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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然后，皇上帝特赐给他一口宝剑和一颗印玺。上帝的长子，也就是其哥救世主耶酥教他如何用宝剑斩妖魔，印玺则是震服邪神的宝物。最后，皇上帝命洪秀全下凡人间做太平天王，救世诛妖。
  太平天国起义前夕，洪秀全等又利用当地所谓鬼神附体的迷信方式，宣传有一个拜上帝会会员临死时鼓乐之声由天而降，被天使迎入天堂，不久，这一拜上帝会员的神灵附于一名幼童身上。这个幼童忽然神情昏迷，口中念念有词“三八二一，禾乃玉食，人坐一土，作尔民极。”“三八二一”隐“洪”
  字：“禾乃玉食”隐“秀”字：“人坐一土”隐“全”字；四句联起来的意思就是：“洪秀全当作你们的君王”。
  洪秀全编造的这一承上帝之命，下凡诛妖的故事，虽是荒诞不经的神话，但当时广大群众，热切地希望改变受苦受难的生活，因此，幻想能有一个真命天子出世，铲除人间不平。洪秀全利用人们这一心理的要求，掀起太平天国农民运动。
  历史研究也多在揣摩研究中，从事物的两种定性结果里考证事物的真相所在。
  比如，汉末，曹操在赤壁之战中为什么兵败？原因一直不明。公元208年（建安十三年）曹军确实兵败赤壁，然而一千多年来对其败因的评说，以“火烧论”为多见。近几年来有学者对“火烧论”提出质疑，认为曹操败北的主要原因是疾病。“疾病论”不是没有道理的。史料中这方面的记载不少。
  西晋陈寿所著的《三国志》中有这样的记述：“十三年？？秋七月，公南征刘表？？至赤壁，与备战，不利。于是大疫，吏士多死者乃引军还。”（《三国志。魏书。武帝传》）“先王遣诸葛亮自结于孙权。权遣周瑜、程普等水军数万，与先王并力，与曹公战于赤壁，大破之，焚其舟船。先王与吴军水陆并进，追至南郡，时又疾疫，北军多死，曹军引归。”（《三国志。蜀书。先王传》）
  “瑜、普为左右督，各领数万人，与权俱进，遇于赤壁，大破曹公军。
  公烧其余船引退，士卒饥疫，死者大半。“（《三国志。吴书。吴主传》）
  关于曹军疫病流行的时机，《三国志》似乎未交待清楚。《资治通鉴》上说的十分明白。
  “？？进，与曹操遇于赤壁，时曹军众已有疾疫。初一交战，操军不利，引次江北。”（《资治通鉴。汉献帝建安十三年》卷六十五）。可见曹军患病是在赤壁之战之前。
  赤壁之战之后，曹操给孙权写信，对这次战败颇不服气。信中说：“赤壁之役，值有疾病，孤烧船自退，俾周瑜虚获此名。”（《曹操与孙权书》）
  当代历史学家翦伯赞也认为，曹操败北的原因是“曹操远道疲惫，军中又流行时疫，战斗力不强。”
  可以认为曹操若不是遇到大障碍，是决不会轻易“自退”的。也决不可能随便“引军还”的。曹操兵败赤壁，除了军事方面的原因，疾病流行可以说是一个重要的原因。
  由此可知，许多科学研究，历史考证的结论也是在对立事态的揣摩中得出结论的。
  “揣摩术”就是通过别人表现出来的情况去了解他们掩饰的情况。摩是揣的一种方法。揣摩之后内部就有反应，这叫内符。揣摩最难，必须选择适当的时机，揣摩要趁对方特别高兴的时候，去使他狂热，于是无法掩饰内心的想法，从而揣出他的真情；或者趁对方特别恐惧的时候，去加重他们的恐惧，使其不能自持，于是露出实意。情绪在心里变动，必然要表现在外边，所以可以通过人的外表看到的情况来判断内心的活动。揣摩的方法很多，可用和平进攻，可用正义责难，可用奉承讨好，可用愤怒刺激，可用名望威吓，可用行动逼迫，可用廉洁感化，可用信义说服，可用利益诱惑，可用谦卑欺骗。
  东汉初年，汉明帝派大将军窦固率领大军西进攻打匈奴，班超也随军效力，为联络西域诸国共同对付匈奴，窦固派班超为使者到西域去。
  班超一行36　人，历尽千辛万苦，首先来到鄯善。开始几天，鄯善王对他们态度很友好，不几天就变得冷淡了。班超猜想，一定是匈奴的使者前来施加压力，迫使鄯善王不敢接近汉朝的使者。恰巧鄯善王的侍者来访，班超故作已知道地问：“匈奴的使者来几天了？住在什么地方？”这件事本该是瞒着班超等人的，经班超这么一问，竞把鄯善王的侍者给唬住了，他只好说了实话：“他们已经到了三天，驻地离这里有三十里。”
  班超立即把这个侍者扣留起来，召集三十六个随从人员商议对策，对他们说：“我们来到西域，无非是想立功报国。现在匈奴使者才到几天，鄯善王的态度就变了。如果他把我们抓起来，送给匈奴人，我们的尸骨也不能回乡了。你们看怎么办？”
  大家都说：“如今到了紧要关头我们听您的。”班超说：“不入虎穴焉得虎子。现在只有一个办法，趁着黑夜对匈奴人发动火攻，使他们摸不清咱们有多少人，他们一乱，咱们就能把他们全部收拾掉，消灭匈奴的使者，鄯善王才会对汉朝友好。”大家异口同声表示赞同。
  到了黑夜，班超率领着36　个壮士偷袭匈奴使者的营地，他让10　个人擂鼓呐喊，制造声势其余的人放火烧帐，冲杀进去。一时间，匈奴营帐大火熊熊，鼓声、喊杀声响成一片。匈奴人从梦中惊醒，到处逃窜，大都作了班超等人的刀下之鬼。
  战斗结束后，班超派人把鄯善王请来，叫他看匈奴使者的首级，鄯善王被吓得面如土色。班超乘机劝他与汉朝建立友善关系，鄯善王连连点头称是。
  为了表示诚意，鄯善王还把自己的儿子送到洛阳去做人质。
  班超把这一事件的经过报告给窦固，窦固很高兴，并替班超向朝廷请功。
  于是班超被升为军司马，继续承担联络西域诸国的重任。
  班超智勇双全，随机应变，通过鄯善王外表的变化，来判断其内心活动，用火攻的办法消灭匈奴使者，促使鄯善国与汉朝友好。
  统治者要发布政策也应赢得百姓之心，即审时度势，征服大众。清朝康熙年间曾经下令禁止吸烟。烟不是指鸦片，而是指烟草。
  烟草，于17　世纪中叶开始从吕宋（今菲律宾）传入中国，便引起有识之士的忧虑，当时的名医张介宾曾在《景岳全书》中慨叹说：“（烟草）自古未闻也，近自我万历时始出于闽广之间，自后吴楚间皆有种植烟草矣！”从此，它就像恶雾毒瘴，蔓延四方，危害着千百万中国人的身心健康。到崇祯未年，竟至“三尺童子，莫不食烟”，更有甚者，“虽青闺稚女，金管锦囊（烟管烟袋）与镜奁牙尺并陈矣”。一时间，男女老幼，皆当“瘾君子”，情况令人怵目惊心。
  到了康熙年间，吸烟现象更是“蔚然成风”，朝野之中，不论臣民，不分妇孺，许多人常是烟筒不离身，任情地吞云吐雾，并以能有一杆称心如意的烟筒为雅，故时人流传着这样的话：“烟筒杆，木不如竹，玉、象嘴，不如铜。”对此，康熙皇帝深为忧虑，他认为：“最可恶的是吃烟，烟这个东西最能耗人精气，不光我不吃，就是前朝的老皇帝也是不吃的。”因此他决定，采取果断措施，先从朝中大臣开始，继而在全国范围内，开展戒烟，禁烟活动。
  在一次早朝之时，康熙选定素有“烟袋大臣”之称的史贻直和陈元海二人作戒烟试验。康熙当众给他俩每人赏赐水晶烟管一支，并命其公开作抽烟表演。二人受宠若惊，当即兴致勃勃，遵旨装烟点火。谁知，他们才吸一口，便见烟火沿着透明的水晶烟管直往上冒，还发着辟辟啪啪的响声，直至唇边声仍不断。在场臣子，无不惊呆，顿悟康熙用意；史、陈二人，更是深知皇上的苦心了，自此一改陋习，戒掉了烟癖。此举成功，康熙便下御旨，传谕全国官吏军民，禁止种烟吸烟，结果吸烟之风大敛。
  康熙禁烟之法，正是最高统治者掌握了天下民心趋向，揣摩国精，出奇制胜，妙法惊人，而获得了成功。
  又如到德国去的中国人，大都在法兰克福机场下飞机，然后乘汽车或火车前往目的地。火车站就在机场下面，有电梯相通，给由飞机换乘火车的旅客带来了极大的方便。
  在西欧国家，许多飞机场都是与火车站连接在一起的，于是人们又创造了一个新名词“机场火车站”。例如在法国，旅客己不知道自己究竟是在飞机场还是在火车站，两种不同交通系统已完全融为一整体。
  同其他欧洲国家相比，德国机场与火车站融合的建设方面还处于落后状态。因此，德国航空港协会要求迅速补上这重要的一课。在法兰克福机场火车站，乘火车去赶飞机的旅客人数比例还不算高。T993　年的3200　万飞机乘客中，只有29％在此转乘火车，而乘自家小汽车的多达53。4％，使用出租小汽车的占11。6％，使用租车的约占2。7％，使用公共汽车的占3。2％，但在慕尼黑新机场，42％的赶飞机的乘客，乘火车去机场，乘小汽车的只占40％。
  德国航空港协会干事长尼罗比施强调，“飞机场的目标必须是，让旅客总量的分布继续向公共交通倾斜，而在所有机场建设富有吸引力的公共交通系统，将使拥挤不堪的公路交通转向铁路，并大大减轻汽车带来的环境污染。”为此，德国交通部门计划在科隆/波恩机场建立火车站，使该机场同高速铁路线相连。航空协会预计，这一计划有可能在2000　年实现。
  建设机场火车站也是空中交通量不断增加的需要。据航空港协会统计，今年第一季度德国各国际机场运送的旅客超过2000　万人次，比去年同期增长5。3％，飞机起降次数增加3。1％。
  在欧洲，瑞士在机场火车站交通基础设施方面处于领先地位。瑞士的机场火车站还为进出境旅客备有旅馆。行李托运也是飞机铁路联运，不用旅客操心。
  在企业活动中，“摩意”术更是必要，只有摸清市场的需求，员工和顾客的不同心理才能成功。
  新加坡南益集团的创始人李光前对于聘用新员工极为重视。一是经人介绍，二是严格考试，取用学校推荐的前十名，而且两年期满后才正式录用。
  而后很少有员工半途而废，其关键是李光前采用理想的“钓人”之术。
  李光前一开始就采取终身雇佣制。公司尽力照顾员工的医药教育等福利。并有优厚的年终分红，退休后每月又有半个月的退休金。公司每年抽出20％的盈利作为该公司职员的年终分红。1950　年南益集团获利逾5000　万元，因而年终分红就达100　多万元。有的分公司职员领到等于他们3—5　年月薪总量的年终分红，少则也有数月月薪的分红。但当该单位转亏为盈时，须从该年度应分发给职员的花红额中扣除以前预先分发的花红数，剩余的是该年可以分发的实际金额。由于集团的利益和职员的切身利益直接挂钩，职员对集团都有一种归属感，工作干劲十足。即使节假日加班加点也毫无怨言。
  南益集团从1951　年开始就实行“保养金”制度。规定员工每月均从薪金中扣出5％，而集团付出该员工月薪的10％，存入银行的特别户，后转入各员工的名下，使员工在退休后的生活有保障。
  南益集团还制定了“居者有其屋”的计划，使每一位职员都拥有自己的房屋。集团以无息贷款的方式，把约3　年的薪金总额借给职员购买房屋，房契的业主是集团。而在每年的年终花红中，将该职员的花红的一半作为偿还买房贷款，直到还清。然后就把契约归职员。即房归己有。
  由于南益集团实行上述的制度，职员都十分为集团卖力工作，成为中坚分子、骨干人员。所以在新加坡流传着一句话：“没有人有本领把南益的人挖走”。
  在一切因素中，人是第一最宝贵的因素。集团经营的好坏与前途如何，是与全体职工的责任感和积极性分不开的。该集团用终身雇佣制，优厚待遇，解决职员的后顾之忧，全身心地投入到工作中，使集团发展。这是最好的“钓人”之法。
  在企业经营中，人的因素第一。日本的“拉链大王”吉田忠雄，依据日本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