面子的酒鬼老子。
  自毁的方式有慢性的、也有速成的，鸡仔双管齐下，只求个了结。白发苍苍、一脸慈祥的母亲幽灵却对此只字不提，只和他吃早餐、喝茶、再一起去为家乡小镇上的老熟人们做临终美发美容，分明是天使。过往的细节一点点浮现出来：桌上的刻字、爸爸强求的意大利面、曾有的钟点工太太、母亲送他去大学宿舍时的激动、以及他给过母亲的无数次尴尬和拒绝……母子之间会有多少往事？无外乎衣食住行、学业、家事，但这个故事似乎要老土地重申：最普通的小事在回忆里也会最温馨、也会最伤人，可当你学会像成年人、像外人那样审视它们时，一切都来不及了。
  鸡仔在短促的一天里，终于明白了母亲怎样供自己读的大学、母亲怎样断然而有尊严地拒绝了父亲。鸡仔这才知道，自己要了断的这个生命，其实并不只是自己的。我们所见万事万物都会有起因，只是我们活得太匆忙，没办法搞明白，正如鸡仔小时候无论如何也猜不到，父亲责怪母亲的意大利面不好吃，背后的真相是另一个意大利女人。要想追踪鸡仔自杀的起源，到底是自暴自弃、时运不济？还是那缺席的父亲呢？母亲要鸡仔原谅自己，而此时此刻，鸡仔要原谅的不是要求死的自己，而是多年来愧对母亲的那个自己——这两者之间，有很大的区别呢。
  在我看来，这并非母亲跨越生死界来救儿子重生的故事，而是关于“一个生命如何存在下来”的问题，从母亲开始，到自己的死亡、乃至自己的后代为止。团裹在这个故事中的家庭实质也是如此逼真，现实得让我们不得不感同身受。站在女人的立场去看，母亲也同样是个女人、一个男人的女人，当她遭遇人生低谷、爱人欺骗、经济危机、舆论无理的攻击和排斥……的时候，她又是怎样活到79岁的呢？她究竟错过了多少幸福、美貌、富足和悠闲，才成为一个担当天使职责的幽灵？又有谁的一生不是在笑着哭？
  鸡仔明白，这场如梦的经历，不是光光为了让自己活下去，而是要“讲我妈妈的故事”——因为“一个人所有的故事之后，都还藏着一个妈妈的故事，因为妈妈的故事，是所有故事的起点”。
  鸡仔不在乎别人是否相信这段奇遇，后来，在他的笔记本里，写下了很多“妈妈为我挺身而出的事情”和“我没有为妈妈挺身而出的事情”，除去姓名、地点等细节，我认为是颇具普遍性的一份“母子情谊书”。即便你不信这个故事、乃至不喜欢这个招牌畅销作者（著有《相约星期二》、《你在天堂里遇见的五个人》等），这份列表本身就足以让你印象深刻，或许你会和我一样，在尝试自己列一份的起初就已热泪盈眶。
  午夜
  鸡仔的故事
  让我猜猜。你想知道我为啥要自杀。
  你想知道我怎么没死成。为什么我失踪了。这些年我去了哪里。但首先我为什么要自杀，对吧？
  没问题。人人都这样问。他们都在拿我和自己做比较。大家都觉得人生可能存在某种底线，如果没有越过那条底线，人是不会去考虑跳楼啊，吞安眠药啊——但如果你超越了底线，就有可能那样做。大家觉得我肯定是过了底线。大家还会想：“我会走到他那一步吗？”
  但事实是，没有什么底线。人人都有自己的生活，如果你把生活搞砸了，搞砸了之后，有没有人来拯救你。
  或者，那个可以拯救你的人，是不是在那里等着你。
  追忆往事，我试图弄清楚，我妈过世的那一天到底发生了什么。那差不多是十年前的事了。她过世的时候，我不在她身旁。我应该在的。所以，我撒了谎。这是个馊主意。这样的秘密在葬礼上是瞒不住的。我站在她的墓碑旁，努力让自己相信，我没有在最后时刻陪在她身旁不是我的错。就在那时，我十四岁的女儿拉起我的手，轻声说：“爸爸，我很抱歉你连说一声‘再见’的机会都没有。”她的话，让我崩溃。我跪了下来，泣不成声。湿漉漉的草地弄脏了我的裤子。
  葬礼后，我醉如烂泥，昏睡在沙发上。生活起了变化。一天可以改变一生。对我而言，那一天彻底压垮了我。我的生活，曾经被笼罩在母亲的影响下——她的意见，她的批评，她那让人窒息的母爱。我还曾一度暗自希望她不要再来管我了。
  但她真的去了。她死了。没有了探望，没有了电话。不知不觉中，我开始放任自己，好像被连根拔起的草，让生活的波浪把我推向边缘。
  妈妈的存在给孩子们某种有关自我的幻觉。我的一个幻觉就是：我对自己的状态挺满意的，因为她挺满意的。而她一过世，那个幻觉就随之消失了。
  实际上，我对自己一点也不满意。我本来一直觉得自己是个有前途的年轻运动员，但那时候我已经不年轻了，也不再是运动员了。我成了个中年推销员，早就没有什么前途可言了。
  母亲去世差不多一年后，我做了这辈子最糟糕的一个投资决定。我把几乎所有的存款都投到了那个现在已经一钱不值的股票基金里。她很快被“调任”到西海岸，留下我面对我老婆凯瑟琳，向她解释我们的钱都到哪里去了。
  那以后，我喝酒更凶了——我们那个时代的球员都爱喝上几口——但那成了一个问题，以至于让我两次遭人解雇。而解雇又加重了我的酗酒。我睡不好，吃不好，迅速衰老。有工作的时候，在见客户前，我都得迅速冲到卫生间里，用随身带着的漱口水和眼药水，掩饰一下自己的酒气。钱成了一个问题；凯瑟琳和我总是为此争吵。一段时间以后，我的婚姻完蛋了。她厌倦了我的萎靡，而我有什么理由去责备她呢。一天晚上，她在地下室找到了躺在地板上神志不清的我。我的嘴唇摔破了，怀里抱着棒球手套。
  不久以后，我离开了家——或者说，家离开了我。
  我对自己的痛恶无法用言语表达。
  我搬进了一间公寓。我变得顽固、自我封闭。除了酒友，我不再和任何其他人往来。如果母亲还在世，她说不定有办法帮我，因为那是她擅长的事情，她或许会拉着我的胳膊说，“好了，查理，说说看你到底怎么了？”但她不在了。事情就是这样的，如果没有了父母，无论去做什么事情都好像在孤军作战，没有了那个永远在那里守候你的后援。
  后来，一个晚上，一个十月初的晚上，我决定要去自杀。
  或许你会觉得惊讶。或许你会想，像我这样一个曾经参加过棒球世界系列赛的人，怎么着也不至于沦落到要自杀的地步啊，因为至少有过了梦想成真的辉煌。但你错了，那种梦想成真的喜悦，不过是一个缓慢的、挥发的过程。
  那个东西救不了你。
  这听起来可能有些奇怪：真正把我推下了悬崖，让我彻底完蛋的，是我女儿的婚礼。那时她22岁，有一头直直的褐色长发和性感丰满的嘴唇，和她妈一个模样。婚礼是在一个下午举行的，她嫁了一个“非常棒的男人”。
  我知道的，就那么多，因为她就写了那么多。我是在婚礼发生后几个星期后，才从她寄给我的短信里知道这件事情的。
  显然，因为我的酗酒，抑郁，以及其他种种糟糕的行为，对于任何家庭活动来说，我都成了一个巨大的、令人尴尬的包袱。所以，我只配收到一封信和两张照片。一张照片上我女儿和她的新婚丈夫手拉手，站在一棵树下；另一张照片上这对快乐的小夫妻正举杯庆贺。
  把我打倒的是第二张照片。那是一张极其生动的抓拍照，那个精彩的瞬间永远无法再现：他们看起来像是话讲到一半，笑了起来，手里的杯子有点倾斜。他们看起来是那么纯真，那么年轻，那么……而这一切都已经过去了，永远过去了。照片像是在嘲笑我的缺席。你不在那里。这个现在和我女儿生活在一起的男人，我认都不认识。而我的前妻认识他。我们的老朋友们认识他。你不在那里。再一次，我在重大的家庭事件上缺席了。这一次，我的小姑娘不会再拉起我的手，安慰我；她已经属于另外一个人了。他们连问都没有问我。他们只是通知了我。
  信封上的落款，女儿用了夫家的姓氏（玛丽亚·朗，而不是玛丽亚·贝奈特）。信封上没留他们的地址（为什么？难道害怕我去看望他们吗？）我沮丧到了极点，万念俱灰。我唯一的孩子拒绝我介入她的生活，好像锁上一扇铁门不让我进去。你去敲门，他们听不到。如果活在这个世界上，却无人理睬，那活着还有什么意思呢？如果活着没有什么意思，那为什么不自我了断呢？
  所以，我决定自杀。
  那样做并没有什么特别的意义，那样做更多的是因为：做了又怎么样呢？
  午夜
  鸡仔不想活了（1）
  收到我女儿的来信是在周五，接下来的那个周末，我是在昏醉中度过的，到底发生了什么，我也记不清了。星期一早上，尽管洗了个长长的冷水澡，我上班还是迟到了两个小时。在办公室待了不到四十五分钟，我就支撑不下去了。我的脑子要爆炸了。那地方像个坟墓。我先溜到复印间，然后躲到卫生间，再穿到电梯间，我没有穿外套，也没有拎公文包，这样，就算有人注意到我的走动，也不会想到我是要从公司开溜。
  那样做蛮愚蠢的。根本没有人注意我。那是一家大公司。我的存在与否，丝毫不会影响到公司。现在看来，在电梯到停车场的那段路上，我走完了作为那家公司雇员的最后一段旅程。
  接下来，我用公用电话给我的前妻拨了个电话。她在上班。
  “为什么？”她一拎起话筒我就问。
  “鸡仔？”
  “为什么？”我重复了一遍。积蓄了三天的焦躁、愤怒，爆发出来的就只有那么三个字。“为什么？”
  “鸡仔。”她的语气弱了下来。
  “连个邀请都没有？”
  “那是他们的想法。他们觉得……”
  “觉得什么？安全？怕我来搞破坏？”
  “我不知道……”
  “我成了瘟神了？是不是？”
  “你在哪里？”
  “我是瘟神？”
  “别说了。”
  “我看我还是走了算了。”
  “听着，鸡仔，她也不是小孩子了，而且如果……”
  “那你就不能为我说两句？”
  我听到她吸了一口气。
  “你要去哪里？”
  “你就不能为我说两句？”
  “我很抱歉。事情挺复杂的。还有他的家庭。而且他们……”
  “有人陪你去参加婚礼吗？”
  “噢，鸡仔……我在上班，知道吗？”
  那一瞬，我感到了前所未有的孤单，那孤单好像压住了我的肺，让我根本无法呼吸。没有什么好再说的了，不论是这事，还是其他任何事。
  “好吧。”我无力的说：“打扰了。”
  话筒那端又传来片刻的寂静。
  “你要去哪里？”她问。
  我挂上电话。
  接着，我又喝醉了，这应该是最后一次了。我先去了泰德酒吧。那里的酒保是一个身材瘦削，长圆脸的小伙，可能和我女儿嫁的人差不多大。回家后，我又往肚子里灌了一点酒。我撞在了家具上，还在墙上乱涂乱画。我好像还把那两张结婚照扔进了垃圾桶。大约是在午夜时分，我决定要回家，我的意思是回椒谷海滩镇的老家，那是我长大的地方。那地方开车过去要两个小时，但我已经有好多年没回去了。我在屋子里转着圈，像是要为回家做准备。但终结之旅并不需要准备什么东西。我到卧室里，从抽屉里拿了把枪。
  我摇摇晃晃走到车库，找到我的车，把枪放在方向盘旁的储物箱里，把夹克衫扔到后座，或者是前座，也有可能那件夹克衫早就在车上了，我不清楚。车发出刺耳的声音开上了街道。城市很安静，街灯闪着微黄色的光，我准备回到人生开始的地方，结束我的生命。
  跌跌撞撞回到上帝那里。就这么简单。
  天很冷，且飘着小雨，幸运的是高速公路上几乎没有其他车辆。我的车在四条车道横冲直撞，如入无人之境。你可能会想，会希望醉成像我这样的司机，应该会被警察拦下，可奇怪的是，居然没有。途中，我还把车开进一个24小时便利店，从一个留小胡子的亚裔店员手中买了六罐啤酒。
  “来张福利彩票？”他问。
  作为一个老资格酒鬼，我已经练出了一幅在酒醉后的正常嘴脸。我假装想了想。
  “这次就算了，”我说。
  他把啤酒装在一个袋子里。看到他的注视，我注意到他眼睛里的那两个黑眼珠，心想：这该是我在这个世界上看到的最后一张脸了。他把找零的钱，推到我面前。
  路牌上写着：“椒谷海滩，出口，1英里”。在公路上看到这块牌子的时候，两罐啤酒已经下肚了，还有一罐倒在了前面的座椅上，撒得到处都是。刮雨器左右摇摆，我努力让自己的眼睛不闭上。我恍恍惚惚想着：“出口，1英里”，想着，想着，就看到了另一块路牌，写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