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授予一定数量的人民代表或农民联合签名罢免县乡不合格领导职务的权力。
  四、鼓励改革创新，加强调查研究，坚持从群众中来到群众中去的政策路线，制定切
  合实际的农村政策。
  现在的问题成堆，不改革没有出路。联产承包责任制要完善，农村负担办法要完善，县
  乡机构要改革，农村基层组织要创新，工作方法方式要创新……。〃稳定压倒一切〃被一些人
  片面理解，以为稳定应该压倒发展，稳定应该压倒改革。中国有十亿农民，农民最有创新精
  神，农村的基层干部最了解农村的实际，很多人也有很高的学历和很强的能力，应给予他们
  讲台和改革创新的宽松环境，农民和农村的基层干部生活在社会的最底层，很多文化产品把
  他们贬低得一钱不值，其实他们艰难、甚至忍辱负重地支撑着整个国家和民族。农民用　100
  亩地的纯收入养活着一个国家干部，自己却外出〃打工〃谋生。基层干部受尽各种屈辱完成各
  种税费，自己工资却无着落，拿〃白条〃回家过年。如果县以上领导干部每年能在乡镇工作两
  个月，和基层同志一起研讨问题，探求政策，我想上有政策，下有对策；有令不行，有禁不
  止的现象就不会发生。农村、农民、农业问题决不会是今天这个样子。
  我说的都是实话，但不一定正确，请您批评指正。
  李昌平　2000　年　3　月　10　日
  资本主义和平等
  弗里德曼
  美国经济学家，诺贝尔经济学奖获得者。本文选自
  《自由选择》胡骑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2
  世界上任何地方都存在着收入和财富的严重的不平等。这使我们大多数人感到愤慨。看
  到一些人在奢侈挥霍，另一些人则饱尝贫困的煎熬，谁都会感慨万端。在过去的一个世纪里，
  流传着一种神话，说自由市场资本主义，即我们所说的机会均等，加深了这种不平等，在这
  种制度下是富人剥削穷人。
  没有比这更荒谬的说法了。凡是容许自由市场起作用的地方，凡是存在着机会均等的地
  方，老百姓的生活都能达到过去做梦也不曾想到的水平。相反，正是在那些不允许自由市场
  发挥作用的社会里，贫与富之间的鸿沟不断加宽，富人越来越富，穷人越来越穷。这种情况
  发生在社会地位可以世袭的封建社会，如中世纪的欧洲、独立前的印度以及现代南美洲的许
  多国家。也发生在社会地位取决于能否进入政府部门的实行中央计划的社会，如俄国、中国
  和独立后的印度。甚至发生在象这三个国家那样以促进平等的名义引入中央计划的社会。
  俄国是一个由两部分人组成的国家：一边是官僚、共产党官员、技术人员组成的一小撮
  上层特权阶级，另一边是今天的生活比他们的祖先好不到哪儿去的广大群众。上层阶级可以
  进入特殊商店和学校，可以得到各式各样的奢侈品；而广大群众却注定只能享受基本的生活
  必需品。我记得有一次在莫斯科看到一辆大型轿车，就向向导打听它的价钱，向导说：
  “噢，
  那不出售，是专供政治局委员用的。”最近由美国记者写的几本书，极为详细地记录了俄国
  上层阶级的特权生活同广大群众贫困生活的差距。①值得注意的是，甚至在下层，俄国工厂
  里的一个工头与一个普通工人在平均收入上的差距，也比在美国工厂大。无疑，苏联工头的
  收入应该更高些，因为美国工头担心的毕竟只是被解雇，而苏联工头还要担心被枪毙。
  ①参看史密斯的《俄国人》和凯泽的《俄国：人民与权力》。
  另外，中国也是一个在有政治权势的人与其他人之间、城市与乡村之间、城市里一些工
  人与其他工人之间收入悬殊的国家。一位敏锐的中国问题学者曾经写道：
  “1957　年在中国的
  富庶地区与贫穷地区之间的不平等，可能比世界上除巴西外的任何较大国家都大。”他援引
  另一位学者的话说：“这些例子说明，中国工业部门的工资结构并不比其他国家的工资结构
  平等多少。”他在总结他对中国的平等的考察时说：“中国今天的收入是怎样平均分配的呢；
  肯定不如台湾或南朝鲜来得平均。……但另一方面，中国的收入分配又显然要比巴西和南美
  洲平均……我们不能不得出这样的结论：中国远非一个完全平等的社会。事实上，中国在收
  入上的差别可能要比一些公认为是‘法西斯’分子当权而广大群众遭受剥削的国家大得多。”
  工业的进步、机器的改进、所有新时代的伟大奇迹，对于有钱人来说，关系较少。古代
  希腊的富翁，从现代的供水管道得不到什么好处：有跑步的仆人提水代替自来水。电视机和
  收音机也不足道，罗马的贵族们能够在家里享受到最好的乐师和演员的表演，能够把最出色
  的艺术家留在家里。现成的服装、超级市场和其他许多现代文明给他们的生活增添不了什么
  色彩。他们也许欢迎运输和医疗上的改进，而其他一切西方资本主义的伟大成就，主要是增
  长了普通老百姓的利益。这些成就为人民群众提供了方便和乐趣，而在过去，这些只是富人
  和权势者专有的特权。
  1848　年，约翰·斯图亚特·穆勒写道：
  “迄今为止，所有机器发明是否减轻了人们日常
  的艰苦劳动，是很值得怀疑的。机器发明使更多的人过单调乏味的生活，也使更多的制造商
  发财致富，同时增加了中产阶级的舒适。按其性质来说，机器发明必将使人类命运发生重大
  变化，但目前还没有带来重大变化。
  ”②
  ①尼克·埃伯施塔特：
  《中国：成功了多少？》，载《纽约书评》，1979　年　5　月　3　日，第
  40－41　页。
  ②约翰·斯图亚特·穆勒：
  《政治经济学原理》
  （1848　年），第　9　版（伦敦：朗曼和格林
  公司，1886　年），第　2　卷，第　332　页（第　9　编，第　6　章）。
  今天谁也不能再说这种话了。只要从工业世界的这一头走到那一头就会发现，目前仍然
  从事极艰苦劳动的，几乎只有那些开展体育活动的人。要找到日常的艰苦劳动没有被机器发
  明所减轻的人，那你只有到非资本主义世界去找：俄国、中国、印度、孟加拉国以及南斯拉
  夫的一些地区；或者到较为落后的资本主义国家去找：非洲、中东、南美洲，以及前不久的
  西班牙或意大利。
  结论
  一个社会把平等——即所谓结果均等——放在自由之上，其结果是既得不到平等，也得
  不到自由。使用强力来达到平等将毁掉自由，而这种本来用于良好目的的强力，最终将落到
  那些用它来增进自身利益的人们的手中。
  另一方面，一个把自由放在首位的国家，最终作为可喜的副产品，将得到更大的自由和
  更大的平等。尽管更大的平等是副产品，但它并不是偶然得到的。一个自由的社会将促使人
  们更好地发挥他们的精力和才能，以追求自己的目标。它阻止某些人专横地压制他人。它不
  阻止某些人取得特权地位，但只要有自由，就能阻止特权地位制度化，使之处于其他有才能、
  有野心的人的不断攻击之下。自由意味着多样化，也意味着流动性。它为今日的落伍者保留
  明日变成特权者的机会，而且在这一过程中，使从上到下的几乎每个人都享有更为圆满和富
  裕的生活。
  自由与平等互利
  托克维尔
  （1805—1859），法国政治思想家。本文选自《论美
  国的民主》，董果良译，北京，商务印书馆，1988。
  标题为编者所加。
  身份平等所造成的第一个和最强烈的激情，用不着说，当然是对于这种平等本身的热爱。
  因此，我在这里先把它提出来讨论，自然顺理成章。
  任何人都已经看到，在我们这个时代，尤其是在法国，这种热爱平等的激情，日益在人
  们的心中每天都在扩大其地位。人们一而再、再而三地指出，当代人对于平等的热爱炽烈于
  和强大于对于自由的热爱。但是，我还没有见到有人充分地探讨其原因所在。现在，我想对
  此试作探讨。
  可以设想有一个终极点会使自由和平等汇合并结成为一体。
  我们现在假定，所有的公民都参加政府的管理工作，而且人人在这方面都有平等的权利。
  这样，谁都与别人没有差别了，谁也都不能要求享有压制他人的专权了；因为人人都将
  完全平等，所以人人也将完全自由；反过来说，因为人人都将完全自由，所以人人也将完全
  平等。民主国家的人民所追求的，就是要达到这个理想的境地。
  这是平等可以在地球上采取的最好形式，而其他的许许多多形式，虽不如这种形式完美，
  但亦为民主国家的人民所珍惜。
  平等可以在市民社会里建立，但不能在政治界推行。人们虽然不能在政府里享有同等的
  地位，但可以有权在社会上享用同样的享乐，参与同样的行业，到同样的地区居住。一句话，
  他们有选择同样的生活方式和用同样的手段去追求财富的同等权利。
  有一种平等可以在政治界建立，但那里没有政治自由。即除了一个人以外，所有的人是
  平等的，而那个惟一的一个人，则是所有人的共同主宰，并从所有的人中以同样的标准选拔
  他的权力的代理人。
  我们还可以作另一些假设。比如，一种极为高度的平等，可能与或多或少有点自由的制
  度，或与完全没有自由的制度顺利地结合在一起。
  虽然如无完全的自由人就不能绝对平等，而在平等达到其极限时又会与自由融合，但我
  们还是有理由把两者区分开来。
  人对自由的爱好和对平等的爱好，实际上是两码不同的事情。我甚至敢于补充一句：在
  民主国家，它们还是两码不调和的事情。
  我们只要仔细考察一下，就会发现任何时代都有一个占有支配地位的制约其他事实的独
  特事实。那个时代的基本思潮，或由此引起并将人人的感情和思想汇集起来的主要激情，几
  乎都是由这个事实造成的。这就像一条大河把两岸的小溪汇纳起来一样。
  自由曾以各种不同的形式，在各种不同的时代，出现于人们的面前。它并不是只有在一
  定的社会情况下才能产生，在民主国家以外的地方也会出现。因此，自由并不是民主社会的
  独有特点。
  显示民主时代的特点的占有支配地位的独特事实，是身份平等。在民主时代鼓励人们前
  进的主要激情，是对这种平等的热爱。
  我们不必追问什么特殊的魅力在促使民主时代的人愿意平等地生活，也不必深究哪些特
  殊的原因在使他们宁可不要社会提供的其他福利也要抱着平等不放，因为平等是他们生活的
  时代的最基本特点。只是这一点，就足以说明他们喜爱平等甚于其他一切。
  但是，除了这项理由以外，还有几项理由在各个时代使人们习惯于爱平等甚于爱自由。
  即使一个民族能够亲自将他们内部享有的平等破坏或只是缩小，也要经过长期而艰巨的
  斗争。为此，它要改变原有的社会情况，废除原有的法律，放弃原有的观念，改变原有的习
  惯，改造原有的民情。但是，要想废除政治自由，只要不实行它即可以了。这样，政治自由
  就可自消自灭。
  因此，人们不但因为他们认为平等可贵而维护平等，而且因为他们相信平等必定永远长
  存而依恋平等。
  政治自由如果运用得过分，则可危害个人的安全、财产和生命，这是认识能力有限和肤
  浅得不能发现这个问题的人也会承认的。反之，对于平等给我们带来的危险，则只有头脑清
  晰和观察力强的人才能发现，但这些人一般总是避而不谈这种危险。他们知道这种危险只在
  遥远的将来才能造成灾难，说什么这是以后几代人应当操心的事，现在的一代人不必杞忧。
  而自由偶尔造成的灾难，则是直接的，谁都一目了然，而且人人都可能或多或少身受其害。
  极端的平等造成的灾难，只能慢慢地显示出来，逐渐地侵害社会机体。人们只有经过一段时
  间之后才能发现它，而在它将要为害十分严重的时候，由于习惯成自然，人们还会不以为然
  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