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 节
作者:上访不如上网      更新:2021-02-17 04:10      字数:5157
  大贡献,却使人们永远铭记心中,思慕怀念。人们为了纪念他,凡是他当年
  游览过的山水,宝船停泊的港口,军队驻守的地方,都作为名胜古迹、游览
  胜地。在国内,有南京的龙湾和天妃宫、静海寺,太仓的刘家港,福建泉州
  的行香碑记,长乐的十里洋街、三宝岩、天妃宫……;在国外,在今日的南
  洋诸岛,著名的有马六甲的三宝城、三宝井,印尼爪哇的重要商埠三宝垅,
  泰国的三宝庙和三宝塔;在锡兰,至今还屹立着当年郑和树立的布施佛寺碑。
  这些名胜古迹都以“三宝”命名,为的是表示对这位和平使者、伟大的航海
  家三宝太监永恒的纪念。这也是中国人民和东南亚各国人民友好往来的历史
  见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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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东林党与魏忠贤的斗争
  明朝自从嘉靖、万历以来,随着社会矛盾的加深,统治阶级内部不同政
  治集团之间的矛盾也达到白热化的程度。这种激烈的矛盾严重干扰了国家的
  政治经济和军事生活,给人民群众带来了深重的灾难。
  不过,嘉靖朝官僚集团之间的斗争虽然激烈,还没有形成固定的门户。
  到了万历朝,各派官僚集团的政治权力和经济利益的利害冲突发展到了高
  峰,因而统治阶级内部的矛盾斗争更为尖锐复杂,党争也就更加激烈。他们
  联帮结派,势同水火,激烈的斗争一直持续到明王朝覆亡时为止。
  大约自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前后起,朝臣中的两派斗争进一步激烈,
  逐渐各自形成了不同名目的党。另外,角斗的参加者中,还有越来越多的被
  罢免的官吏,这也是当时双方斗争较前更为激烈的一个反映。两派斗争一般
  分为东林党和邪党。
  东林党是正直派的名称,这一名称的取得与顾宪成有密切关系。
  顾宪成,字叔时,无锡人,嘉靖二十九年 (1550年)生。万历八年考中
  进士,进入吏部当官。他一进入仕途,即对朝政极为关心。顾宪成不仅关心
  朝政,而且为人正直,敢言直谏,对于权贵超出规范任意行事作恶多端的做
  法不肯容忍。万历九年(1581年)六月,首辅张居正生病,朝廷亲自出面为
  他到泰山祈神保佑,顾宪成认为这样做违反了国家规定,坚决不同意,当面
  向张居正陈述反对态度。万历二十一年(1593年)京察,吏部尚书孙■把有
  关系的官统统裁去,顾宪成当时任吏部考功员外郎,在其中也起了一定的作
  用。
  顾宪成不阿权贵,因而仕途很不顺利。万历十五年(1587年),被贬为
  桂阳州判官。不久,回京重新到吏部任职。万历二十二年(1594年)更由吏
  部文选郎中降杂职,很快又被革职为民。他第二次被降谪,是因推举阁臣得
  罪了明神宗。当时首辅王锡爵将要退政,顾宪成与吏部尚书陈有年、侍郎越
  参鲁、盛讷等将明神宗讨厌的王家屏推举为首辅候选人。加之明神宗对名单
  中的其他一些人也有看法,因而对顾宪成很不满意,下令重新推选。于是吏
  部另将有关人员写入名单推上。明神宗看后仍不满意,特别是发现王家屏仍
  然列名其中,更为生气。顾宪成又被降为杂职,接着又被削职为民。
  顾宪成罢官后家居。家乡原有东林书院,乃宋朝理学家杨时讲学的地方。
  顾宪成和弟弟顾允成在万历三十二年重修了东林书院,并与高攀龙等人一起
  在这儿讲学。他们都是为人正直、遭打击排挤而被罢官的人。顾宪成与其共
  同“讲学”者,都是虽处逆境,但不忘关心朝政大事的人,这个书院里的一
  副对联是:风声、雨声、读书声、声声入耳;家事、国事、天下事,事事关
  心。”他们在“讲习之余,往往评论朝政、评价政治人物。这样一来,使东
  林书院形成一个舆论中心,对朝臣发生不小的影响,许多当朝官员都听从他
  们的意见。由此,东林书院的名气越来越大。朝廷内外的正直的一派士大夫,
  便逐渐被政敌称为东林党。
  为了与东林党相抗衡,邪派势力则形成了宣、昆、齐楚、浙等党。这是
  以沈一贯的追随者为基础,逐步扩大成员而形成的。宣党首领为汤宾尹,宣
  城人,字嘉宾,万历二十二年 ( 1594年)中举,万历二十三年 ( 1595年)
  中进士,授翰林院编修的官职,善于写作,许多重要诏令都是他起草的。昆
  党首领为顾天峻,昆山人,字升伯,万历二十年 ( 1592年)中进士,授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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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修的官职。汤宾尹和顾于峻都爱议论“天下安危大计”,他们各自拉拢党羽
  爪牙,干预时政,被分别称为宣党和昆党。另外的齐、楚、浙三党是科道官
  按籍贯形成的集团。宣、昆、齐、楚、浙这些政治小集团虽然彼此之间时常
  也有些矛盾斗争,但他们在对待东林党的态度上都是一致的,都卖力地攻击
  东林党人,把东林党看成自己的大敌。
  两派形成不同名目的集团之后,相互间以空前的激烈程度进行了一系列
  斗争,其中重要的包括王元翰案、淮抚李三才之争、辛亥京察、荆熊相争、
  韩敬科场案、李朴事件等。之后还有三案之争。到明末,魏忠贤专政以后,
  邪党投靠魏忠贤,继续打击东林党。
  李三才,宇道甫,顺天通州人。万历二年 (1574年)进士,曾任山东司
  道,当官的时候很有政绩。万历二十七年(1599年)总督漕运,巡抚凤阳诸
  府。当时矿监税使横行霸道。李三才与之作斗争。官衔屡加至户部尚书。另
  外,当沈一贯当权之时,他还经常上疏攻击沈一贯的错误,因此,朝中的邪
  派官僚对他“恨之刺骨”,而比较正直的士大夫对他多起好感。创办东林书
  院的顾宪成与李三才交往颇多。万历三十二年(1604年)8月,顾宪成曾专
  程赴淮安,找李三才商讨政事;万历三十五年(1607年)七月,李三才曾上
  疏建议朝廷重新启用那些曾被罢免的官员。其意图就是为了给顾宪成等人创
  造东山再起的机会。李三才为什么能得到顾宪成的信任呢?其原因之一即在
  于他善于玩弄手腕。
  关于李三才的争论,发生在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至三十八年(1610
  年)。当时李三才在淮任职已久,屡次被提名出任都御史掌管都察院,不久
  又建议他入内阁掌握朝政。这使邪恶派的官僚甚为不快,而且他们推测倘对
  李三才加以攻击,那么东林党肯定会救他,这样就可以把他们一网打尽。于
  是便上疏弹劾李三才,挑起了一场争论。首先发难的是浙江定海人、沈一贯
  的亲戚、工部郎中邵辅忠。万历三十七年(1609年)十二月,他参论李三才
  “大奸似忠,大诈似直,是个贪婪而虚伪的小人。”万历三十八年(1610年)
  正月,其同伙浙江道御史徐兆魁上疏继续攻击李三才。给事中马从龙、御史
  董兆舒等相继上疏为李三才辩。大学士叶向高上言:李三才已经呆在家里等
  着发落,为漕政计,应速走去留。对于上述奏疏,明神宗一概不作答。不久,
  邪恶派御史刘国缙、乔应甲,给事中王绍徽、徐绍吉、周永春、姚宗文等,
  又连章弹劾李三才;而与之相对立的给事中胡忻、曹于汴等,则针锋相对地
  为李三才辩护。在朝中争论不下的时候,身居家乡的顾宪成也参加了进来。
  他写信给大学士叶向高,又写信给吏部尚书孙丕扬,为李三才辩护。可惜顾
  宪成这回帮了个倒忙,邪派官员认为朝政不能由罢了官的顾宪成所左右,李
  三才只好自己辞职。
  关于李三才的争论,加深了士大夫中两派党争的对立情绪,从此南北党
  争,更加难以解决了。
  党争的尖锐化是从万历朝的“争国本”开始的。
  明神宗朱翊钧的皇后无子,王恭妃于万历十年(1582)生下朱常洛,郑
  贵妃于万历十四年 (1586)生下朱常洵。明神宗喜欢朱常洵想立他为太子。
  但是,当时的一些大臣根据封建宗法制度的原则,屡次上书请立皇长子常洛
  为太子。神宗意在常洵,对册立太子的事一再推托延迟。于是,舆论蜂起。
  这个问题争了15年,一直到万历二十九年 (1601年),神宗才册立朱常洛
  为太子。封建地主阶级认为太子乃“天下之本”,所以把这一场争吵叫做“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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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国本”。在激烈的斗争中,各党都利用“京察”的机会作为排挤打击对立派
  的手段。所谓“京察”,原是明朝政府考核京官的制度,规定6年考核1次。
  在京察中,根据官员的政绩、品行,分别给予升任、降调或罢官等奖惩。凡
  是在京察中被罢官的,终身不复起用。因而,各党都恨不能置对方于被罢官
  的境地。京察时主持察典的是吏部尚书、都察院左都御史、吏科都给事中、
  河南道御史和吏部文选郎中,因此,这几个职位就成为各党激烈争夺的中心。
  万历三十三年 (1605),东林党人都御史温纯和吏部侍郎杨时乔主持京
  察,浙党官员钱梦■、钟兆斗等受贬谪。浙党首领,首辅沈一贯大怒,搬出
  明神宗,深责主持的官员,并扣留京察的奏疏不发。万历三十九年(1611),
  秦党孙丕扬主待北京京察,东林党的官员与他联合,借以驱逐齐、楚、浙、
  宣、昆诸党,而南京的京察却为齐、楚、浙党主持,东林党人大受斥逐。万
  历四十五年 (1617),浙党主持京察,为报复三十九年的京察,东林党人一
  时被驱逐得几乎一干二净。天启三年(1623),东林党人主察,则又反过来
  大事报复。京察就这样成了各党排斥异己,打击政敌的最好机会。
  万历末年,各方面的矛盾更加激烈,社会危机正在加深。东林党人目睹
  政治的腐败,要求改革弊政,缓和日益尖锐、势将危及封建统治的阶级矛盾。
  他们在位时敢于弹劾执政大臣,乃至上书皇帝,直言不讳地批评朝政弊病;
  削籍闲居时,则通过“清议”的方式,发表政治主张,议论朝政得失。东林
  党首领顾宪成认为士大夫应该关心朝廷,关心民生,关心世道。翰林院检讨
  姚希孟,也是东林党人,反对滥征商税,他上奏疏说,朝廷滥征滥派,使财
  赋根本之地“十室九空”,若不减轻人民的负担,势必要招致大水冲溃堤防
  一样的危险。明神宗贪婪成性,为了搜刮财赋,他派出许多矿监,税监,到
  处欺压百姓,为非作歹。东林党人李三才担任佥都御史总督漕运、巡抚凤阳
  诸府期间,就曾揭发税监陈增的罪恶,并且冒犯天颜,上疏批评神宗说:“陛
  下爱珠玉,百姓也想温饱;陛下爱子孙,百姓也恋妻儿。那为什么陛下你要
  拼命地聚敛财宝,而不让小民满足一升一斗之需要呢?为什么你要延福万
  年,而不让小民享受朝夕之欢乐呢?”他要求神宗罢天下矿税监,并指出利
  害关系说,如果固执不改,“一旦众叛土崩,小民皆为敌国,万一天下大乱,
  到那时,陛下凄然独处,即使黄金盈箱,明珠填屋,谁为你守呢?”
  东林党反对矿监税使反映了工商业者要求限制封建掠夺的呼声,对资本
  主义萌芽起了一定的保护作用。
  东林党人的这些言行和政治见解,虽然赢得社会广大阶层的同情和支
  持,但却不能为腐朽昏愦的皇帝所采纳,而且引起了反动官僚集团的憎恶。
  所以,不仅他们的改革希望象梦幻一样地破灭,还招来了日后宦官勾结反对
  派对他们进行残酷无情的迫害。
  明末党争的焦点除上面所说的争“国本”外,还有“三案”,即“梃击
  案”、“红丸案”和“移宫案”。这三案都是围绕争夺皇位继承权开展的。
  是朱常洵为争得太子地位进行的最后努力。
  万历四十三年 (1615)五月初四日傍晚,有一个不知姓名的男子,手持
  枣木棍,闯进大子朱常洛居住的慈庆宫,打伤守门太监,直至大殿檐下才被
  内侍擒住。浙党巡城御史刘廷元审问后奏称:犯人张差,蓟州人,语无伦次,
  是个疯子,后来又经两浙党官员审问,结果和初审完全一样。于是,便准备
  按疯颠结案。当时朝廷内外的多数官员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