①过去一向说，瞿杨于1924年11月7日结婚。据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7—29日连续三天刊登的沈剑龙、杨之华启事：“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则瞿杨结婚时间不应在此以前。
  在极端尖锐的斗争中，许多青年的革命者，往往深感孤身力薄，而需要聚集大批战斗的勇士，也需要志趣相投、道义相合的朋友。在这个革命情谊交融的大家庭中，一些男女战友之间，会逐渐加深情谊，甚至很快便会发展到互相爱慕，而结合起来。瞿秋白和杨之华之间的爱情，就是这种超平常态的快速的结合。
  杨之华又名小华、杏花，别名文君、文尹、杜宁，浙江省肖山县人，1900年生于肖山县坎山街三岔路。在这个小镇上，杨家曾经是当地首富，地中之外兼营米丝生意，后来家道虽然衰落，但在乡里仍然有些地位。杨之华幼时聪敏好学，性格温柔，又有超群的美貌；家人亲友宠爱地叫她“小猫姑娘”。但是这位小姑娘却很有个性，很有同情心。家中长辈一向重男轻女，哥哥们可以在专门为他们办的家塾读书，却不许女儿读书。杨之华常常躲在书房门外偷听塾师授课。塾师见她好学，便请求家长允许，让她与男孩一起读书。那时，女子缠足，是天经地义，杨之华屡次反抗，终于使母亲让步。五四运动前后，杨之华冲破封建藩篱，来到杭州浙江女子师范学校求学，深受新文化运动的薰陶。从杭州回到家里，她毅然剪掉长发，还下水游泳，上街骑自行车，一时轰动，传为奇闻。1920年她与沈剑龙结婚，去夫家时只穿一套粉红色衣服，既不坐轿也不带嫁妆，不请酒设宴。当时，她听说上海《星期评论》社要组织一批青年到苏俄去学习，便来到上海，结果没有去成，留在《星期评论》社工作。1921年，当时还是共产党人的沈玄庐在肖山县衙前镇与当地农民领袖李成虎一起组织农民协会，开展农民运动。为了促进农民运动的发展，沈玄庐仿效党在城市中从办工人夜校入手开展工人运动的方法，邀请宣中华、徐白民、杨之华等人，兴办衙前农民小学，学际上成为发动和团结衙前农民的活动中心。肖山农民运动，1921年秋冬达到高潮，掀开了中国新型的农民运动史的第一页。杨之华在农民运动中受到教育，不久就参加了社会主义青年团。
  这一时期，妇女解放问题引起了杨之华的重视，从1922年7月到11月，她先后在上海《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上发表了《社交和恋爱》、《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离婚问题的我见》、《谈女子职业》等文章，提出了许多精辟的见解，喊出了千万妇女要求自由解放的心声。她写道：“男女社交在社会上自然是很重要的问题。自五四运动以来，提倡公开的人也很多。可是终不易实行。……依我个人想起来，是因社交男女自己造成的障碍。一面说要社交公开，一面又做得不要社交公开。自相矛盾，自己搬了石堆，充塞了自己进行的路。”①这时，有一个人向杨之华求爱，遭到拒绝，他竟背地里散布说杨之华同意与他恋爱。他对真正的爱情全然无知，却说“吊膀子”是“无产阶级的恋爱方式”。②杨之华著文揭露了这个人的嘴脸，鞭挞了他的丑恶的灵魂。她写道：“‘吊膀子’是不生产者虚伪的没廉耻的诱骗异性的专有名词，所以社会上都认吊膀子是两性间一种恶行为，而这位先生竟把吊膀子当作恋爱！”“真正无相当知识的无产阶级的人，可怜他们一天到晚做工都来不及，还有什么工夫去吊膀子？这位先生凭空拖了无产阶级来掩护他公然鼓吹吊膀子的主张，并且把知识、名望、人格蕴藏在漂亮衣服、特别言动堆里，不但污蔑了知识、名望、人格，简直污蔑了纯洁的无产阶级”。③旧社会里妇女地位低下，杨之华痛感于妇女一生“何等枯燥！何等不幸！”大声疾呼妇女要独立，不做男人的寄生虫，“我们终要靠着自己的力量去做，不要仍旧去依赖男子；对于女子，我们应当有互助的心”。④妇女们应该起来奋斗，争取自己应得的权利，那时她们“将由被压迫被支配的地位，由自觉而进到自主的地位了。”⑤
  ①《社交和恋爱》。1922年7月《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②《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1922年8月11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③《对于“争论‘社交和恋爱’”的争论》。1922年8月11日《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④《谈女子职业》。1922年11月《民国日报》副刊《妇女评论》。
  ⑤《保定女师学潮给我们的希望》。《妇女周报》第34期，1924年4月。
  1923年底，杨之华报考上海大学，录取后在社会学系学习。她学习刻苦，追求真理，并积极参加社会活动。她是上海大学学生会负责人之一，同时参加工人运动和妇女运动。国共合作中，她被派往国民党上海执行部青年妇女部工作。在那里，她认识了向警予。向警予担任该部助理，杨之华和张琴秋两人协助她工作。杨之华最初认识瞿秋白，仅仅是在课堂上。平时，瞿秋白严肃沉静，不苟言笑。因此，有人说他是“骄傲的”、“冷酷的”。不久，在鲍罗廷家中的一次会见，使她对他有了新的认识。
  有一天，苏联顾问鲍罗廷夫妇要了解上海妇女运动的情况。向警予因事离沪，上海大学社会主义青年团支部通知杨之华到鲍罗廷那里去汇报。她到了那里时，意外地遇见了瞿秋白，原来忐忑不安的心情顿时平静下来。瞿秋白担任她们谈话的翻译，在他的帮助下，她顺利完成了汇报任务。她后来说：“从这次工作接触后，我觉得他很诚恳，很愿意帮助别人。他不但不骄傲，而是很谦虚；不但不冷酷，而是很热情。他的热情，不是浮在表面，而是蕴藏在内心，只有当人们和他在一起工作时，才能深切感觉到这种热情的力量。”①不久，在向警予、瞿秋白的帮助下，杨之华加入了中国共产党，她的入党介绍人就是瞿秋白。
  ①杨之华：《忆秋白》。
  杨之华的第一次婚姻是由家庭包办的。杨、沈两家是世交，杨之华和沈剑龙在幼年时，便由双方的家长杨父杨羹梅和沈父沈玄庐定了亲。结婚时，沈剑龙还在学校念书。表面上看，沈剑龙俊俏聪明，但实际上是个贪图色欲，腐化堕落，而且思想变得越来越反动的花花公子，连他父亲也不满意这个放荡的儿子。沈玄庐支持杨之华到上海求学。沈玄庐与邵力子也是世交，杨之华到上海，常常住在邵家，她的女儿沈晓光就是住在邵家生的。沈剑龙在杨之华去上海大学求学期间，生活更加糜烂，在家乡愈发闹得不象样子。杨之华写给他的大量信件，他连看也不看，气得沈玄庐把这些信寄回给杨之华，说他儿子根本没有看。从生活方式到思想境界，这一对夫妻，从结婚的那一天起，就出现了裂痕，并且分岐越来越大，最后到了不得不分离的地步。杨之华把女儿的名字改为独伊，意思是只生这一个，以此表明她对沈剑龙的怨恨和决裂。杨之华要求与沈剑龙离婚，得到了沈玄庐的支持。
  关于杨沈的离婚，瞿杨的结婚，还有一段佳话，下面是杨之英的回忆①：
  ①杨之英：《纪念我的姐姐杨之华》。《回忆杨之华》第147—148页。李文宜也有同样的回忆，唯情节稍有出入，见同书第57页。
  我第一次见到秋白是1924年11月，姐姐同他一起到肖山家中来的时候。当时姐姐已决定与沈剑龙离婚，她和秋白来家就是为商议这件事的。秋白给我的印象是文质彬彬，说话斯文，十分有礼貌。他们到家后，立即派人把沈剑龙请来，三个人关在房间里谈了差不多一整夜。
  临别时，我看他们说话都心平气和，十分冷静，猜想姐姐与沈剑龙离婚和秋白结婚的事已经达成协议。果然，姐姐和秋白回到上海后不久，邵力子主办的《民国日报》上就登出了两条启事，一条是姐姐与沈剑龙的离婚启事，一条是姐姐与秋白的结婚启事。①11月7日，十月革命纪念那天，姐姐和秋白正式结婚。我的父母亲认为这事丢了杨家的面子，没有参加他们的婚礼，但姐姐从此却更加勇敢地走上了献身于革命的道路。
  ①瞿、杨启事称：“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恋爱的关系”。杨、沈启事称：“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脱离恋爱的关系。”瞿、沈启事称：“自一九二四年十一月十八日起，我们正式结合朋友的关系。”上海《民国日报》，1924年11月27、28、29日。
  瞿秋白和杨之华的超乎寻常的结合，引起了一些人，包括某些自己同志的不理解，甚至于非议。瞿秋白的心情很苦恼。他在这时写了十几封信，寄给在北京的丁玲，几乎每一封信都责骂自己，说他对不起王剑虹，还说，什么人都不配批评他，只有天上的梦可（王剑虹）才有资格批评他。这一束象谜似的、使人费解的信，表达了他的内心的烦恼和惶惑，反映了一个人性格上、心理上的矛盾状态。在现实生活中，不论是平凡的、普通的人物，还是伟大的、杰出的人物，似乎都免不掉这种矛盾的困扰。要彻底排除这种困扰，除了消除造成这种困扰的个人的主观因素外，还要消除外在的客观的因素，即社会和阶级的落后于时代的消极因素；后者，也许是更重要的。
  杨之华离开沈剑龙后，沈玄庐夫妇从此不许她再来见女儿独伊。杨之华思女心切，渴望一见。瞿秋白非常理解她，热情地给予安慰，并于1925年初帮她抽空回乡探望。她避开公婆，偷偷地见了女儿一面，又匆匆而别。回到上海，杨之华仍对女儿思念不已。瞿秋白想尽一切方法为她解忧。他讲《安娜·卡列尼娜》故事给她听，他说：“你过去在婚姻上所遭遇的不幸，一时不能见到孩子，这一点和安娜·卡列尼娜相同，旧的社会制度窒息了多少人们的心灵呵！但是你处的时代和安娜·卡列尼娜的时代完全不同了。你一定会得到你的幸福，你一定能够看到你的孩子，也一定能够和你的孩子在一起生活。”他写了一首长诗给杨之华，咒诅黑暗的旧社会，但孩子将有光明的前途，他会爱护她，培养她，教育她，使她成为对社会有贡献的人。不久，杨之华征得瞿秋白同意，他们一起回到肖山家中。在母亲那里，他们决定派人去把孩子从沈家偷出来，抱回上海。那天，他俩站在山上，一会儿看到孩子出来，杨之华刚刚把她抱在怀里，就被追赶来的两个大汉把孩子夺走了。孩子哭喊着妈妈，杨之华的心都碎了，忍不住大哭起来。她和瞿秋白沿着河边，冷清凄凉地走着。两人都默默无语，杨之华第一次看见瞿秋白流下了眼泪。后来，杨之华的母亲，设法接独伊到外婆家来玩，然后把她送到了上海。母女终于团聚。
  这段时间里，发生了一件趣事。
  瞿秋白五四时代的老朋友郑振铎和高君箴结婚。照当时文明结婚的仪式，结婚证书上必须盖有主婚人，即双方家长，介绍人及新郎新娘的图章。临到举行婚礼的前一天，郑振铎这才发现他的母亲没有现成的图章。他就写信请瞿秋白代刻一个。不料瞿秋白的回信却是一张临时写起来的“秋白篆刻润格”，内开：石章每字二元，七日取件；如属急需，限日取件，润格加倍；边款不计字数，概收二元。牙章、晶章、铜章、银章另议。郑振铎一看，以为瞿秋白事忙，不能刻，就请沈雁冰刻。第二天上午，沈雁冰把他连夜刻好的图章送到郑振铎那里。忽然瞿秋白派人送来一封红纸包，大书“贺仪五十元”。郑振铎正在说：“何必送这样重的礼！”沈雁冰已把纸包打开，原来是三方图章，一个是郑母的，另两个是郑振铎和高君箴的。郑、高两章合为一对，刻边款“长乐”二字。郑、高两人都是福建长乐县人，又是新婚之喜，“长乐”二字，是用意双关的。沈雁冰一算：润格加倍，边款二元，恰好是五十元。这个玩笑，出人意外，郑振铎和沈雁冰不禁捧腹大笑。下午，举行结婚仪式。瞿秋白也来贺喜，请他讲话，他便用“薛宝钗出闺成大礼”这个题目，讲了又庄严又诙谐的一番话，大意是妇女要解放，恋爱要自由。满堂宾客，有瞠目结舌者，有鼓掌欢呼者，都引为奇闻。
  瞿秋白和沈雁冰是1923年相识的，后来两家就隔壁住着，经常往来，结下了深厚的友谊。
  《热血日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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