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的权威，即使是我愿意服从的权威──因为我乐于服从那些比我渊博、比我能干的
  人，并且在许多事情上，我甚至乐于服从那些不是那么渊博，也不是那么能干的人──这种
  权威也还是不纯正的权威：从严格、正义的意义上讲，权威必须获得被治理者的认可或赞成
  才行。除非我同意，否则它无权对我的身心和财産行使权力。从极权君主制到限权君主制，
  从限权君主制到民主制的进步是朝着真正尊重个人的方向的进步。民主，如同我们所知道的
  民主，就是政府进步的尽头了吗？不可能进一步承认和组织人的权利了吗？除非国家承认个人
  是更高的、独立的权力，而且国家的权力和权威是来自于个人的权力，并且在对待个人方面
  采取相应的措施；否则就绝对不会有真正自由开明的国家。我乐于想象国家的最终形式，它
  将公正地对待所有的人，尊重个人就像尊重邻居一样。如果有人履行了邻居和同胞的职责，
  但却退避三舍，冷眼旁观，不为其所容纳的话，它就寝食不安。如果，一个国家能够结出这
  样的果实，并且听其尽快果熟蒂落的话，那么它就为建成更加完美、更加辉煌的国家铺平了
  道路。那是我想象到，却在任何地方都不曾看到的国家。
  纳税人，说出你的权利
  肖雪慧
  （1949）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肖雪慧《独钓寒
  江雪》，北京，中国工人出版社，2001。选文有删
  节。
  一、纳税：一个普遍匮缺的意识
  常有人指责国人缺乏纳税意识，这话不假。如果进而指责国人普遍缺乏纳税意识，不幸，
  这也是真的。我国每年偷漏税额高达几千个亿。偷漏税主体当然是各类企业，特别是暴富群
  体中的个人。别的不说，仅明星们的逃税丑闻就早已是长盛不衰、源源不绝的社会新闻。虽
  说暴富者在社会中始终是极少数，就是说，实际上可以实施逃税的个人在国民中人数极少，
  但人们对纳税的漠然态度却是普遍的。这漠然态度既表现在当一般收入者需要纳税时态度多
  被动，心不甘情不愿，也表现在对社会中不断涌现的逃税丑闻不在意、不上心，至少，此间
  人们绝不具有发达国家公民普遍具有的纳税人的自豪感，绝不持有人家普遍持有的“逃税可
  耻”“逃税者是不尽国民义务的败类”这样的观念，当然也就没有基于这种观念而形成的谴
  ，
  责逃税者的强大舆论场。所以，一位明星大宗逃税远不及一次耍脾气罢演罢唱更激起公众愤
  怒。不断爆出的逃税丑闻很少激起过公愤，除非逃税者在别的方面早已劣行昭彰，人们才会
  抓住税丑闻来一次“借事出徐州”。
  这是一种很糟糕的状况。诚然，对那些本来就在我们这个社会中占尽了好处的富者来说，
  无论从道德上谴责还是以法律去惩处其逃税行为，都是他们应得的。但人们对纳税的普遍漠
  视呢？且莫说法律对此无用武之地，即使从道德上去指责，怕也是牛头不对马嘴。对此，需
  要换一个角度去考虑，先追问，国人为什么会普遍缺乏纳税意识？
  二、纳税所为何来？
  在现代经济社会，税收是政府财政收入的最重要来源。征税作为公民个人和法人团体对
  政府财政收入的强制性捐献或让度，实际上是压低了纳税人的可支配收入去满足政府开支的
  需要，但这是纳税人整体利益所要求的。而这整体利益既应体现在政府提供的公共服务和公
  共产品上，也应体现在政府通过良好的税收制度去参与社会财富的再分配，以矫正市场运作
  中或其他原因导致的财富分配上的不公正，避免贫富两极分化而引发剧烈的社会冲突。
  这一公认的现代税收原理涉及两个关键问题，一是纳税人与政府的关系，二是税制与公
  正的关系。
  在第一点上，现代税收原理表明了一个至关重要、但又几乎不为国人所了解的事实真相：
  政府是靠纳税人的钱来支撑的，政府官员是靠纳税人的钱在供养的。既如此，人们心甘情愿
  出钱的第一要件就是，政府与纳税人之间是服务与被服务的关系，而不是统治与被统治的关
  系。换个更明瞭的说法，各级官员的所作所为应能让纳税人感受得出，不是让钱打了水漂，
  更不是花钱买了罪受，请人来高踞于自己头上逞凶扬威，而是花钱换来了只有通过政府才能
  提供的服务。政府应该提供的服务不外乎两个方面。陀思妥也夫斯基的《少年》一书主人公
  言：“我向社会缴纳捐税，是为了让我不被人盗窃，不挨打，不被人杀害，没有人再敢对我
  提要求。”可以说这段话道出了政府必须提供的最基本服务——保护公民人身及财产安全，
  保护公民不受无端侵扰。威尔·杜兰在《希腊生活》中谈及古雅典税收时说，黄金时代的雅
  典人原谅国家的苛征，因为国家给了他们前所未有的发展机遇。这又表明，政府应提供给公
  民的不仅是消极性质的保护，还应把社会安排得有利于每个公民去发展自己。无疑，广泛的
  发展机遇必须以安全为前提。由此观之，距今两千五百多年前的雅典虽然谈不上有精深的税
  法理论，但作为人类历史上第一个民主社会，政府服务于人民的性质是明晰可感的，因为她
  的人民可以感性地体会到由政府提供的消极性保护和积极性发展机遇——后者除了要求社
  会有广泛的自由和广泛的参与权，还要求有发达的教育、文化及其设施等公共产品——这两
  类服务。在当代民主国家，安全保护和发展机遇更是每个公民可以明确地作为自己的权利来
  要求于国家的。
  在这样的关系基础上，自觉向国家纳税，不作只享受权利而不尽义务的“逃票乘客”，
  也就自然会成为公民普遍具有的法律意识和道德意识。这里，义务和权利是不可分离的。所
  以，确切地说，发达国家公民普遍具有的，实际上是完整地把权利意识和义务意识统于一体
  的纳税人意识。而我国通常讲的纳税意识只强调公民应尽纳税义务，却并不含有公民应享有
  权利的意思。一字之差，透露的社会格局和观念上的差异却是巨大的。纳税人意识折射出公
  民花钱购买政府服务的真相，单纯强调纳税意识，反映的却是一种跟索贡与纳贡无大区别的
  社会关系格局；纳税人意识是公民意识的基础，脱离权利的纳税意识却还与“普天之下莫非
  王土”的观念之间连着一条脐带。
  撇开残缺不全的纳税意识，立足于纳税人意识，政府征税是必要的。但对于掏钱的人民
  来说，既有个成本高低问题，也有个税收负担在各个人和各阶层的分配是否公正的问题。此
  外，政府征税除了满足财政需要外，还要通过征税去参与社会财富再分配，这也涉及公正。
  优良的税制既可以把人民购买政府服务的代价降到最低，又可矫正财富分配不公；恶劣的税
  制则增加人民负担和加剧分配不公。
  亚当·斯密早在两百多年前提出的优良税制四原则——个人纳税能力、确实、方便和节
  约——至今仍具经典意义。其中，“确实”指征税必须以确定不移的法律为依据，使纳税人
  明确应缴哪些、缴多少、怎样缴，明确什么机构有权征税，以避免任意专断的征收和税吏的
  勒索。
  “方便”指纳税手续简便。
  “节约”要求把征税过程的耗费降到最低，避免因税吏过多、
  薪俸开支过大以及贪污、中饱私囊、随意加征等腐败行为而造成税款流失，使人民付出的高
  于国家所收入的。这几点主要影响人民负担的高低，同时也影响社会财富的分配公正。而最
  直接影响公正的是如何根据个人纳税能力确定征税额。现今，任何国家的税收都包括间接税
  和直接税。间接税是从消费品征收的增值税，任何人每购买一次消费品，就纳了一次税。适
  合消费者纳税能力，可起到矫正分配不公的对消费品征税是从价计征而不是从量课征，即对
  高档商品征高税，对大众化、平民化的日常用品征低税。直接税主要有所得税、遗产税、馈
  赠税。基于个人纳税能力并有抑制和矫正财富分配不公之作用的征税方式是分级累进税，而
  累退税则背离个人纳税能力和加剧分配不公。
  良好的服务（含公共产品）和社会公正都是人民所欲的，人民乃为此而纳税。
  三、为我国现行税制把脉
  暂且搁置蕴涵于现代税收原理中最根本的问题——人民与政府的关系，先用优良税制四
  标准来衡量我国现行税制。其中，是否方便、是否节约，人们心知肚明，用不着在此“饶舌”。
  是否确定，纳税人是否避免了任意专断的征收和敲诈勒索？对此，学界有“一税预算内，二
  税预算外，三税无底洞”的总结；民间有“雁过拔毛”“有一座庙就要烧香，有一个菩萨就
  、
  要磕头”的切肤之痛，还有随便哪个部门、随便弄个什么标志戴上往路中一站就强索“买路
  钱”的奇特景观；朱镕基总理在九届人大会上则说更清楚：“费大于税，很多政府机关在国
  家规定以外征收各种费用，使老百姓负担不堪，民怨沸腾”。所以，这里也用不着多说。需
  要探究的是，税收负担是否体谅到个人纳税能力，是否在人们中间公平分摊，是否有矫正分
  配不公的作用。
  首先，与发达国家分级累进的所得税为主的税收结构相比，我国税收结构以流转税为主。
  财富基数越大，征税比例越高的分级累进所得税是富者多负担，贫者少负担或不负担，因而
  可以克服由于市场经济的短视、人们在机遇上的差异和占有公共资源的差异造成的分配不
  公，具有调节贫富并合理负担的功能。流转税却无此功能。第二，在最终要转嫁到每个消费
  者身上的间接税征收上，发达国家实行从价计征，对只有高收入者能问津的高档品征高税，
  对大众的生活必需品征低税，这就减少了低收入者的间接负担。而我国虽一定程度上实行对
  高档品征高税，但同时“对盐等生活必需品征税具有累退性质”（1），这意味着我国部分间
  接税有加重低收入者负担从而加深其生存窘况的性质。近几年一而再，再而三大幅提价的邮
  资费便有此性质。第三，在发达国家，遗产税和馈赠税之类税种的征收目的不是提高财政收
  入，而是为了抑制不劳而获和矫正不公，用罗尔斯的话来说，是为了“逐渐地、持续地纠正
  财富分配中的错误，并避免有害于政治自由的公平价值和机会公正平等的权力集中。”（2）
  为此，实行的是高额征税。而我国却没有实行高额遗产税和馈赠税。还莫说我国权钱结合的
  现实使富人得到无数好处，仅就现行税制这几方面而言，如果要说现在的中国是“富人的天
  堂”（3），一点也不过份。而且现行税制的下一个特点更为这个判断提供了证据。第四，我
  国对广大农民征收的税带有人头税性质。还在　18　世纪，休漠就指出“人头税是一种横征暴
  敛”（4）。稍后，亚当·斯密也指出，人头税不是流为任意的、不确定的，就是完全不公平
  的；在不把社会底层的福利和安全放在眼中的国家，人头税极其普通（5）。从　18　世纪至今，
  视人头税为最不公正，是税法学界的普遍看法，各发达国家不仅早就废除人头税，还宣布人
  头税非法。而我国对农民的征税，不光是亚当·斯密批评的任意性与不公平性兼而有之，而
  且我国农村金钱与权力往往合一的现实还使得富者既有手段也有力量把自己应纳的税转嫁
  到贫者头上，甚至搜刮贫者以肥已，形成“劫贫济富”的颠倒格局。
  以上种种，表明我国税收制度相当缺乏公正性。而且，我国税收不确定这一众所周知的
  弊病，使我国财政收入除了预算内的，还有高比例的预算外收入这一大世界奇观。这一部分
  游离于预算外的政府收入不受监督，没有加入再分配，使我国税制缺的不只是公正，还有透
  明度。这些制度缺陷无疑与国人缺乏纳税人意识有直接的因果关系，但还不是国人缺乏纳税
  人意识的最根本原因。最根本原因是现行税制和我国自　1949　年后一直采用、至今也尚无根
  本改变的高积累、低工资制遮蔽了公民的纳税人身份，从而遮蔽了公民与政府之间关系的真
  相，使出钱者和花钱者大都弄不清钱的来路和去处。
  其中，对农民的征税一方面带有最不考虑贫困者生存状态的人头税性质，此外还有雪上
  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