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1934年2月到4月，不足三个月时间，教育人民委员会在瞿秋白主持下，共制订教育法规二十四个。今天遗存下来的是当时用毛边纸油印的一册《苏维埃教育法规》。这是包括小学、中学、大学、师范和社会教育在内的苏区教育法规大全。
  这本《苏维埃教育法规》中收录的江西省第一次教育会议《关于省教育部报告》中说：会议听取了中央教育人民委员瞿秋白同志关于新的教育政策的报告。但瞿秋白这个报告，没有记录保存下来。我们对于他在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任内的具体情况，所知很少，仅从《苏维埃教育法规》中和一些同志的回忆中，略知一二。
  杨之华经过大量调查，所写的回忆录说：秋白经过调查研究以后，写了一个苏区文化教育工作的方针与任务的计划，召集人民教育委员会的会议，进行了研究讨论。据当时担任人民教育副委员和苏维埃大学副校长的徐特立同志说，秋白到苏区后，从制订教育方针到编写教材，都提出了自己的见解，不同意当时“左”倾路线指导下强调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和对知识分子的过“左”政策，因而发生了分歧和争论。①瞿秋白对于苏区教育路线和政策，有自己独立的见解，不同意过“左”的路线和政策，这是可信的。他所写的《阶级战争中的教育》一文中，没有出现“以共产主义为内容的国民教育政策”的内容和提法。但是，在制订教育法规条例时，便不可避免地有所迁就，写进某些共产主义教育的提法。例如最后由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签署的《小学制度暂行条例》第一章《总纲》便明确规定：“第一条在工农民主专政下的小学教育，是要训练参加苏维埃革命斗争的新后代。并在苏维埃革命斗争中训练将来共产主义的建设者。
  ①杨之华：《回忆秋白》。
  第二条共产主义的文化教育是革命的阶级斗争的工具之一，……”。又如《列宁小学校学生组织大纲》强调指出：“共产主义的人生观和宇宙观，必须在斗争中劳动中实际工作中去学习。离开了斗争劳动与实践，专拿书本来读，是说不上共产主义教育的。”
  尽管如此，这些法规条例还是力求把共产主义教育同具体的教学实践结合起来，使之落到实处，而不使其成为空洞的高超的口号。在法规条例中，强调改善教学方法，正确安排课程，力求教给学生更多更切合需要的文化科学知识。以初级小学、高级小学的课程设置为例：
  国语——“初级小学国语课，应包含政治（最浅易的叙说革命常识、乡土地理、革命历史等）及自然（浅易的叙述理化及生物、生理卫生的常识），同时必须在初级小学的三学年中教授儿童以最简易的叙述文的作法，使初级毕业时，学生能自动的写作简单语句的短文。”“高级小学的国语，仍应包含政治及自然的教材，增加议论和批评的成份，同时必须在高级小学的二年中教授儿童以初步的议论文的作法，使高级毕业时，学生能自动的写作最浅易的短篇文字，尤其是应用文（如信函、路条、短篇议论文等）。”①
  算术——“初级小学的算术应教完整数加减乘除四法及诸等数、因数以及小数的最初阶段。”“高级小学的算术至少应学完百分数，小数，分数，开方及比例，并给以最浅显的几何学知识，且必须教授簿记（记账）、会计等实用科目的简单方法。”②
  ①②《小学课程教则大纲》。
  社会与科学常识——“高级小学添设社会常识及科学常识两种科目：（一）社会知识课，应包含有系统而最浅易的历史、地理及社会关系的常识，从社会现象的叙述，逐渐引导到时代及地域的普通概念，以及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等的观念。（二）科学常识课，应包含有系统而最浅易的理化、生物、生理卫生的常识，从具体的自然界现象的叙述，逐渐引导到最浅显的科学公律的概念。”①
  应该说，这些课程的设置和要求，是符合苏区的实际情况的。
  师资不足，是苏区发展教育事业中的一大困难。为此，瞿秋白主持下的教育人民委员部，把发展苏区的师范教育，放在十分重要的地位。《苏维埃教育法规》全面地规划了建设师范教育的蓝图。不但建立了修业期为一年的高级师范学校，修业期为半年的初级师范学校，还建立了修业期为三个月的短期师范学校，在寒假暑假期间还开办小学教员训练班，以利现任或将任列宁小学教员进修。各级师范学校，培养了大批教育干部，特别是妇女干部。“在许多专门学校里面，妇女占着极大的数量”，“在许多学校中，妇女充当教员、教委主任，直至校长”①。
  ①王昌期：《苏区教育的发展》，《红色中华》，1934年9月29日。
  建设一支革命的有文化的教师队伍，就要解决知识分子政策的问题。在五十万敌军压境，阶级斗争极端尖锐的时刻，教育部门也有反革命分子和阶级异己分子的破坏和叛变活动。在这种情况下，瞿秋白一方面强调要提高警惕，反对那种“不问有无知识，乱用一些地主富农来当教员，甚至办教育干部学校和训练班的时候，专门招收一些富农地主，连只认得几十个字的也收纳“①的错误作法。他质问道：“我们有这些精力和财力来栽培干部，为什么不栽培工农子弟和劳动妇女，而要去教育这些无知识的富农地主！”②另一方面，瞿秋白坚持党的知识分子政策，反对“左”的错误。他明确地说：“教育方面需要利用一些旧知识分子，其中有些地主富农或是他们的子弟，这个政策并用不着改变。”③又说：“忠实于苏维埃，服从苏维埃法令的旧知识分子，我们仍旧把他当作苏维埃职员看待，我们还是要督促他们，勉励他们积极的工作。”④在各类学校的章程中，几乎都这样明确地规定了对于知识分子的政策。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能够做到这一点，实在是很不容易了。
  ①②③④《阶级战争中的教育》。
  国立苏维埃大学是一所干部学校，是以造就苏维埃建设的各类高级干部为任务的。瞿秋白以教育人民委员兼任苏维埃大学的校长，徐特立任副校长。1934年4月1日，苏维埃大学举行开学典礼。中央人民委员会主席张闻天、中央革命军事委员会主席朱德、苏区党团中央局及红军大学代表出席了典礼。瞿秋白、张闻天、朱德等先后在会上发表了讲话。瞿秋白说：“大学开学的战斗任务，是为了发展中国的苏维埃革命，供给苏维埃革命运动的干部人材。每个学生同志，都应深刻的了解自己伟大的使命，努力学习，努力参加实际的社会工作，遵守纪律，严厉禁止一切地方观念以及开小差的行为，为中国的苏维埃革命运动而斗争。”①
  苏维埃大学在7月间併入中共中央党校，它单独存在了不到四个月。10月间，中央红军主力开始撤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部的工作也随之结束。在艰苦的战争环境中，瞿秋白对苏区教育事业，倾注了心血，尽了自己的最大努力。据徐特立回忆说：“他对教育工作十分负责，苏大住校直接负责者是我，但他关于政治教育每一课程，每一次学习的讨论的题目他都加以原则指示。他那样衰弱的身体，在十分艰苦生活环境，由于他认真工作，一切困难他都忘却了，精神上表现着十分愉快。”②
  在瞿秋白和其他同志的领导下，中央苏区的教育事业取得了可喜的成绩。1934年3月间，江西、福建、粤赣、瑞金等地有列宁小学三千一百九十九所，学生约十万人；补习夜校四千五百六十二所；识字组二万三千二百八十六个，组员仅江西一省约达十二万人；俱乐部有一千九百一十七个，参加活动的固定会员就有九万三千多人。苏区多数学龄儿童进入了学校，不少劳动人民摆脱了文盲之苦。③
  ①《红色中华》第170期，1934年4月3日。
  ②徐特立：《回忆与秋白同志在一起的时候》。《忆秋白》第322—323页。
  ③王昌期：《苏区教育的发展》，《红色中华》1934年9月29日。
  瞿秋白在中央苏区的时间是短暂的，领导教育工作的时间尤其少。但是，作为中央教育人民委员，他在教育事业上作出的贡献，将长留在党和人民的心中。
  主编《红色中华》
  瞿秋白在担任中央教育人民委员同时，还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兼主编。①
  ①前任主编沙可夫因病于1934年初去苏联疗养。
  《红色中华》创刊于1931年12月11日，初为周刊，是苏维埃临时中央政府的机关报；后改三日刊，双日刊，成为中共中央、中央政府、全国总工会、青年团中央的联合机关报。这是中国共产党在革命根据地创办的第一张中央级的铅印大报。发行量最多时达到四万多份，发行到各个革命根据地，即使在偏远的山区和国民党统治的大城市，也可以见到《红色中华》报。
  早在1933年7月，瞿秋白在上海期间就根据他对《红色中华》的研究心得，写了《关于〈红色中华〉报的意见》，发表在《斗争》第50期。文中对党的报刊新闻工作的方针和方法，提出了指导性的意见。他指出，《红色中华》应在以下六个方面进行改进。
  第一，《红色中华》作为联合机关报，对于“党部在一切政策和群众中的领导作用是非常之模糊的。”党报要反映“‘党的建设’——各级党部的情形，各级党部在苏维埃地方政府之中的作用，各级党部的发展，各级党部的优点和错误等等——必须反映在这个报纸上。”
  第二，应该正确地在报纸上开展自我批评。在报上具体地指出一些坏的现象是正确的。但对“群众的积极性，各种伟大的运动，总之，苏区一般的社会改革，从政治经济的大问题直到种种人情风俗、日常生活上的问题，却只有笼统的叙述。……这是应当改正的，关于优点和胜利的记载要更具体些。”在报道坏现象和缺点时，应该报道“党的纠正政策”。
  第三，报纸在编辑方面偏重于鼓动性的报告胜利的标题。应当使红军和工农群众每天了解战斗的总形势。对“当前最主要的事实和运动”，要作明晰的连续的报道，“给读者以极清楚明了的概念，使他们认识革命的各种战线上的具体情形。”
  第四，加强社论和论文的指导作用，反对命令主义的倾向。对群众的某些疑虑，要作富有说服力的解释。对于新问题，要时常发表有指导性的解释论文。要指导各级政府和党部怎样去解释，并且直接对人民群众说明党的政策的意义和具体的办法，“这样可以大大的帮助简单的法令，可以领导民众反对官僚主义的恶习。”
  第五，要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报纸不能只靠偶然的外来投稿。除了组织特约通讯，派出记者到各重要战线和重要区域以外，还要开展工农兵通讯运动，即组织每个地方、各条战线的工农兵通讯协会，把能够写些通讯的兵士、贫农、工人组织起来。
  第六，建议发行“真正通俗的，可以普及到能够勉强读得懂最浅近文字的读者群众的”《工农报》。
  当时，中共中央设有中央党报委员会，直接贯彻中共中央的意图，指导中央机关报刊。因此，瞿秋白在担任《红色中华》报的社长和主编以后，并不能使上述改进《红色中华》报的正确意见，完全付诸实践。在“左”倾路线达到顶点的时期，瞿秋白在党内继续受到排挤，没有发言权。据《红色中华》的编委韩进回忆，连当时的中央党报委员会的成员陆定一都有意避免与他见面，以免引起嫌疑，受到更大的迫害。瞿秋白与毛泽东关系极好，他们同受排挤，政见相同。人们常常看到这两位诗人，坐在树荫下、草地上，背靠着背，互相酬唱。富有幽默感的毛泽东，有时还与瞿秋白开个小小的玩笑，问他是不是想念杨之华？但是，他们也只能通过吟咏，抒发一点不平和愤慨之情，曲折地表示他们对“左”倾路线的不满。
  这时，第五次反“围剿”战争成为苏区一切工作的重心。《红色中华》的宣传报道，自然是围绕这个重心，动员一切人力财力，支援第五次反“围剿”战争。因此，报纸大力地宣传了扩大红军的运动，大量报道了人民群众踊跃参军的模范事迹，介绍各地在扩大红军中的先进经验，批评了某些地方在扩大红军工作中的缺点和错误，推动了人民群众参加红军的运动。报纸大力地宣传了节约粮食、节省经费支持红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