成了一
  个神秘主义者；1912　　年他们迁居到附近的曼斯费尔德。亨利·戴克斯在举止和他
  的业务经营上很保守，在店里，他总是呆板地经营些一成不变的药品，直到他的妻
  子后来引进了一些较为“花俏”的商品，如梳子、刷子和化妆用品等等。村里的孩
  子对药店有一种惊恐的好奇心，因为门边的凳子上放着一大罐医用蚂蟥。尽管大家
  对这些蠕动着的小动物没有好感，但亨利·戴克斯却还是将它们放置在店里，因为
  许多矿工还是相信放血疗法的老方法；但最后，他的妻子说服了他，终于将那些蚂
  蟥放到了不引人注意的地方。
  艾尼德·霍普金·希尔顿为此书提供了有关艾丽丝·戴克斯概貌，和这个对劳
  伦斯的生活和创作都极为重要的女人许多情况，以及《儿子和情人》中的伊斯渥的
  许多情况：
  艾丽斯·戴克斯和我的母亲比她们所处的时代都要先进好些年（这也是她们吸
  引D　．H　．劳伦斯的一个方面），她们两人都读过很多书，服饰，思想和家庭装饰
  很“时髦”艾丽丝几乎毫不受其时代的约束……她反对她那一代人的“混乱”的一
  方面表现在她拒绝在她家里放置一切不需要的物品。她的家里没有什么画，只有一
  块小地毯，没有日积月累的小摆设，没有色彩艳丽的装饰品，而只有许多放置整齐
  的书藉。家俱的质量很好，是当时时髦的橡木制品，实在而不带花饰。在钟下没有
  小垫子和饼干罐头，没有“悬挂物”。
  地扳上铺的是亚麻油毯和抛光木板，这反映了艾丽丝的性格特征——明了，直
  率，思想和行为都有条不紊，直截了当……她和我母亲一起为妇女的事务工作，我
  记得她们曾被召集去参加诺丁汉市的“会议”。我们挥舞着绿色的，紫色的和白色
  的小旗，那些演说者们，潘克赫斯特兄弟，安妮·肯尼和其他一些我已忘记了他们
  名字的人——和我们一起回家，在我们家里逗留，讨论进行到深夜，很激烈，但气
  氛是友好并且是比较欢快的……他们在我们的小镇上举行会议，大家热情都很高，
  有许多争论和一些有效的结果。科尔·哈代和我们住在一起，还有兰姆色·麦克唐
  纳，菲利普·斯诺敦，爱德华·卡平特，玛格丽特·邦德弗尔——和许多其他人，
  母亲是个欢喜忙碌的女主人，我们家每个星期天晚上都“开放”，许多村里人都鱼
  贯而入，家里谈论更加热烈，音乐、食物和讨论也更加多？　。艾丽丝·戴克斯的观
  点几乎是极端的，渐渐地她成了这个地区的知名人士，人们在遇到麻烦时常去找她，
  所有社团的慈善事业，如儿童养育协会，地方的健康保险等等都由她发起和创始。
  她也成功地改进了学校的制度，一种新型的现代学校由此产生。艾丽丝·戴克斯是
  我所遇见的人中最善良的一个，但她同辈的大部分男人都对她敬而远之。她代表了
  一种激进的力量，用一种生硬和无法使人理解的方式将未来强行压挤到现实之中，
  她可能，事实上也是，对他们的观点和明哲之言提出异议，并且她敢于自以为是—
  —经常如此，所以我的父亲，我觉得，常下意识地担心她的性格和相似会影响我的
  母亲和我。像大多数的改革者那样他可以改变整个世界，但又希望他的家乡不受触
  及。
  希尔顿夫人还说，“这个小社团在大罢工和工潮之前以在维多利亚时代和波尔
  战争之后令人惊异地充满生机而且富裕。在那个西部城市，英格兰几乎重新像我们
  这样的团体组成，他们是指向未来的先锋，他们的许诺还未得到实现。
  劳伦斯的作品继续在《英文周刊》上登载，此刊物的1910　　年2　月版发表了他
  的短篇小说《鹅市》，在4　月和10　　月版上刊登了他的一些诗。奥斯订·哈里森是
  当时的编辑，另有一个从外交界退役的官员作助手，他是一个动物学家，很有才智，
  是一个业余的古典文学研究者，叫诺曼·道格拉斯，其祖先是苏格兰和奥地利的混
  血。
  在劳伦斯以后的全部生活中，道格拉斯是一个有害的朋友。他在劳伦斯去世后
  的自传中（《回顾》），称他是“一个具有明显的清教徒学识的有才气的乡下人，”
  他“有时给《英文周刊》杂志社投寄几篇用他那完美漂亮的书法书写的诸如《普鲁
  士军官》之类的短篇小说。这些小说为了在杂志上发表必须删减篇幅，因为它们往
  往过于冗长，我就是负责从事这种讨厌的工作。”道格拉斯坚持道：“那种盛行的
  认为劳伦斯是个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