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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①《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②《青年的九月》。《文学导报》第1卷第4期，1931年9月13日。
  ③《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79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瞿秋白、鲁迅、茅盾和左联的其他革命作家对“民族主义文学”的揭露和批判，使这个反革命文学派别一出笼便处于被声讨的地位。它虽有反动政府的权势和金钱的支撑，仍然成不了气候，终于败下阵去。
  国际和国内弥漫着反苏反共的烟瘴，阶级斗争和民族斗争日益尖锐冲突的时刻，一些代表民族资产阶级、小资产阶级立场和特性的文人，居然公开申明要做超然于阶级斗争之外，实则是反对无产阶级的“自由人”和“第三种人”。他们的代表人物是胡秋原和苏汶（杜衡）。
  1931年12月，胡秋原在他所主持的《文化评论》创刊号上发表了，《阿狗文艺论》①一文。他自称遵循普列汉诺夫唯物史观，以“自由人”面目出现，一面批评“民族主义文学”，一面对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发起了攻击。胡秋原说无产阶级把文学艺术当作政治斗争的一翼，是将艺术堕落成一种政治的留声机，是艺术的叛徒，诬蔑左翼作家提倡马克思主义艺术理论是以不三不四的理论，来强奸文学，是对于艺术尊严不可饶恕的亵渎。其后，他又连续发表了《勿侵略文艺》、《钱杏邨理论之清算》二文，诽谤无产阶级革命文学运动，因此受到左联的批评。1932年5月23日，瞿秋白在《文艺新闻》上发表《“自由人”的文化运动》②，揭露“自由人”企图以自由的智识阶级的名义和无产阶级争夺文化运动的领导权。文章批评了胡秋原标榜“艺术至上”的错误，指出：胡秋原所谓“勿侵略文艺”，反对文艺成为阶级斗争的武器，“是帮助统治阶级……来实行攻击无产阶级的阶级文艺”；“文艺自由”论所真正反对的，是文艺为大众服务。瞿秋白严正地指出，真理并不是要什么“自由人”来领导文化运动，而必须是在无产阶级领导下，使当前的文化运动为大众的解放而斗争。6月，洛阳（冯雪峰）发表《致文艺新闻的信》、《“阿狗文艺”论者的丑脸谱》；7月，瞿秋白发表《红萝卜》等文，继续批评“自由人”。瞿秋白揭穿胡秋原在唯物史观的幌子下，贩卖反对唯物史观的赝品。他形象地把他们比做红萝卜：“外面的皮是红的，里面的肉是白的。它的皮的红，正是为着肉的白而红的。”他们“自己认为是群众之上的一个‘阶级’，把群众的文化斗争一笔勾消，说这和封建余孽资产阶级的文化现象同样也是些乌烟瘴气，说只有他们自己才能够开辟光明的道路；——那么，他们究竟是群众的朋友，或是群众的老师，还是群众的敌人？究竟是不是红萝卜？！”③胡秋原在他的文章中，摘引着列汉诺夫的话，为他的谬论张目。冯雪峰指出，普列汉诺夫的艺术理论中本来已经有许多不甚正确的成分，而胡秋原，却是普列汉诺夫言论的“最坏的歪曲者，是恶劣的引用者”。他对普列汉诺夫的著作“到处都是”“断章取义的引用，切断上下文的抄袭”。④
  ①《文化评论》创刊号，1931年12月25日。
  ②《文艺新闻》第56期，1932年5月23日，发表时未署名。
  ③《红萝卜》。《北斗》第2卷第3、4期合刊，1932年7月20日。
  ④《致文艺新闻的信》。《文艺新闻》第58期，1932年6月6日。
  当左联的革命作家批评胡秋原的时候，曾经是左联成员的苏汶按捺不住，出来为“自由人”辩护。他在《现代》上发表《关于“文新”与胡秋原的文艺论辩》①一文，自称“第三种人”，貌似不偏不倚，实则站在胡秋原一边，对左联的理论和活动谩骂嘲讽。他说，“第三种人”作家之所以搁笔不写，是由于左翼批评家的“凶暴”，和左联对他们进行政治“干涉”，甚至“霸占”了文坛的缘故。苏汶诬蔑左翼文坛不要文学，把文学变成连环图画之类；并在文中对人民革命斗争进行歪曲和诽谤。当这些攻击遭到批驳，他又写《“第三种人”的出路》、《论文学上的干涉主义》，继续散布谬论，与“自由人”一唱一和，攻击左翼文艺运动。
  ①《现代》第1卷第3期，1932年7月1日。
  胡秋原、苏汶的言论，对于为数不少的小资产阶级作家具有很大盅惑性。因此，鲁迅、瞿秋白、冯雪峰、周扬、陈望道等许多作家，都撰文给予严正的批判。
  1932年10月1日，瞿秋白署名易嘉在《现代》上发表了《文艺的自由与文学家的不自由》的著名文章，专门批驳胡秋原和苏汶的谬论①。文章开头引用了列宁在《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一文中揭露资产阶级文艺“自由”的名言：这种自由是虚假的，骗人的，它“不过是他们依赖钱袋、依赖收买和依赖豢养的一种假面具（或一种伪装）罢了”②。胡秋原说“自己的方法是‘唯物史观’”，俨然以马克思主义者自命。
  “可是，这是不可能的事情。他的所谓‘自由人’的立场不容许他成为真正的马克思主义者。”在阶级社会中，不可能有独立于阶级利害之外的“文艺自由”，“事实上，著作家和批评家，有意的无意的反映着某个阶级的生活，因此，也就赞助着某一阶级的斗争。有阶级的社会里，没有真正的实在的自由。当无产阶级公开的要求文艺的斗争工具的时候，谁要出来大叫‘勿侵略文艺’，谁就无意之中做了伪善的资产阶级的艺术至上派的‘留声机’。”胡秋原的错误，“最重要的是他要文学脱离无产阶级而自由，脱离广大的群众而自由。”胡秋原“把普列汉诺夫和安得列耶夫，艺术至上论派等等混缠在一起”，企图为他反对艺术的阶级性、文艺只是表现生活的观点寻找理论根据。实际上，“他恰好把普列汉诺夫理论之中的优点清洗了出去，而把普列汉诺夫的孟塞维克主义发展到最大限度——变成了资产阶级的虚伪的旁观主义”。③
  ①《现代》第1卷第6期。文中的两个小标题：一、“万华缭乱”的胡秋原；
  二、“难乎其为作家”的苏汶。
  ②《党的组织和党的文学》。《列宁全集》第10卷，第28页。瞿秋白原来的译文与此稍有出入。
  ③《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日。
  对于苏汶，瞿秋白指出，苏汶的反对“某种政治目的”，其本身就抱有确定的政治目的；他的“这种文章是达到某种政治目的的锐利的武器。”苏汶的文章固然巧妙，但说来说去，无非是说：“理论和行动本来是不能并存的，文学和革命也是不能并存的，艺术和煽动也是不能并存的。”①瞿秋白指出，只有无产阶级才能建立真正科学的文艺理论；无产阶级在革命中，需要用文艺帮助革命，用文艺来做改造群众的宇宙观和人生观的武器。即使是前进的战士，也要努力取得文艺这个武器。“谁要劝告新兴阶级不要去拿这种武器，他自然客观上是抱着‘某种政治目的’的，——虽然他自己都觉得‘并没有丝毫政治臭味’。”②阶级社会中的文艺，反映着一定阶级的利益和观点。“文艺——广泛的说起来——都是煽动和宣传，有意的无意的都是宣传。”③瞿秋白反驳胡秋原关于文艺不是“政治的留声机”、文艺阶级性应予否定的论调，而说“文艺也永远是，到处是政治的‘留声机’。”④这种“以子之矛攻子之盾”的反驳方法，有点失之简单。但他本意在于强调，阶级社会中，阶级性是作家和文艺作品的固有属性。他仍然主张文艺是生活的反映；作家和作品的阶级性，并不意味着政治是文艺的本原，文艺应从属于政治。瞿秋白强调了艺术的重要性，批评了那种毫无文艺价值的作品，他说：“文艺只是煽动之中的一种，而并不是一切煽动都是文艺”，“并不是个个煽动家都是文学家”。“真正能够运用艺术的力量，那只是加强煽动的力量；同时，真正为着群众服务的作家，他在煽动工作之中更加能够锻炼出自己的艺术的力量。”⑤苏汶关于煽动与艺术不能并存的观点，是站不住脚的。
  ①②③④⑤《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日。
  苏汶把文学比做“卖淫妇”，说资产阶级和无产阶级都“想占有她”。而最吃苦的是“第三种人”的“作者之群”，于是他感叹不已：“在人人都不肯让步的今日，诚哉，难乎其为作家”。对于这种谩骂式的比附，瞿秋白尖锐地指出：“事实上文学并不是卖淫妇，文学是附属于某一个阶级的，许多阶级各有各的文学，根本用不着你抢我夺。只是这些文学之间发展着剧烈的斗争；新兴的阶级，从前没有文学的，现在正在创造着自己的文学；而旧有的阶级，从前就有文学的，现在是在包围剿灭新兴阶级的文学。剿灭不了呢？用一点儿别致的巧妙的手段，或者毒死它，或者闷死它，或者饿死它……而新兴阶级的文艺运动却并不在‘霸占’或者‘把持’什么，它只要指出一些文学的真面目——阶级性。”①至于作家，也必然具有阶级性。瞿秋白说：“作者呢，本来就不是什么‘第三种人’。作者——文学家也不必当什么陪嫁的丫环，跟着文学去出嫁给什么阶级。每一个文学家，不论他们有意的，无意的，不论他是在动笔，或者是沉默着，他始终是某一阶级的意识形态的代表。在这天罗地网的阶级社会里，你逃不到什么地方去，也就做不成什么‘第三种人’。”②
  ①《现代》第1卷第6期，1932年10月1日。
  ②《现代》第1卷第6期。
  “自由人”与“第三种人”并非铁板一块。经过瞿秋白、鲁迅等的批判，他们中间很快地发生了分化。一些人更加露骨的反动，如胡秋原投靠蒋介石，当上立法委员，成为法西斯文化掮客。一些人，如诗人戴望舒则走上了进步的道路。
  资产阶级“新月派”文学和胡适，这时仍然散布反动的政治理论和文艺理论。1931年5、6月间，瞿秋白就写了《学阀万岁》、《鬼门关以外的战争》等文，指出“新月派”的文学，是为地主资产阶级服务的绅商文学。随后，瞿秋白又写了《非政治主义》、《猫样的温文》等文，反驳他们的谬论。
  “新月派”与“民族主义文学”之间有过争论，他们认为“民族主义文学”打着“祖国”“民族”招牌，未免蠢笨，不如他们自己打起“为艺术而艺术”的旗号，更为巧妙、更加隐蔽。瞿秋白指出，“诱惑群众使他们不问政治——这常常是统治阶级的一种手段。”①对于“新月派”创办的《声色》杂志所发表徐志摩的《一个诗人》，瞿秋白指出这不过是“清客”对其主子“吃租阶级”奉献的“歌声”和“色情”。②
  ①《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398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②《瞿秋白文集》4卷本第1卷，第271—272页。人民文学出版社1953年版。
  这时，胡适宣扬“人权”，“王道”，鼓吹实验主义。瞿秋白先后写成《鹦哥儿》、《王道诗话》、《出卖灵魂的秘诀》、《人才易得》等文，揭露胡适的为国民党反动政府和日本帝国主义侵略者出谋献策，甘当走狗的真面目。1933年春，日本加紧对华侵略，平津危急，中国人民和爱国官兵掀起长城抗战。这时，曾经玩过“人权”，玩过“五鬼闹中华”把戏的胡适，“又发明了第六个鬼——叫做‘仇恨’。这个鬼不但闹中华，而且祸及友邦，闹到东京去了。因此，胡博士对症发药——预备向日本帝国主义上条陈。”①按照实验主义的哲学，胡适的条陈是：“日本只有一个方法可以征服中国，即悬崖勒马，彻底停止侵略中国，反过来征服中国民族的心。”④这是背叛祖国，出卖灵魂的无耻行径。瞿秋白说：“胡适博士不愧为日本帝国主义的军师。但是，从中国小百姓方面来说，这却是出卖灵魂的唯一秘诀。”⑤胡适到湖南长沙演讲，湖南省长何键一次便送给胡适五千元程仪。《字林西报》登载胡适的言论是：“任何一个政府都应当有保护自己而镇压那些危害自己的运动的权利，固然，政治犯也和其他罪犯一样，应当得着法律的保障和合法的审判……”②这就是“中国的帮忙文人”胡适的“王道仁政”论。瞿秋白写了《王道诗话》，对于已经堕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