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9 节
作者:孤独半圆      更新:2022-05-10 16:16      字数:4716
  暗佩服父亲,真觉得他那一双巧手无所不能。然而,我上初中时,有一件事使我发现他的性情有了很大改变。那些天我也迷上了做手工,做了许多作品,包括一顶硬纸做的军官帽。我怕小弟弟弄坏我的作品,便把它们藏在那口大柜的顶上。和伙伴们玩军事游戏时,我要用那顶军官帽,不免经常踩着柜子边沿爬上爬下。父亲对此感到很不耐烦,有一次终于发作了,夺过我的军官帽扔在地上,一脚踩烂了。当时我惊呆了,不敢相信这是真的。从亲手为孩子做玩具,到亲手毁坏孩子做的玩具,这个变化实在太大了。
  父亲中年的时候,脾气变得相当暴躁。他难得有好心情,自己不再玩也不带我们玩,从早到晚忙于工作。因为工作累,每天必睡午觉,那时我们在家里就失去了一切自由,轻声说一句话,咳嗽一声,稍微弄出一点声音,都会遭到他的斥责。他经常不失时机地提醒我们,是他千辛万苦养大了我们。他说话的口气使我感到,仿佛我已经是一个忘恩负义之人。由于长期担任基层领导,他说话的口气中又掺入了一种训示下级的味道,也使我感到不舒服。有时候他还打孩子,经常挨打的是我的两个弟弟,一个是因为淘气,一个是因为他所认为的笨。我不记得他打过我,但我并不因此原谅他。有一段时间,我对他怀有相当敌对的情绪,看见他回家,就立刻躲到别的地方去看书。
  在我小时候,父亲是很宠我的,走亲访友总喜欢带着我。到他进入中年、我进入少年的时候,父与子之间便形成了一种微妙的紧张关系。我们并未发生激烈的冲突,但始终不能沟通。出于少年人的自私和自负,我不能体谅他因生活压力造成的烦躁。同样,他也完全不能觉察他的儿子内心的敏感。如同中国许多家庭一样,我们之间从来不曾有过谈心这回事。这种隔膜迫使我走向自己的内心,我不得不孤独地面对青春期的一切问题。他未必发现不了我们之间的疏远,只是不知道如何办才好。不久后,我读高中住校,读大学离开了上海,这对于我是一种解放,我相信他也松了一口气。刚上大学时,我给他写了一封长信,对他的教育方式展开全面批判,着重分析了家里每个孩子的特点和他的处置不当。据说他看了以后,对弟妹们淡然一笑,说:“你们的哥哥是一个理论家。”事实上,在度过中年期危机之后,渐入老年,父亲的脾气是越来越随和了。随着年龄增长,我自然也能够体会他一生的艰辛了。
  现在我提起这些,是为了说明,父与子的关系是一个普遍的难题。如果儿子是一个具有强烈精神性倾向的人,这个难题尤为突出,卡夫卡的那封著名的信对此作了深刻的揭示。一般来说,父亲是儿子的第一个偶像,而儿子的成长几乎必然要经历偶像的倒塌这个令双方都痛苦的过程。比较起来,做父亲的更为痛苦,因为他的权威仅仅建立在自然法则的基础之上,而自然法则最终却对他不利。他很容易受一种矛盾心理的折磨,一方面望子成龙,希望儿子比自己有出息,另一方面又怀着隐秘的警惕和恐慌,怕儿子因此而轻视自己。他因为自卑而愈加显得刚愎自用,用进攻来自卫,常用的武器是反复陈述养育之恩,强令儿子为今天和未来所拥有的一切而对他感恩。其实这正是他可怜的地方,而卡夫卡似乎忽略了这一点,夸大了父亲的暴君形象。不过,卡夫卡正确地指出,对于父与子难题的产生,父子双方都是没有责任的。这是共同的难题,需要共同来面对,父与子应该是合作的伙伴。儿子进入青春期是一个关键的阶段,做父亲的要小心调整彼此的关系,使之逐渐成为一种朋友式的关系,但中国的多数父亲没有这种意识。最成功的父子关系是成为朋友,倘若不能,隔膜就会以不同的方式长久存在。
  我是感觉到这种隔膜的,一旦和父亲单独相处,就免不了无话可说的尴尬。其实不是无话可说,而是话还没有开始说,只要开始说,任何时候都不算晚。在子女年长之后,交流的主动权就由父母手中转移到了子女手中。在漫长的岁月中,我为什么没有尝试和父亲作哪怕一次深入的交谈,更多地了解他一生中的悲欢,也让他更多地了解我呢?父亲已于十四年前因心肌梗死突然去世,治丧那一天,看到那一具因为没有一丝生命迹象而显得虚假的遗体,从我的身体中爆发出了撕心裂肺的恸哭。我突然意识到,对于业已从这具躯壳中离走的那一个灵魂,对于使我的生命成为可能的那一个生命,我了解得是多么少。父亲的死带走了一个人的平凡的一生,也带走了我们之间交流的最后希望。
  十六、迷恋数学和作文
  我是听从我暗恋的女生的建议报考上海中学的,并且考上了。虽然实际情形并不像她所说有小汽车接送,但我完全不必后悔。这所学校实在是上海最好的一所中学,规模、设备、师资、教学质量都是第一流的,考上上中被公认是一种荣耀。
  上海中学的前身是龙门书院,创建已近百年。为了纪念这个历史,教学主楼被命名为龙门楼。另一幢教室大楼叫先棉堂,是为了纪念宋末元初的纺织家黄道婆。黄道婆的墓就在离学校不远的地方,只有一个土堆和一块简陋的石碑。最使我满意的是学校位于郊区,校园很大,颇有田园风味。一条小河从校园里穿越,一侧分布着教室区和宿舍区,另一侧是宽阔的校办农场。我常常在河边散步,有时是独自一人,有时是和一二要好的同学一起,度过了许多个美丽的黄昏。从喧闹的市区来到这所幽静的名校,我感到心情舒畅,立刻就适应了寄宿生活。
  当时的校长叫叶克平,在我眼里是一个喜欢作冗长枯燥报告的矮个子。学生们崇拜团委书记夏聿修,他作的报告亲切而风趣。我们的班主任,一二年级时是张琴娟,一个戴着深度近视镜的小个子妇女,自尊心很强,常被顽皮的男生气得偷偷哭泣。上中有一个规矩,每个班要选择一个英雄人物作班名,如果校方认为符合了条件,就举行隆重的命名仪式,授予绣着英雄名字的班旗,并在教室里悬挂英雄的画像。张老师教政治课,在我的印象中,她的全部精力都用来争取命名了,终于使我们班获得了安业民班的称号。现在我只记得,安业民是一个因公牺牲的海军战士。三年级的班主任姓汤,是一个白发瘪嘴老太太,学英语出身,解放后只好改行,教我们俄语。上中的教学以数理化著称,多有经验的老教师,我记得其中二位。一位是代数老师华筱,她是老处女,教学风格严厉而细致。另一位是物理老师,名字忘记了,方脸矮脚,自称是自学成才。每次轮到他上课,铃声一响,他低着头匆匆走进教室,对谁也不看一眼,拿起粉笔就在黑板上写起来。写满了一黑板,擦掉接着再写,几乎不说一句话,就这样一直到下课。铃声一响,他又低着头匆匆走出了教室。
  上中不愧是名校,不但师资力量强,而且学生水平高。在我看来,这后一个特点更为重要。在一个班级里,聪明好学的学生不是一二个,而是十来个,就足以形成和带动一种风气。对于一个聪明好学的学生来说,这是最适宜的环境,他的聪明有了同伴,他的好学有了对手。我们班的尖子学生有两类。一类执著于一科,例如许烨烨,两耳不闻窗外事,从早到晚安坐在课桌前解数学难题,而他的确是全年级头号数学尖子。另一类兴趣广泛,例如黄以和,他是立体几何课代表,同时爱读各种闲书,能言善辩,显得博学多才。我也属于后一类,和黄以和很谈得来,常在一起闲聊和斗嘴,但锋芒大不如他。
  与初中时一样,在高中,我最喜欢的课程仍是数学。我在班上先后担任几何和三角的课代表,还每周定期给成绩差的同学上辅导课。教几何的是一位年轻老师,有一回,他在课上做习题示范,我发现他的解法过于复杂,提出了一种简易得多的解法,他立即脸红了,虚心地表示服气。高二的暑假里,我还在家里自学高等数学,初步弄了一下解析几何和微积分。我始终觉得,平面几何的有趣是其他数学科目不能比拟的,最接近于纯粹智力的游戏。我喜欢的另一门课程是语文,不是喜欢读背课文,而是喜欢写作文。我们的语文老师叫钱昌巽,一个五十来岁的瘦高个,豁着一颗牙,但说话很有底气。他最赞赏两个学生的作文,赞赏施佐让是因为语法的无可挑剔和词汇的丰富,赞赏我是因为有真情实感和独立见解。除作文外,我在课余还常写一些东西,有散文也有小说,每隔一段时间装订成册,总共有十来册。这些习作都已不复存在,当时我也没有给任何人看,现在我如果读到,一定会觉得它们不成样子。不过,这不重要,重要的是我藉之学会了用写作自娱,体会到了写作即使没有任何别的用处,本身仍是一种快乐。
  从我中学时的学习情况看,我的智力性质显然是长于思考和理解,短于观察和记忆。因此,对于经验性比较强的学科,例如理科中的物理、化学,文科中的历史、地理,我都不太喜欢,成绩也要差些。就写作文而言,我也是长于说理和言情,短于叙事。我仿佛自由地跨越于两端,一端是头脑的抽象思维,另一端是内心的情感体验,其间没有过渡,也不需要过渡。在一定意义上,数学和诗都是离现实最远的,而它们是我最得心应手的领域。当我面对外在的经验世界时,不论是自然的还是社会的,我就显得有些力不从心了。
  在同学中,和我交往的人多少都有一点儿人文倾向,比如黄以和。还有一位计安欣,是农家子弟,有一天郑重地向我表达钦佩之情,并借去了我的读书笔记,从此我们有了密切的来往。他有一本旧书,是名人语录的汇编,收得最多的是曾国藩语录,我曾长期借阅并摘抄,深受其中励志言论的影响。计爱好文学,理科成绩平平,但在上中重理轻文传统的压力下,毕业时违心报考了理科,进了南京大学物理系。我与别班同学也有少许交往。有一对双胞胎,长得一模一样,都是小个子,瘦黑脸,戴着同样的眼镜,也都是数学尖子。一般人分不清这对同卵孪生子,我一眼就能识别,差别在神情上,那个哥哥多了一种柔和的光辉,我相信这是因为他在数学外还有人文兴趣。他在课间休息时常来找我,我们成了朋友。上中设有理科专门班,学制比普通班少一年,我们班曾与一个理科班举行联谊会。我记得这次活动,是因为那个班有一个和我同名同姓的学生,我们在会上见了面。当时我正读《儒林外史》,开会时带去了,他翻了翻,说他不看文学书,这就注定了我们不会有进一步的交往。
  十七、孤僻的少年
  我是带着秘密的苦闷进入高中的,这种苦闷使我的性格变得更加内向而敏感。在整个高中时期,我像苦行僧一样鞭策自己刻苦学习,而对女孩子仿佛完全不去注意了。班上一些男生和女生喜欢互相打闹,我见了便十分反感。有一回,他们又在玩闹,一个女生在黑板上写了一串我的名字,然后走到座位旁拍我的脑袋,我竟然立即板起了脸。事实上,我心里一直比较喜欢这个活泼的女生,而她的举动其实也是对我友好的表示,可是我就是如此不近情理。因为我的古板,班上那个最漂亮的女生给我起了一个小老头儿的绰号。现在我分析,当时
  我实际上是处在性心理的自发调整阶段,为了不让肉欲的觉醒损害异性的诗意,我便不自觉地远离异性,在我和她们之间建立了一道屏障。
  我在班上担任黑板报的主编,我曾利用这个机会发表观点,抨击男女生之间的调情现象。记得有一则杂感是这样写的:“有的男生喜欢说你们女生怎么样怎么样,有的女生喜欢说你们男生怎么样怎么样,这样的男生和女生都不怎么样。”这一挑战很快招来了报复。在此之前,语文老师在课上宣读过我的一篇题为《当起床铃响起的时候》的作文,那是一篇小小说,写一个叫小林的学生爱睡懒觉,装病不起床,躲在蚊帐里吃点心,被前来探望的老师发现,情境十分狼狈。于是,在我主持的黑板报上出现了一篇未经我审稿的匿名文章,题目是《小林与小平》,嘲笑我就是那个小林。我很快就知道,文章是黄以和牵头写的,他是最喜欢和女生嬉闹的一个男生,难怪要想办法回敬我一下了。
  造成我孤僻的另一个原因是身体病弱,因而脑中充满悲观的思想。高三的寒假里,我读了一本中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