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31 节
作者:孤独半圆      更新:2022-05-10 16:16      字数:4734
  ,任外贸局副局长。他自己的经历也十分坎坷,上中学时就参加革命,二十八岁当上了县委书记,因骄傲和生活作风问题被降职,文革中被斗,老婆离了婚。叙谈之下,我觉得他头脑聪明,有主见,也很有正义感。他气愤地说起一件事:外贸局收购到一对锦鸡,准备出口,可以卖几百元,地委书记来到县里,以六元的收购价买走了。说罢他连连叹道:“玩物丧志啊!”很显然,他的正直品性与当时的体制格格不入,难怪要被淘汰出局了。我们惺惺相惜,从此有了密切的交往。通过我,他也成了小渝的朋友。不久,老赖调任农业局副局长,经常下乡。每次返县里,他必来我的住处坐一会儿。可是,我发现他越来越郁闷了,常常是闷坐着不说话,不停地抽烟。有一回,我在中峰遇见他,他剧烈地干咳不止,我劝他到医院检查,他说过几天去桂林时查一下。几天后,他去了桂林,被确诊为晚期肺癌,再也没有回资源来。在弥留的那些天里,他全身浮肿恶臭,善良的小渝经常去给他换洗衣被和擦澡。
  现在,当我遥想资源这个地方时,我仍感到亲切,是因为那里居住着一个名叫邹联政的人。他是电影放映站的工作人员,在他身上似乎集中了资源本地人对我的全部善意。在资源后期,我和敏子在县城没有住处,小渝也已调回桂林,我们每次到县城都在他家里落脚和吃饭,而他一家人也真正把我们当成了自己家的人。他告诉我,他早就崇拜我,但怕我看不起他,不敢打扰,后来看我很平易近人,就不怕了。他是一个天真质朴的人,和我在一起时话语不多,总是高兴地微笑着,之所以高兴也只是因为和我在一起罢了。离开资源后,我赠他一首诗:“十载困顿弹丸地,世态人心俱熟谙。开口直言已惹恨,闭门读书亦招谗。愚民帮毒祸尤烈,逆境友情品愈甘。欲散愁怀何所之,君家备得开肠餐。”听说他后来调到县政府当了秘书,接着升为副县长,最后是当县政协主席。他这么老实又尊敬文化的人能有官运,说明资源的确有了变化。在任政协主席期间,他在电视上看到我,知道了我的工作单位,便来信邀我回资源一趟。因为忙,我暂时未能成行,但我知道我一定会去的。
  十一、停止的岁月
  在暮色和细雨中,群山朦胧,资江默默地向北流去。多少个黄昏,我站在桥上,靠着桥栏,怔怔地望着云雾重重的远方。日复一日,我在这里过着不变的日子。年复一年,资江就这么流着,带走了我的生命的岁月。在这个深山小县里,岁月似乎停止了,历史的发展仅仅表现为日历的翻动,眼睛和耳朵成了多余的器官,它们的存在只是为了证明:这里什么也看不到,什么也听不到。
  我本是一个喜欢静的人,却也不免害怕这里过分的静。尤其是敏子调来之前,独居的日子真是难熬。夜晚,在冷清清的屋子里,我像困兽一样坐立不安。我坐在桌前,风吹窗户,发出嘎吱嘎吱的声音。海一样无边无际的夜包围着我的屋子,并且从窗口、从门缝流进来,在屋中弥漫,把我淹没。我挣扎,想逃,想喊,终于不过是在屋子里来回走动着。凄清的空气如同二氧化碳,吸入肺中,进入心脏和血液,令人窒息。人在寂寞中是很难用功的,心里空荡荡的,不知怎样才好。上床睡觉吧,可是,在那床上看到的也是孤独二字。给朋友写信吧,把我的孤独告诉他们,可是,摊开信笺,一个字也写不出。孤独犹如空虚,是不能写也无从写的。
  真正使我悲哀的是虚度岁月。夜晚卧床,每念及此,常常泪水长流。我问自己:难道我是矿物吗,久久地埋在这里,等着谁来开采呢?
  公路上走来一男一女,男的戴一副深度近视眼镜,肩扛一袋大米,脸色苍白,气喘吁吁地走着,女的背一个破书包,手拿一瓶食油,跟在后面。这是我和我的妻子吗?我们就这样地走下去,一直走到老吗?
  乡间的景色是美丽的,但我仍不免触景生情,自怜自悲。我站在山坡上,脚下是松针蕨叶,四周是树林。眼前,辽阔的山谷间,一片云的海洋,如同凝固的波浪。太阳出来了,突然把山和云都染红。多么美丽啊。然而,我突然发现,一条清澈的小溪在群山间默默流淌,像泪水一样闪光,终于又消失在群山之中了。我心中一阵悲凉:我生命的溪流不也是这样吗?一个人的生活历程本来就像一条小溪,遇到一块石头便可改道的,弯弯曲曲,自己也不知道会流向哪里,最后却水流千转归大海——那永恒的死。
  几年前,我心中还满怀希望,我的天空中还有许多彩虹,我相信,我的生活和事业还没有开始。现在,我睁开眼,闭上眼,都只看见一条平淡的路,我仿佛觉得,我的生活和事业都已经永远过去了。我根本不是在生活,只是在机械地延续着生命,这可怜的生命!我真想不到,我曾经是一个充满求知欲的聪明的孩子,却只得到了如此暗淡的一生。一生吗?不,这太残忍了,我至死也不相信。
  上面这些话其实都摘自我当时的日记。有一段话最能表明,我多么强烈地感觉到岁月虚度的痛苦:“坐在拥挤的公共汽车里,我突然觉得,不知从什么时候起,我已经不存在了,并且连我曾经存在过也忘记了。今天有一个人,从县城挤上车,又在中峰下车,为了向一些农民讲课。这个人就是我。但是,这个人也可以不是我,而是别的随便什么人,反正都一样。总之,随便哪个人存在着,却未必是我。”正是这样,虚度之为虚度,就因为在这些流逝的岁月中,一个人的自我是不存在的。倘若本来就没有自我,倒也罢了,对此不会有任何感觉,可我偏偏是一个很有自我的人,一旦清醒地观照这没有自我的生活,怎能不感到绝望。
  我从小不留恋闹市尘嚣,心中真正怕的不是寂寞,而是自己会被贫乏的环境同化。我最渴求的是书和人,我对人生的要求也只剩下了这两样,只要有充足的书籍和才智相当的同伴,我可以在任何地方生活。可是,在这里两者皆缺。我担心长此以往,没有精神上的激励,既没有作用力,也没有反作用力,我会变得平庸而愚笨。一些在基层的大学生的确已经如此,人类广阔的生活世界和知识领域都永远与他们无关了,他们只想像眼前这样生活下去。不,他们想也没有想,只是事实上就像眼前这样生活下去了罢了。希望,然后失望,然后忘记了希望,最后连曾经有过的失望也忘掉了,麻木地度过余生,这岂不是许多人的生活轨迹?这对于我是一个警告。我不能忍受寂寞,但更不能忍受庸俗。我对自己说,可怕的不是呆在小地方,而是以小地方的标准要求自己。那么,好吧,我就算被埋没了,也决不让自己被报废。
  十二、君子敬其在己者
  在当时的环境中,我所面临的危险是双重的,既可能被环境改造成一个像动物那样活着的庸人,也可能主动地适应环境去追求表面的成功。其实二者都是被环境同化,后者所造就的不过是另一种形态的庸人罢了。一个在地区宣传部工作的大学生好心地劝我,多给没有水平的报纸写些没有水平的稿子,见报多了,就会逐渐引起注意,得到重用。事实上,他自己就是这样走出来的。开始时,我听从他的劝告,真的给广西日报寄了几篇稿子,但都石沉大海。幸亏结果如此,使我及时停止了这种愚蠢的努力。我看清楚了,要走捷径就必须迎合某种我不喜欢的东西,我何苦这样委屈自己,还不如走我自己的寂寞之路来得舒心。有人知道我在埋头用功,问我:“你学得再好,懂得再多,又怎么样呢?”我心想,处境优劣,地位升降,由不得我自己,有没有真才实学,却在于我自己了。我只追求自己可以做到的事情,不去考虑不由我支配的事情,也就落得了一个心安理得。荀子的话为我提供了有力的支援:“君子敬其在己者,而不慕其在天者;小人错其在己者,而慕其在天者”,因此君子“日进”,小人“日退”。
  从1974年起,我的若干老同学陆续上调到了自治区一级机关。刚听到这类消息,我颇受刺激,为自己的遭遇感到不平。后来,我在出差时拜访了他们,看到了他们的状态,心里反而坦然了。他们中有的人一副志满意得的样子,教导我说:理论问题的结论从来是由权威来做的,搞理论研究毫无必要,文学、艺术、理论等等全是雕虫小技。然后,语重心长地规劝我搞好人事关系,如此才会有前途。我发现,他们一如既往地对精神事物没有兴趣,唯一的变化是更加世故了。接着,又传来消息,一个曾经宣布屈原和李白都是反动文人的同学调入大学教书了。我心里越来越平静了,相信自己有权利看轻所谓机会和运气,蔑视一切虚假的成功,以真实的成绩傲笑空洞的名位。
  我仍然看不到自己在现实中有什么前途,但是,这种处境反倒使我形成了一种内在的自信和定力。我相信,我是走在正确的路上。因为我有自己的精神追求,所以,现在处境恶劣不能使我止步,一旦处境好转同样也不会使我止步。相反,那些没有自己的精神追求的人,世故和运气也许可以带给他们一个好位子,但永远不可能使他们真正有所作为。回头去看我当时的日记,我发现,我的为人处世的态度已经十分坚定而明确,甚至在表达上也与今天相当接近。也许,牢固地确立一种做人原则,看重内在的精神性成就远超过外在的社会性成功,便是资源八年半历练的主要收获吧。让我从日记中摘录一些句子——
  “看到无能的人走运,我不羡慕,因为他终究是无能的。看到有能力的人走运,我不嫉妒,因为这是他应得的。”
  “庸人很容易满足,有所不满也是因为琐碎的事情。精神性的人无论在怎样的处境中不会完全满足,也不会完全不满。”
  “我的吃亏在太老实,如果像那种沽名钓誉之辈行事,决不会是现在这个样子。但是,本性难改,宁肯老实而默默无闻,不愿滑头而飞黄腾达。所以,恐怕只能如此以终了。”
  “生活苦吗?环境乏味吗?但我不羡慕任何人。我为我是我自己而感到幸福。人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而精神是不能传染的。我永远不会羡慕那些缺少精神的人,不管他们在别的方面多么富有。”
  “尽管久居僻地,我还是勉力发奋,不让自己颓败下去。在这种环境中,不知有多少人沉沦了。想到这一点,还是可以聊以自慰的。每当我勤奋做事的时候,想起那些什么事不做、什么学问没有、专凭职权欺压百姓的人,就禁不住轻蔑地一笑。尽管他们气势汹汹,我还是有权利蔑视他们的。”
  “即使一辈子受冷落,我也宁愿做一个默默无闻但有真才实学的人,而决不做一个不学无术的沽名钓誉之徒。说这是清高也好,说这是志气也好,反正我是决定这样一意孤行了。”
  当然,若问我究竟做出了什么成绩,其实也很可怜。在那样的环境中,我所能做的不过是尽量找书读和写点东西罢了。七十年代初期,书店里根本没有值得一读的书出售。我在县中学图书室里发现了一套很不全的万有文库,真是欣喜不已,陆续借来读了。《鲁迅全集》重印,我让家人在上海买了寄来,重读了一遍。闲读杂书不能使我满足,我特别想做一点系统的研究,苦于无从着手。1973年,评法批儒开始,给我提供了一个题目。当时我对这场宣传攻势的背景和用心并不了解,但觉得基调是有问题的,曾在日记中写道:“儒法两家代表封建统治阶级的两手,所谓王道和霸道是也。过褒过贬,似不妥当。现在尊法批儒,大约是要为文化大革命辩护吧。”不过,借此机会系统读一下两家著作,也是好事。正巧小早得到一套印影线装的《韩非子集解》,我便让他寄来借我一读。那时我正在一个很落后的村子下乡,夜晚没有电灯,跳蚤叮得人无法入睡,我便打着手电筒读书。读完后,我很想写一写,但觉得资料不够,就写信给见过几面的地委宣传部长,求她帮我借书。她回信表示拒绝,理由十分特别,竟是因为韩非子不属于宣传报道范围。最后我还是写了一篇三万多字的论文,题为《韩非的法治理论》。在当时,这样的东西当然不可能发表,不过我的目的从来是自己弄清问题。清楚了有何用?不知道。但是,清楚总归比不清楚好吧,而且我总算是在做点事情了。
  从1973年起,配合着评法批儒,中华书局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