接着他悲天悯人地慢慢儿说：“在遥远的什么地方，在火线那边，我的小宝贝们在等着爸爸。可是爸爸却落在德国人手里，爸爸为了小宝贝们在淌眼泪……”
  “喂，朋友，战前你是干什么的？”我忍不住问他。
  “跟您的行业一样，”他回答了，马上咧着嘴笑。
  “跟我的行业一样，也就是说，象我一样是从监狱里出来的喽，”我开玩笑似地说；可是突然发现这个家伙慎重地眨着眼睛，好象在警告我别透露得太多。
  他相当自在地回答了我的问话：“我并不重视我服务的地方，现在，您瞧，我是个讨饭过活的流浪汉。”
  我们吃饭的时候，他总是挨近我，趁没人注意的当儿，小声说：“看来，我们的主人是顽强的苏维埃人出身。”
  我故意凑近地同样低声问：“你从哪一点看出来的？”
  “在有些谈话中……究竟是谁指定他当村长的？”
  这时我立刻把他说得窘住了，使他意气消沉，不再追根究底地问下去：“是我委派他的，就是没来问你！”
  经常有些人在博契科家里作客。他欣然接待这些人，给他们吃喝，给他们治病，还供给他们穿着。大概至少有二十五个人和他住在一起，当然，他这一点应该受到荣誉和赞扬。他大多数的“临时住客”后来都假如了游击队。不过叶戈尔·叶夫杜霍维奇是个极重情感的人，对任何人都不分好歹地开诚布公。我警告过他，但无济于事。
  由于我的请求，博契科到普列鲁基去联系那边的地下工作者。
  这件事他没有办成；可是打听到一些有意思的新闻：“在伪村长会议上，听说在区里昂城里已有党和苏维埃的积极分子三十多人被捕，其中十八人已遭枪决。又据说，费多罗夫已在本省出现。全体伪村长和伪警察奉命立即向上级报告可能发现您的行踪的任何消息。”
  这时，博契科开始低声地对我说，不过这个人的低声说话说得那么响，大约在街上也听得见：“区长个别召见我说：‘我听说，费多罗夫正在您那方面活动。显显您的本领吧。假如我们把他捉住就好了……’他的诺言是如此慷慨，害得我几乎是一路奔回家的。阿列克塞·费多罗维奇，您应该迁移……”
  夜里三点钟光景，我醒了，马上从床上跳了起来。我的心情是惊惶不安的。我从枕头下抽出手枪，放在自己身边。我的心卜卜地跳得挺厉害，妨害了听觉。仿佛大门外有人在叽叽喳喳说话。我竭力设法使自己镇静，不想无缘无故为了一点儿小事叫醒主人。
  房顶上密密地滴下水来，神像底下的小油灯的灯芯发出噼哩啪啦的声音。此外再没有别的声响。我正想再躺下去，认定这是因为我和博契科的谈话使我忐忑不安，所以现在才处处引起错觉。但是又听到门外有人在小声说话——我辨别出有好几个人的声音。还有人在窗下说话，扑通一声失足掉在水洼里，骂了一句。我推醒了伊凡。女主人也从炕上爬了下来，向我摇了摇手，蹑着脚步跑进门口。伊凡把一颗手榴弹塞给我的左手，站在我的旁边。他母亲把耳朵紧贴在门上。
  有人敲了一下窗户。但是敲得并不德寇或伪警那样急躁，而是怯生生地拿手指头的肉敲的。
  “谁呀？”女主人哑着嗓子大声问。
  伊凡把嘴凑到我的耳边说：“他们会用欺骗手段捉人，现在会说他们是自己人的。”
  真的，门外有个女人的声音回答说：“老大娘，自己人，开开门吧……”
  西蒙年科的母亲转过身来问儿子：“这是女工作队长津卡·塔塔尔丘克，她有什么事呢？开吗？”
  “开开门，不要惊慌……”那女子的声音在劝说。
  “还有谁跟你在一起？”
  “老大娘，都是自己人，尼纪达和沙索克，还有维拉·杜列娃，开开门吧，我们是来见你们的客人，是他自个儿叫我们来的。”
  老太婆拔开了门闩。伊凡拿手电筒照着进来的人的脸。我马上就认出了三天前和我谈过话的女工作队长。就是那个在莫斯科参加过农业展览会的人。
  “快点儿进来，”老太婆催促道，“别把屋子弄冷了！”
  跟着女工作队长先挤进来三个人，接着又挤进了四个人，还有人从后面暗地里钻进来。
  女主人摇着手说：“你们这里有多少人呀，去吧，到院子里去吧！津卡，你说一声。”
  女工作队长叫两个人留在房里，把其余的人都打发到院字里去。然后对我说：“我们可不可以也出去，……同志。”
  “我叫奥尔洛颥，”我提醒她说。她从那一回就记住再也没有叫我的真名，这一点很使我喜欢。“有什么事？能不能快点儿说？您在这里说吧，这些人我都信得过去。”
  女工作队长满意地微微一笑。
  “西蒙年科老大娘完全相信得过。她好象是我亲生的母亲一样……奥尔洛夫同志，我们上您这儿来是为了这件事。您三天前不是对我说过，需要组织一批人到树林里去。呶，这就是他们这一批人：十二个小伙子和我们三个姑娘。我们的武器有：手榴弹八颗，步枪两支；各人腰带上都有刺刀，还有够吃一星期的荤油和面包，奥尔洛夫同志，我们就少一样东西……”
  “行动计划吗？”
  “不是，我们有计划。我们的计划是这样的：我们先潜入伊琴雅森林，假如在那里找不到游击队，就再往前走，到奥尔洛夫省去。不会找不到游击队的。我们只有一个缺点：总是争论该谁当队长。大伙儿认为不需要队长。我认为这么走不成。我们一出发，我们就成了一队游击队员。奥尔洛夫同志，您说对吗？”
  “对。”
  “你们听，我怎么对你们说的？”她对小伙子们说。“假如我们是游击队员，那就该懂得纪律。谁逃跑——谁就是逃兵，那种人，”她嗓音里发出刚强而宏亮的声调，“凡是逃跑的，或者更坏的高高举起手来的人——就该处死！”
  “我认为，您既是个发起人，就该当队长。”我对女工作队长说。
  “奥尔洛夫同志，您是不是可以不用‘认为’，而用您自己的权利来委派一个人呢？这样会更巩固，特别是我们有许多人想到，这是由党委派和任命的。老大娘，请您开点儿门。让游击队员们听一听……奥尔洛夫同志的命令。”
  这位姑娘的严格要求和身心自己有理的口气，使老大娘无条件地顺从了她。我也理解到，她可以担当指挥的任务，同时我的命令也对全体队员起着很大的作用。
  “到这里来吧！”我把那些青年人叫来。
  这时我搞清楚，十五个队员中有十个是共青团员。女工作队长年纪最大，她今年二十二岁，最小的是米沙，才是四岁。我本想说服米沙，劝他留下来。然而这件事办起来倒并不那么简单。他讲了自己的“铁木儿”的功绩……他是个高个儿小伙子，身体结实，目光傲慢不逊。
  “我拿打仗的步枪打中过苹果的正中心，我会掷手榴弹。叔叔，我向来什么都不怕！”
  我对这一小队人的最初印象是很好的：我甚至想和孩子们一起向前走，上伊雅琴游击队去。但是在最后一分钟，有放弃了这种意图。有一个小伙子说，到森林里去以前，应该把村里所有的亲德分子都消灭掉，还提出了三四个人的姓名。他又提出了一个完全狂妄的计划：当夜立刻到那些已经回家的富农和富农的帮凶们家里去扔几颗手榴弹，然后再跑。这个小伙子很年青，容易情感用事。我想，其余的人会制止他，会给他解释，这样无组织、无计划的行动是不行的。不料他的计划却使半数以上的队员听了大为高兴。不错，女工作队长还是想打消他们的热情：
  “小伙子们，你们真傻呀！这样我们还没到森林，德寇就会把我们一网打尽，全都给绞死，连村庄也烧光。瞧，等我们到了游击队，那里有我们的力量，有司令员，他知道往哪儿进攻。”
  “你真是个胆小鬼！”提出计划的人叫起来了。
  我只得提高了声调。我命令他们立刻不要作声。小伙子们服从了，但是我明白他们心里还是热血沸腾。我也猜度到，他们一出门又会争吵起来的。
  我们是在半明半暗中进行谈话的，我几乎看不出客人们的面孔。他们一定正在改变嗓音，在使劲用深沉的嗓音装作成年人说话。西蒙年科凑着炉子点纸吸烟的时候，鲜明地照亮了每个人的脸。这时我看到了女工作队长召集的那些小伙子是多么年青啊。于是我就轮流询问每个人。原来只有五个人在集体农庄里工作过，其余的都是六七年级的中学生。当然，他们想象不到在游击队里会有哪些艰难困苦落到自己身上。他们是入迷了，只想快些开始打仗，开枪，高呼乌拉。
  该不该完全拒绝这些没长胡子的青年人的帮助呢？当然不应该，这些小伙子对于地下组织和游击队很有用处。可惜，唉，真可惜，我们在事先准备人员方面所能抽出的时间实在太少了。
  我挑选了六个年纪最大的，允许他们到部队里去。我建议米沙和其他几个中学生就地组织一个地下小组：写传单，把这些传单悄悄地送到每家人家去，和邻村的青年们取得联系。他们都赞成，但显然是失望了。
  说到这里，我们便分手了。下半夜我就没有睡着，心里想：“每个村子里都有几十个这样的少年，这些小伙子同样会无计划、无组织地和敌人打起仗来。由于缺乏经验，很多人失踪了。他们的志向是纯洁的、高贵的。苏联的学校、共青团所培养出来的爱国主义在鼓舞着他们进行斗争。但是不论学校也好，共青团也好，当然都没有培养他们去当地下工作者和游击落队员。”
  西蒙年科老大娘好象猜透了我的心事，给我将起德寇初次驻扎在村子里时的情形，小伙子们不但毫无惧色地在他们中间穿来穿去，有些人甚至装出更怪的样子来撩惹德国兵。
  “我们邻居的一个小伙子米科拉撩惹了一个德寇上等兵，德国兵把他捆起来扔在桌子底下。德寇在村子里驻扎了三天，米科拉就给捆在桌子底下三天。德国兵坐下来吃饭时用脚踢他，甚至象喂狗一样，把面包往桌子底下抛，但是他什么也不吃，什么也不要喝，就这样活下来了。这么一点儿大的孩子哪来这么大的力量啊！”
  后来我相信了，这些具有力量和革命热情的小公民，在我国是很多的。如果到处甚至对这种哪怕是初步的组织再予补充，乡村的共青团员，甚至少先队员都能对地下工作者和游击队员们有极大的帮助。
  我的主人伊凡·西蒙年科也准备动身了。他母亲给他烘了些馅饼、灌了些家里的腊肠上路。我继续邀请伊凡和我一起到游击队里去，可是他坚持自己的主见：“打游击是令人怀疑的，不正确的，你怎能用棍棒，或者在顶好的情况下，用步枪或自动枪去对抗坦克、飞机和大炮呢？不，费多罗夫同志，这种从森林中出来突击的祖传方法已经落伍了，不会有什么好结果的。”
  好，我只得和我流浪的伙伴分手了。
  他往东走——上前线，我往西去。
  我们在一起做的最后一件事，虽说是必要的，但也是悲惨而不愉快的。
  夜晚，我们走进花园去，在一棵苹果树底下挖了个大约七十公分深的坑，把我们的证件都埋在里面。
  这是一件不容易下决心的事。虽然中央委员会已经公布了明确的指令：毁灭或可靠地藏掉一切足以暴露党务工作人员的证件，但是要同这些证件分离是很痛苦的，原因是：每一张证件就是我们的一部分往事、一部分心血。
  伊凡和我至少费了三小时的功夫才准备妥当……事实上并没有什么要准备的。我们翻阅和重新审查证件：彼此回想和叙述一点往事。这是我的乌克兰共产党（布）中央委员会的委员证。已经渍了水，发黄了，好象一片去年的树叶。想来是我浮水过河时把它浸湿了的。其它的证件没有受到这么大的损伤。我的鲜红的皮面、盖有金印的最高苏维埃代表证，只浸湿了一点儿。它是人民交给我的，是现在围绕着我的人民交给我的，也是西蒙年科的老母亲，也是叶戈尔·叶夫杜霍维奇·博契科，也是我昨天已经穿上身的那套衣服的裁缝交给我的，他们都是我的选举人。现在我不得不把他们对我信任的证书，这册大红色本子埋进地下去了。我还有把它拿出来的一天吗？
  我们用报纸把每一种文件仔仔细细地包好，再用防毒面具上想橡皮把整个包儿扎好，然后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