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苦头，我还好，活了下来，历劫嘛！所有的字画、简版、图书都烧毁了，这些都是身外之
  物，没有什么。不过，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当时，梁漱溟住在德胜门的积水潭小铜井一号，附近还有城墙。梁家正面叫豁口，不远
  处是“一二三中学”。最早来“造反”的，就是这所学校的红卫兵。梁老先生说：
  “都是一群
  孩子。”
  1966　年　8　月　24　日，这些红卫兵来敲门。梁老先生赶紧去开门，小将们蜂拥冲入。
  不容分说，大家就动手：开箱、倒柜、翻抽屉、撕字画、砸古玩、烧图书……小铜井搞
  得不亦乐乎，梁氏三代的藏书、明清名家法绘、从戊戌维新到东西文化论战的名家手札等文
  物古籍，院子里烧了好几天。梁漱溟说：“这些东西，是我曾祖、祖父和父亲当了三代京官
  陆续购买的。有些珍本古籍，对我们用处不大。我向来反对附庸风雅，对名人书画也不感兴
  趣，如果真是‘革命’需要，那你们就处理吧。不过，我对这种处理方法是不同意的。最可
  惜的，是两部洋装书：
  《辞源》和《辞海》。这是我一个四川的学生借给我的，不能烧。烧了，
  我就无法物归原主了。他们不听，硬把两部书丢进火海。因为布面精装，一时烧不着，就捞
  起来边撕边烧……当时我心里很不愉快，因为我将失信于学生，无法把原物归还原主了，这
  是我终生的一个遗憾。造我的‘反’
  ，造我祖宗三代的‘反’
  ，我都没有意见，为什么连我学
  生的两部普通书也不肯放过呢？……”
  红卫兵的头领看到梁家正房装有电话，就说：“我们的司令部就设在这里，整个院子我
  们都占领了！”于是，他们又七手八脚把梁家的日常用具丢了出来。红卫兵又把梁漱溟拉出
  去游街、批判斗争。
  游斗回来，梁漱溟被关在小铜井南房的小屋中，不准自由行动。
  老人被折腾了将近一个月。家也砸了，书也烧了，游街也游了，批斗也斗了，最后造反
  派拿来一叠白纸，“勒令”梁漱溟写“交代”，交代一生的“罪行”……
  梁漱溟面对一叠白纸，思潮起伏，感慨万千。萦绕他的脑际的，是这样的信念：“书籍
  烧毁了，思想是销毁不了的。”
  从　19　随年　9　月　21　日开始，在没有一本参考书的南小屋，凭着记忆，73　岁的梁漱溟动
  手写作《儒佛异同论》。
  白天，在狂热的噪音声中，他写作不辍；夜晚，在暗蚊的不断侵扰中，他依然写作不辍；
  红卫兵把他揪出去批斗，回来时满身大汗，家人拿毛巾替他擦汗，他回到南小屋继续写作。
  《儒佛异同论》进度每天一千多字，写了个把月，终于完篇，全文四万多字。意犹未尽，接
  着又动手写《东方学术概观》。
  此时，黑云压城，从海上刮来了所谓“一月风暴”。他仰望云天，忧虑重重，深深为国
  家的前途和命运担心。但是，他相信：
  “纵然是‘泰山颓、梁木坏、哲人萎’，我们中华民族
  的浩然正气，将千秋万代，与世永存！”
  “三军可夺帅，匹夫不可夺志”
  1973　年　10　月　4　日，是夏历重阳节。梁漱溟在寂寥中度过了他的八十诞辰。同年　10　月
  底，江青鼓动的“批林批孔”，捎带批判梁漱溟。江青在一次大会上还怒斥“梁漱溟何许人
  也”……
  梁漱溟先生说：“那时，江青打着‘批林批孔’的旗号，目的另有所图，却又点了我的
  名。我被弄得稀里糊涂，搞不清楚是怎么一回事。我听了文件，读了报，觉得都是一个调子，
  就是对孔子全盘否定，把林彪的罪恶归罪于孔孟之道。当时我只能‘腹非’，不能‘明言’，
  因为这又是一场政治运动，我不了解它的来龙去脉，决定保持沉默。”但是，树欲静而风不
  止，政治压力逼得他非开口不可，而一开口，便引起了一场新的风波。
  梁漱溟沉默了一个多月，但会上会下逼他一定要表态。君子坦荡荡，无所畏惧，他就在
  同年　12　月　14　日的会上，表明了自己的立场和态度。他说：“此时此地我没有好多话可说。
  这里是政协学习会，
  ‘政’是政治，必须以当前政治为重；
  ‘协’是协商协调，必须把一些不
  尽相同的思想、意见求得协调若一。我们来自四面八方，要协调就要求同存异。……我对当
  前的‘批林批孔’运动持保留态度。至于如何评价孔子，我有话要说，准备专门写篇文章。
  但我的文章不能公开，怕有碍于当前的运动。我的苦衷是：我很不同意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
  而我的亲属和友人都力劝我不要说话……”年过八旬的梁漱溟当然清楚，此时此地，他再没
  有不说话的自由了。在某些与会者的软硬兼施下，他连“不能公开”的堑壕也告陷落。在无
  路可退的情势下，只好公开见解。
  1974　年　2　月　24　日和　25　日，81　岁高龄的梁漱溟衣冠整洁，拿着皮包，就像当年在北京
  大学开讲《东西文化及其哲学》那样，斯斯文文地走进了“政协会议室”。他打开皮包，取
  出里面的讲稿、参考书和笔记本，整齐地摆在会议室的茶几上，庄严地站起来，和课堂上的
  教师一样，就“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为题，有声有色地讲了两个半天。消息传开，
  轰动丁北京。
  梁漱溟说：
  “今天我们应当如何评价孔子？我们，是指今天的中国人；如何评价孔子，就
  是在今天回头去看过去，看孔子在中国文化史上的影响，是好是坏，是大是小，站在今天的
  角度来评量。孔子本人已不会说话，不会申诉，大权操在我们手里，由我们来判断！我们写
  文章、下判断，就要负责，要多考虑，而不要不负责，考虑太少，因而抬高了他或贬低了他。
  这于孔子倒无损，于我们则不好，没有尽到责任。”整个讲话分“中国传统文化植根于伦理
  情谊”“社会家庭化国家天下化”“孔子在中国历史上的地位”“孔子反独断的理性主义”
  、　　　　　　　　　　　、　　　　　　　　　　　　、　　　　　　　　　　　、
  “传统文化消极失败的一面”“中西文化之长短得失”“汗明无执与仁厚有容”“何以欧洲
  、　　　　　　　　　　、　　　　　　　　　　、
  分裂而中国浑融”等十段。
  梁漱溟从阐述中国文化入手，然后肯定孔子在中国传统文化史上的历史地位。他说：
  “中
  国有五千年的文化，孔子是接受古代文化，又影响着他之后的中国文化的，这种影响，中国
  历史上的任何一个古人都不能与孔子相比。他生活在前二千五百年和后二千五百年的中间，
  他本人是承前启后的。”他明确表示：“我的观点，是与时下流行的批孔意见不同的。”这就
  是对江青之流全盘否定孔子的答复。
  针对北京大学和清华大学编的所谓《林彪与孔孟之道》的“文件”，梁漱溟说：
  “林彪是
  不是要走孔子的路、行孔盂之道？我却不敢相信。我不认为林彪是受害于孔子！　他公开表示：
  ”
  “我的态度是，不批孔，但批林。”
  梁漱溟这番言论的后果，便是由“批林批孔”发展到“批梁”。从　1974　年　3　月至　9　月，
  “批判梁漱溟”的运动搞了整整　7　个月，大小批判会开了　100　余次，赠予他的新帽子是“孔
  老二的孝子贤孙”和“孔盂之道的卫道士”。
  在　3　月　11　日的会议上，他表示“我不再申说，静听就是了”。从此以后，历时半年，每
  会必到，态度是：沉默！
  “批梁”运动打算　9　月底告一段落。作为结束前的高潮，政协开了次总结性的集中批梁
  大会，批判会的主持人奉命一再追问梁漱溟对批判的感想。梁漱溟在　9　月　23　日的座谈会上
  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
  ”
  11　月　18　日，梁漱溟还写了《批孔运动以来我在学习会上的发言及其经过的事情述略》，
  再次重申了“不可夺志”的明确立场。
  有人要梁漱溟对这两句话做出解释。梁漱溟在会议上侃侃而谈：
  “说‘三军可夺帅也，匹夫不可夺志’，这是受压力的人说的话，不是得势的人说的话。
  ‘匹夫’就是独人一个，无权无势，他的最后一着，只是坚信他自己的‘志’。什么都可以
  夺掉他，但是这个‘志’却没法夺掉，就是把他这个人消灭掉，也无法夺掉他的‘志’”
  。
  面对苦难四题
  周国平
  （1945…　），中国当代学者。本文选自周
  国平《人生哲思语编》　上海辞书出版社，
  ，
  2001。题目为编者所加。
  1。　面对苦难
  人生在世，免不了要遭受苦难。所谓苦难，是指那种造成了巨大痛苦的事件和境遇。它
  包括个人不能抗拒的天灾人祸，例如遭遇乱世或灾荒，患危及生命的重病乃至绝症，挚爱的
  亲人死亡；也包括个人在社会生活中的重大挫折，例如失恋，婚姻破裂，事业失败。有些人
  即使在这两方面运气都好，未尝吃大苦，却也无法避免那个一切人迟早要承受的苦难——死
  亡。因此，如何面对苦难，便是摆在每个人面前的重大人生课题。
  我们总是想，今天如此，明天也会如此，生活将照常进行下去。
  然而，事实上迟早会有意外事件发生，打断我们业已习惯的生活，总有一天我们的列车
  会突然翻出轨道。
  “天有不测风云”——不测风云乃天之本性，“人有旦夕祸福”——旦夕祸福是无所不
  包的人生的题中应有之义，任何人不可心存侥幸，把自己独独看做例外。
  人生在世，总会遭受不同程度的苦难，世上并无绝对的幸运儿。所以，不论谁想从苦难
  中获得启迪，该是不愁缺乏必要的机会和材料的。世态炎凉，好运不过尔尔。那种一交好运
  就得意忘形的浅薄者，我很怀疑苦难能否使他们变得深刻一些。
  我一向声称一个人无须历尽苦难就可以体悟人生的悲凉，现在我知道，苦难者的体悟毕
  竟是有着完全不同的分量的。
  幸福的反面是灾祸，而非痛苦。痛苦中可以交织着幸福，但灾祸绝无幸福可言。另一方
  面，痛苦的解除未必就是幸福，也可能是无聊。可是，当我们从一个灾祸中脱身出来的时候，
  我们差不多是幸福的了。
  “大难不死，必有后福。”其实，“大难不死”即福，何须乎后福？
  2。　苦难的价值
  人们往往把苦难看做人生中纯粹消极的、应该完全否定的东西。当然，苦难不同于主动
  的冒险，冒险有一种挑战的快感，而我们忍受苦难总是迫不得已的。但是，作为人生的消极
  面的苦难，它在人生中的意义也是完全消极的吗？
  苦难与幸福是相反的东西，但它们有一个共同之处，就是都直接和灵魂有关，并且都牵
  涉到对生命意义的评价。在通常情况下，我们的灵魂是沉睡着的，一旦我们感到幸福或遭到
  苦难时，它便醒来了。如果说幸福是灵魂的巨大愉悦，这愉悦源自对生命的美好意义的强烈
  感受，那么，苦难之为苦难，正在于它撼动了生命的根基，打击了人对生命意义的信心，因
  而使灵魂陷入了巨大痛苦。生命意义仅是灵魂的对象，对它无论是肯定还是怀疑、否定，只
  要是真切的，就必定是灵魂在出场。外部的事件再悲惨，如果它没有震撼灵魂，仅仅成为一
  个精神事件，就称不上是苦难。一种东西能够把灵魂震醒，使之处于虽然痛苦却富有生机的
  紧张状态，应当说必具有某种精神价值。
  快感和痛感是肉体感觉，快乐和痛苦是心理现象，而幸福和苦难则仅仅属于灵魂。幸福
  是灵魂的叹息和歌唱，苦难是灵魂的呻吟和抗议，在两者中凸现的是对生命意义的或正或负
  的强烈体验。
  幸福是生命意义得到实现的鲜明感觉。一个人在苦难中也可以感觉到生命意义的实现乃
  至最高的实现，因此苦难与幸福未必是互相排斥的。但是，在更多的情况下，人们在苦难中
  感觉到的却是生命意义的受挫。我相信，即使是这样，只要没有被苦难彻底击败，苦难仍会
  深化一个人对于生命意义的认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