现实的阶级利害，使敌我之间的界限这样分明。在特定的环境中，残酷的阶级斗争，有时在迷人笑脸的掩盖下，尽管显得有些隐晦，却依然是针锋相对的。这，确实不以人们的主观愿望为转移。
  在宋希濂的“关照”下，瞿秋白的生活条件得到了改善，①宋希濂以下大小军官都以“瞿先生”相称。瞿秋白面临的正是一场特殊条件下的斗争。对着心地阴险狡诈，而表面上却装出一副客客气气面孔的敌人，瞿秋白则示之以不卑不亢、亦刚亦柔的态度。瞿秋白自少年时代起，就写得一手好字，赋得一手好诗，刻得一手好印。那些军官们胸无点墨，又附庸风雅，求诗者不多，但对印章却是求之不迭的。瞿秋白身系囹圄，坚持革命信念，向看守他的一些军官士兵宣传革命道理；同时，乐得消遣，对求诗索印，一概来者不拒。狱中诗词，有表现革命理想情操的一面，也有抒发悒结消沉的一面。因为瞿秋白毕竟是一个多情善感，诗人气质浓厚的人。但是，他始终是清醒的革命者。敌人煞费苦心妄图从他口中套取我党我军的机密，他却始终没有使他们有半点满意。
  ①据宋希濂1956年4月2日所写的材料：“瞿秋白住的房间约有一丈见方，有地板，室内有一张中国式的木床，一张书桌，二、三条板凳，一个洗脸架。伙食是照师部工作人员一样，按那时的物价来推算，约等于现在的人民币十八元到二十元一个月。另外有时还加几两酒。”笔者于1979年6月到长汀专门去看了瞿秋白的被囚地。房屋依旧，屋前有一个宽与屋等、略微长些的天井，原来围有与屋檐相等的高墙，今已不存。瞿秋白平时“放风”就在这小小的天井里散步。
  瞿秋白在一次回答问话时，对敌人说了一个假情况，他说：“在2月初有过一度会议决定了三条路线，第一是闽北和清流、宁化一带，第二是由江口渡江向西行动，第三是雩都、兴国方面。项英、陈毅、梁柏台、何自立等就是在决定的几条路线去活动去了，至何人任何路线，我却不明了。”这一条“兵分三路”的材料，曾经被某些人作为瞿秋白“出卖我军秘密”的“罪证”，大肆宣扬。事实并非如此。根据项英生前在《三年来坚持的游击战争》中回忆，当时根据中央2月来电指示，苏区留守部队兵分九路，进行游击活动。项英、陈毅同志，不久就到达江西广东两省交界的油山地区，根本不在“兵分三路”中的任何方向。事实恰恰证明：瞿秋白虚构“兵分三路”，目的是为了迷惑敌人，掩护我军的安全转移。至于口供中提到项英、陈毅的名字，则是敌人早已知道的，不是什么秘密。
  5月13日，瞿秋白被叛徒出卖后在长汀狱中写了一篇长长的“供词”。他用很大的篇幅全面、热情地宣传和颂扬了中央革命根据地在政治、经济、文教等方面所取得的伟大成就，驳斥了国民党对苏区的攻击和诬蔑。与其说这是一篇“供词”，不如说是瞿秋白对苏区充满激情的深切怀念之辞。下面让我们引述几段文字：
  初进苏区的感想，首先就是各乡各区……的政权的确握在另外一种阶级手里，同苏区以外是相反的。那些“下等人”，无论他们因为文化程度的低而做出些愚蠢或者多余的事，可是，他们是在学习着、进步着，在斗争中纠正着自己的错误。他们中间产生了不少干部，……。
  例如江西省苏维埃政府主席刘启尧（现在已经在战争中死了），他是一个长工，二十多岁还是一个字不识的，然而三年的苏维埃革命中，他努力学习，甚至晚上不睡觉——在一九三四年三月间我见着他的时候，他已经能够看得懂《红色中华》报，已经能够指导一个省政府的工作。
  经济建设方面，除兵工厂、印刷厂、造币厂等一些国有企业外，农业方面在后方也有可惊的成绩。例如去年的春耕运动教会了几万妇女犁田。苏区去年没有灾象是事实，虽然红军扩大了好些，就是在家耕田的壮丁少了好些，而米粮能够吃到今年秋季。……至于民众同苏维埃政府的关系方面，只看一九三四年五月扩大红军，九月又扩大，计划都完成了；六月和八月的收集粮食（有借农民的谷子，有农民自己节省来捐助的谷子，有按时交纳土地税的谷子）也完成了。苏区的生活，在一九三四年二月到八九月，还是相当安定和充足的，不过盐贵些，布缺乏些，这是国民党封锁的关系。我见着一般农民当时的饭菜，问他们比革命以前怎样，他们都说好些，因为分了田。到后来，国民党的军队很多很多的围紧起来，占领了一切城市和圩场，乡村中的生活就一天的苦起来，因为有油的地方运不出，没油的地方买不到，……
  等等。生活一般的说，足很苦的，并没有在苏维埃革命之后立刻创造“地上的天堂”。这区域原来就是很贫瘠的，何况要应付这样严重的战争和封锁，这的确是中国历史上空前残酷的战争呵！
  可以看得很清楚：瞿秋白一面热情地讴歌了苏区欣欣向荣的景象和人民群众的新生活，一面严厉地谴责了国民党军队对苏区的反革命“军事围剿”。
  苏区发生过肃反扩大化的错误，曾经为敌人利用进行反共反苏区的宣传。对此，他在“供词”里给予了有力地批驳。
  他写道：
  自然，革命和战争难免杀人，这种肃反的工作做得“过火”，或是错误，就会引起一种民众的恐惧和反感。可是，在我到苏区的这一年中，早已没有这种现象。……正是共产党中央迅速纠正了他们，……在中央的决定之中，决没有以残杀为原则，“越杀多越革命”、“七八十岁的老头子，几岁的小孩子都要杀”的事情。据我所知道的，就是“消灭地主阶级”的口号，也绝对不是杀尽地主的意思。……我在苏区没有亲眼见着“杀得满地是尸首”的现象，也许我的“见闻不太广”。
  对于王明路线的实质及其危害，瞿秋白身受其苦，是十分了解的。但是，为了在敌人面前维护全党的团结统一和党中央的领导权威，他对中央的路线说了好话。他写道：
  到了苏区，使我更加感觉现在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和全党，同以前我和其他几个同志（如李立三）领导的时候比较起来，大不同了，工人干部也多了，工作方式也是新的了，政治分析等等的能力也强多了。
  总之，在政策方面，我虽然不在党的中央政治局，不担负着政治上的最高领导责任，可是，以我在苏区一年的感觉而论，觉得党中央的政策和路线没有什么错误。
  瞿秋白在这篇“供词”的最后，写了这样一段文字：
  最后我只要说：我所写的都是我心上真实的感觉。我所见，所闻，所作，所想的。至于我所没有见过的，没有觉到的，或者违背事实，捕风捉影的话，我是不写的。
  我不会随声附合骂几句“共匪”，更不会装腔作势扮成共产党的烈士——因为反正一样是个死，何苦自欺欺人呢？！
  瞿秋白这一篇“供词”，虽然也流露了某些消沉情绪，但它确实打中了国民党的痛处。国民党的一个反动文人赵庸夫当时曾经著文评论这篇“供词”，说是“文长四千余字，首段叙在沪之生活状况，中段述刚到匪区之感想，末为匪区政治的设施，及其对伪政府之鼓吹，因而不便发表。”①这一段文字确能说明国民党当局是深知“供词”中瞿秋白“对伪政府之鼓吹”的份量的。
  ①赵庸夫：《关于瞿秋白之种种》。《逸经》，民国二十六年七月，第三十四期。
  《多余的话》
  从5月17日到22日，六天之间，瞿秋白写了一篇《多余的话》①。这篇自传性的文章近两万字，分为“何必说？（代序）”、“历史的误会”、“脆弱的二元人物”、“我和马克思主义”、“盲动主义和立三路线”、“文人”和“告别”等七个部分。文章开头以《诗经·黍离篇》中“知我者，谓我心忧；不知我者，谓我何求”作为引言。这两句诗，表达了东周大夫出行至旧都镐京，目睹宗庙宫室毁坏，尽为禾稼，感伤不已，所产生的忧国之情。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说：“我愿意趁这余剩的生命还没有结束的时候，写一点最后的最坦白的话”，“彻底暴露内心的真相”。他希望人们了解他，他说：“人往往喜欢谈天，……能够乱谈几句，心上也就痛快了。何况我是在绝灭的前夜，这是我最后‘谈天’的机会呢？”通观《多余的话》，瞿秋白是以关切党的事业，怀念同志战友的真挚感情，认真地总结了一生，严格地解剖了自己，把自己血淋淋的灵魂，赤裸裸地放在显微镜下，坦然无私地自我审判，也留给后人去品评是非功过，“愿意受历史的最公开的裁判”。可以说，《多余的话》是一个活生生的，内心充满矛盾的，襟怀坦白而又心情复杂的人，在临终之际所作的一篇自白。它不仅无损于烈士的革命大节，相反，它以罕见的自我解剖，深刻地表现了瞿秋白的内心世界的种种矛盾。它既有长处，也有弱点；既有令人夺目的光辉，也有使人不爽的灰暗。光辉是主要的，灰暗是次要的。透过这篇发自肺腑的自白，可以清楚地看到作者灵魂中某些本质的东西。
  ①《多余的话》最早刊于中统特务主办的《社会新闻》第十二卷第六、七、八期（1935年8月、9月出版，选载《历史的误会》、《文人》、《告别》三节）。1937年3月5日至4月5日出版的《逸经》半月刊第二十五、二十六、二十七期，全文刊登此文。此后，日本、香港的几种报刊，亦有转载，均系铅字排印。1954年以来，经反复查找，海内外迄今未发现该文手稿。因此，《多余的话》以及其他的“笔供”、“口供”等，是否为瞿秋白所写，抑或出诸瞿秋白之口，历来有人怀疑。他们认为：即使《多余的话》是瞿秋白写的，敌人也不会不予篡改。我认为，《多余的话》不论从总体上，还是从内容、文字、风格等方面加以分析，它都不可能是敌人伪造，而只能是瞿秋白所写；因为敌人难以达到这样的水平。至于是否篡改，既可以说必有篡改，也可以说根本没有篡改。我们还是等待着未来的事实的揭示吧。
  《多余的话》光辉之外，仅就其严格地解剖自己这一点来说，大体有两层意思。一是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对自己的人生观、世界观以至文艺观的剖析中，都有极其精辟的见解。下面分别加以叙述。
  一、坚信马克思主义和共产主义
  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表示：“我二十一二岁，正当所谓人生观形成的时期，理智方面正是从托尔斯泰的无政府主义很快转到了马克思主义。”当然，他也承认“这思路却同非马克思主义的歧路交错着”。瞿秋白在《多余的话》中明确地表示他坚信共产主义，主张实行无产阶级革命和无产阶级专政。他说“我根本不想做‘王者之师’，不想做‘诸葛亮’——这些事自然有别人去干——我也就不去深究了。不过我对于社会主义或共产主义的终极理想，却比较有兴趣。”
  “记得当时懂得了马克思主义的共产社会同样是无阶级、无政府、无国家的最自由的社会，我心上就很安慰”。对于为了达到共产主义社会而必须实行无产阶级专政，他完全赞同。他说：“马克思主义告诉我要达到这样的最终目的，客观上无论如何也逃不了最尖锐的阶级斗争，以至无产阶级专政——也就是无产阶级统治国家的一个阶级。为着要消灭‘国家’一定要先组织一时期的新式国家；为着要实现最彻底的民权主义（也就是无所谓民权的社会），一定要实行无产阶级的民权。这表面上‘自相矛盾’而实际上很有道理的逻辑——马克思主义所谓辩证法——使我很觉得有趣。”正是因为他对马克思主义关于无产阶级专政这一根本原理产生的极大的兴味，所以，“用马克思主义来研究中国的现代社会，部分的是研究中国历史的发端——也不得不由我来开始尝试。”瞿秋白在这方面的业绩，文献事实俱在，将永远彪炳史册。尤其应当指出，瞿秋白直到临危之际，也丝毫没有改变他马克思主义的信仰：
  要说我已经放弃了马克思主义，也是不确的。
  我的思路已经在青年期走上了马克思主义的初步，无从改变。
  二、严格地解剖自己
  在《多余的话》中，瞿秋白清醒地认识到自己的世界观还未能脱净“没落的中国绅士阶级意识”即小资产阶级意识，因而说自己是“脆弱的二元人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