渴望一辈子要干很大的事情，有这个奢望是很对的。可是究竟什么才是大？人的一辈子只要
  真正能够改变一两个人，那他这一辈子就很了不起。我看过一个故事，讲一个笃信宗教的人，
  他一辈子都在做一个事情，就是挽救世俗的人，让他们皈依，一切的机会都不放弃。有一次
  他在车站上等车，利用短短的五分钟就成功地“救”了一个人。他幸福极了。他就是这样地
  重视人。现在有很多人不重视人，不爱人。让这样的人充斥时代是令人厌恶的、渺小的、没
  有希望的。真正伟大的人必有高贵的心灵，必爱人、重视人。这种爱和重视不是抽象的，而
  是非常具体的。要从同情关怀一个具体的人开始你的善良。要不厌其烦地为不幸的人去辩解
  和呼号，哪怕一生只为了一个这样的人。他如果是无辜的，就让我们全力以赴地护住这个身
  躯吧。为一个人可以付出自己的所有，敢辩驳，而且不被周围的巨大声浪所淹没。一个人是
  小的，他代表和说明的原则却有可能是大的。
  时间好像被压缩了。我们踏上了时代的列车。稍微翻一下世界历史，来一个回顾：美国
  和欧洲的整个资本原始积累阶段，
  “每一个毛孔都滴着血”　虽然我们不能也不必沿着它们的
  。
  旧有轨道挪动，但总是由农业国往工业国过渡，总是从商品经济很不发达的社会走向比较发
  达的社会。这是一个转折。和欧美一样，在转折期有一大部分艺术家会走入尴尬，走入无以
  为继的那么一种状态。他们与社会的隔膜是非常明显的。社会每一次发生动荡，社会秩序每
  一次出现凌乱，艺术家就会如此。美国考利写了一本《流放者的归来》，记录了海明威等所
  谓“迷惘的一代”怎样苦熬巴黎。他们一群艺术家大部分从世界大战中归来，归来之后却遇
  到了那样令人失望的一个美国社会。社会开始转换，秩序陷于混乱，原有的准则与状态一块
  儿给打乱了，等待进入新的轨道。各个阶层、各个领域，都出现了混乱。而艺术家、思想家
  又不断地处在既留恋过去又探索未来的状态中，都有一颗不安分的心。他们很敏感地从新生
  事物里发现谬误、重复和倒退，结果责无旁贷地成了一个时代里彻夜不眠的提醒者。他们很
  痛苦，也不免恍惚迷惘。当人们的欲望得到最大限度的张扬和放纵时，精神会—度失去魅力。
  一些艺术家沦落到当时世界艺术中心巴黎去了。巴黎比美国快了半拍，整个社会更趋于稳定，
  经济和思想文化的大格局已经形成，艺术家在那里更容易找到知音，从精神上获得满足，得
  到发展。海明威、庞德……好多艺术家，数不胜数。所谓“流放”不光指远离家园，它也指
  精神家园的失落。
  回到美国前后，他们相继写出了自己最重要的作品，成为　20　世纪初期最重要的作家，
  也是整个现代主义文学运动的奠基者、经典作家。社会、文化经济的发展总有个轨迹，过去
  了的一段历史可以佐证当代中国，帮助我们寻找规律。
  急剧变动的社会生活如同一个频频搬动和打扫的大房间，整个空中灰尘密布，让人恐惧
  和焦躁，无所适从；但灰尘也是有重量的，它不能老在空中，它会落下来。不同的事物总要
  回到它自己的位置上去，形成自己的格局，不会总是处于混乱状态，这就叫“尘埃落定”。
  关键问题是谁能坚立于尘埃，冲破迷惘？如果在这个时期能够坚持下去，认定你的追求
  和创造，认为你的激动都是出于生命的需要，那么你就不会飘浮。混乱时期从另一个方面讲
  也总有使人飞速成长的机会，历史上的重要作家、艺术家大多是从最困难的精神环境里冲杀
  出来的。与此相反的是，总会有一批又一批艺术家放弃了，松弛了，结果也就沦为平庸，等
  而下之。这是一种必然，很可惜。
  这个时代可不是思想家和艺术家最尴尬的时代，如果冷静一点将会发现，这从来都是思
  想界、艺术界百求不得的那种冲洗和鉴别的一个大机会。这就是我们的结论。
  精神的一度荒芜，总是意味着它将焕发出更大的魅力。
  如果我们把不同时期、不同国家的经济文化发展的曲线重叠到一块儿，就会发现：它们
  在很大程度上竟会吻合。文化低谷、通俗艺术高度繁荣，经济起步、社会变动、喧哗骚动，
  从疲惫到稳定……这个时候坚持下来的思想家不仅是生活的希望、时代的良知，而且还会成
  为下一个时代的星光。
  我们都走人了检验和归属的时代，它对我们构成了那么大的刺激和引诱。庞大的队伍由
  于虚假而消失，道路再不拥挤。既然走人了冷静和安宁，就应该充满希望。瓦解之后，你的
  坚持将变得事半功倍。
  面对一个倡扬生命的欲望和尽情挥发的时期，可以充分地体验痛苦和惊愕。也只有此刻
  才能最大限度地、强有力地向人心做出挑战。一个人哪怕有了几十分之一的回答，也会非常
  了不起。如果政治上极大地禁锢，各种思想都纳入固定的框架，钻入单一哲学隧道，我们就
  很难走入任意幻想的十字路口。没有犹豫也没有徘徊，答案是现成的，谁也不再试图从原有
  的答案下寻找另一个答案，有人替我们想好一切，人丧失了思想的机会和能力——只有单一
  的声音，它非常强大，不是嗓音，它是统一的巨大的声音，使你无暇思索，不能思索。这么
  多年过去了，我们发现了几部那个时期留下来的珍品？大部分人，包括一些很了不起的思想
  家、艺术家都在那里沉默，干一点与他的身份极不相符的事情，他没写出什么了不起的东西。
  看来我们做任何事情都不能脱离具体的客观环境，一个人总是在一种环境里生存。离开了一
  种环境就会失去某一种能力。环境能够毫不留情地、在不知不觉间扼杀或扩展人的某种东西。
  —个宽松放任的环境，人时常会有被淹没的危险，但这也比那种禁锢好得多。你可以比过去
  更大胆地幻想，放任你的思想。创造的力量呼唤出来了，魔鬼也应时释放出来了。恰恰走人
  了这种自由、混乱、多元，也就最大限度地焕发了人的创造力。
  我们不得不适应现代世界的节奏和步伐，在经济、文化、政治各个方面与活着的今日世
  界“接轨”。当代文化要融人整个世界文化，经济更是如此。这样，时代的列车才能运转。
  不言而喻，我们的汉文化会空前地走向外部世界。当汉文化与世界文化发生撞击的时候，它
  将接受更多的新东西。这一代中国思想艺术界可以更多地接受世界文化遗产。以文学翻译为
  例，几乎任何一本有影响的外国文学新著，特别是“纯文学”，很快就会在我们的书店见到
  中文译本。马尔克斯的《霍乱时期的爱情》、米兰·昆德拉的《不朽》，在国外刚出版了一年
  左右，我们国内就见到了它的中文版本。在这种情况下，我们的发展和积累当然会比过去快
  得多。
  在这个时期，操守恰恰成了最重要的。惟在这个时期，不能苟且，也不能展览肮脏。
  我看过郑板桥晚年给他弟弟的一封信，上面说像我们这种能写几句诗、画几笔画的人太
  多了，这就算当代“名士”？实际上我们才算不得“名士”，我们不过是舞文弄墨的酸臭文人
  罢了，因为从我们的作品里一点看不到人民的痛苦和时代的声音……他说他如果为了混生
  活，完全可以干点别的事情，可以种地，何必捏着一支笔杆在纸上涂来涂去画来画去？世界
  上有多少种方法混生活？如果用笔墨混生活，可就算最寒酸、最可怜的一种了。郑板桥的觉
  悟令我心动。我从此明白一个用笔的人怎样才能不寒酸、不可怜：这就是记住时代和人民，
  好好地思想，要始终站立着。不能阿谀，也不能把玩——把玩自己的精神是非常可怕的。玩
  鸟也比玩自己的精神好啊！我们现在有人崇拜的不是一种献媚，就是一种酸腐。比起那些粗
  糙和浮浅而言，这种堕落更为隐蔽，并且有点“可爱”。不能忘记人、人民，要有郑板桥那
  样的警醒。思想与艺术之域，保留下来的只会是战士。艺术本身有魅力，但更有魅力的还是
  精神。一定要用心灵去碰撞，要写出人的血性来，只有这样才能使自己不变得可怜。
  除了可怜，还有一种让人讨厌的艺人。这种人任何时期都有，他的笔无论怎么变化，
  总是跟一种强大的、社会上最通行最时髦的东西一个节拍。我们听不到他自己的声音。我们
  从一开始就应该跟这部分人划清界限。我们的心灵应该与他们不—样，我们的同情心任何时
  候都在弱者一边。同情弱者，反映最底层的声音——它正是未来所需要的。一个思想家、艺
  术家，惟一可以做的就是坚持真理和正义，不向恶势力低头，永不屈服，永远表达自己的声
  音，喊出自己的声音：只要这样做了，就会生命长存……
  内心生活的消失
  霍克海默
  （1885…1973），德国哲学家、社会学家。本文选自
  《霍克海默集》，渠东、付德根等译，上海，上海
  远东出版社，1997。选文有删节，原题为《现代艺
  术和大众文化》，现题为编者所改。
  与艺术相关的私人领域一直持续不断地受到威胁。社会倾向于取消艺术。自从加尔文派
  ①把人在尘世的职业奉为神圣以来，与公认的见解相反的是，贫穷实际上已成为只要通过劳
  累就可被洗刷掉的一个污点。使每个人从奴隶制和农奴制中解放出来并使之回归自身的过
  程，同时也把人分成个人和社会两个部分，并使个人这一部参负重累累。办公室和工厂以外
  的生活被当做是为了恢复精力再到办公室和工厂的生活，因而是一种纯粹的附属物，是一种
  劳动的彗星之尾，像劳动一样用时间来衡量，而且被称为“自由”。自由也要求自我缩短，
  因为它本身没有独立的价值。如果自由过了恢复被消耗的精力所需的时间，除非它的骤增是
  用于工作培训，否则就会被认和是浪费。在　19　世纪的早期，儿童总是被从工厂带到宿舍，
  然后又被从宿舍带到工场，他们往往是边吃饭边工作，只是为了他们的职业而活着，就如今
  天日本工厂里的女工一样。这种条件得以成立的劳动合同原本就是一种纯粹的形式。在　19
  世纪的后期，各种束缚有所松动，但自身利益使个人的生活比以前更为紧密地与商业联系起
  来了，直到　20　世纪的结构性失业动摇了整个秩序为止。永久性失业不可能改善预先封闭的
  职业。当纯粹的待业成了一种职业，当工作只是待业时，社会和个人之间的差别就变得模糊
  起来。
  几十年来，工业国家的广大阶层已经能够在某种程度上全面地把握住个人生活尽管这种
  把握还是十分有限的。在　20　世纪，人们为康采恩②和官僚政治所控制，早期存在于职业和
  家庭之间的人类分工正在逐渐地消失（就大多数人来说，这种分工的有效性也常常是有限
  的）。家庭起着向个体传播社会要求的作用，因此不仅仅对个的自然出生而且对个体的社会
  出生都负有责任。家庭仿佛是第二子宫，在它的温暖的抚育下，个体集聚起他在家庭之外独
  立生活所必需的力量。实际上，家庭只是在有阶层中才能够充分地实现这种功能，在下层，
  这个过程一般都是无法实现的。下家庭的儿童往往过早地就被放任自流，他的倾向过早地得
  以确定，他所遭受到的震撼阻碍了他的精神发育，随之便带来了被压抑了的愤怒以及各种与
  之相伴的不良倾向在普通人的“自然”行为（这种行为常常受到知识分子的赞赏）的背后，往
  往就潜藏着恐惧、骚动和剧痛。青少年的性犯罪以及我们这个时代的民族动乱，都是这一过
  程的标志。人性本来并不恶，恶来源于社会所施加给极力想要发展的人性之上的暴行。
  在工业社会的最后阶段，甚至富人阶层的父母也不把他们的孩子当做后嗣，而是当做将
  来要适应大众文化的人来教育。他们感受过命运的无常，并且推测出其后果在下层，父母的
  保护性权威过去一直受到威胁，如今已丧失殆尽。专制主义政府负责个体为他将来作为全体
  之一分子这一角色所做的准备活动。它们宣称，都市化生活的条件要求个体做好准备。法西
  斯主义以极其残忍的手段所解决的问题在现代社会中已存在了一百年。除了克莫拉依旧具有
  教育价值外，这条线索一直从克莫拉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