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9 节
作者:莫再讲      更新:2022-05-10 16:16      字数:473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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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我觉得最遗憾的是,我收到数千封来自欧洲的求援信件,可是我却一点办法也没有。说得难听点,我是泥菩萨过河,自身难保,自己还要靠四处旅行演讲来糊口。我们所属的团体在这段时期,展开了热烈的反战运动,希望能阻止美国加入这场世界大战。可是也有与我们持相反立场的团体,他们为了促使美国参战不遗余力,为首的就是过去的老罗斯福总统。
  莎莉文老师和我都是坚决的反战者,认为应该极力让美国避免卷人战争的漩涡中。因此,从1916年开始,我们就到堪萨斯州、密西根州、内布拉斯加州等地四处做反战演讲,可惜的是,我们的努力没有成功。
  我们前往每一个可能的地方去鼓吹我们的想法,有时在最豪华的大礼堂,有时在临时搭设的帐篷里。当然,有不少听众与我们起了共鸣,遗憾的是,当时的报纸却多半不支援我们的立场,其中某些报刊态度的转变令人感慨万千。过去他们总极力夸大其辞,赞美我是“时代的奇迹”,或称我为“盲人的救世主”,可在这个时候,只要我的内容稍有涉及社会或政治时,他们就视我为左翼走狗而大肆抨击。
  听众里当然免不了有些人不同意我们的反战论调,再加上大众传播战争思想,因此,全美各地都在迅速地弥漫着参战热潮。
  当时我的失望真是无法形容!1916年秋,我终于沮丧地回到连杉的家中,想抚慰一下疲惫的身心。可是连杉也无法令人愉快,因为汤姆斯小姐请假回苏格兰去了,梅西先生也已离开(编者按:梅西先生于1914年与莎莉文分居),只有女仆易安很高兴地迎接我归来。她把房子重新整理、装饰了一下,要我静待满园的花开,可是她哪里知道我连一点赏花的兴致也没有。最后,我想到打电话请母亲来,才多少排遣了些寂寞的心绪。
  又过了不久,莎莉文老师由于长期疲劳与烦忧交逼,再度病倒了。她咳个不停,医生劝她在冬天时搬到布拉夕度湖畔去住。如果老师再离开的话,这个家将是人各一方,再也没有能力雇用易安了,而我们又这么喜欢易安,舍不得让她走,她再一走,连杉的生活必定整个停顿。
  我一直为了这事感到烦恼,以致无心工作,甚至不能静下来好好地思考。有生以来,我第一次感到人生乏味。
  我常常恐惧地自问:“如果老师也像我有这种悲观的想法,那该怎么办呢?”
  这个世界上如果没有了莎莉文老师,将会是多么寂寞无趣呀!她不在我身边的话,我一定什么事情也没办法做的?每思及此,我就更为不安。
  我之所以对一位青年动了感情,就是在这种极端无助的心情下发生的。
  有一天晚上,我独自在书房里沉思,那位暂代汤姆斯小姐的年轻秘书忽然走了进来。他以平静温柔的态度向我倾吐对我的关怀,我当然深感意外,但随即为他的真诚所感动。他表示:如果我们结了婚,他将随时伴着我,为我阅读,为我搜集写作资料。总之,原先莎莉文老师为我做的一切他都可以做到。
  我静静领会了对方这一份爱意后,心中不禁升起一股莫名的喜悦,几乎无法自持地发抖。我从内心里已经打算要把这件事对老师和母亲公开,可是他却阻止我说:“我认为现在还不是时候。”
  停顿了一会,他又说道:“你知道,莎莉文老师目前正在生病,而你的母亲又不喜欢我,如果这样贸然地就去告诉她们,可以想像得到,一定会遭到反对。我看我们还是慢慢来,以后再找机会对她们说吧。”
  此后,我俩共同度过了一段相当美好的时光,有时并肩在森林里散步,有时则静坐书房,由他念书给我听。
  直到一天早晨,我醒来后正在换衣服,母亲忽然急匆匆地跑进房来问我:“今天的报纸上有一则令人震惊的消息,海伦,你已经答应要和人订婚了?”
  母亲说话时双手微微地发抖。这时我一方面由于没有心理准备,相当惊骇,另一方面想替对方掩饰,因此随口就撒了谎:“根本是胡说八道,报纸上每次都登载一些荒唐的消息,这件事我一点都不知情。”
  不仅对母亲如此说,连对老师我都不敢承认。母亲迅速地辞退了他。我现在想起仍觉得很纳闷,不知道自己当时为何要撒谎,以致使母亲、老师和那位年轻人都感到痛苦。我的一场恋爱便如此终结了。
  这一年虽然充满了烦恼,但终于也过去了。
  布拉夕度湖的气候相当寒冷,老师的病并没有多大起色,因此,到了12月底,老师就和汤姆斯小姐一起前往暖和的波多黎各,一直待到翌年的4 月。她们在波多黎各其间,每个星期都写信给我。
  信上常常提到波多黎各的美丽风光、宜人气候,还兴奋地描述她们从未见过的各类花卉。就在这时候,美国参战了!老师被这个消息吓了一跳,因此提早在4 月回到连杉。不过老师的健康却一直到次年的秋天才真正完全康复,因此,人虽然回到连杉,但仍有一年多的时间无法四处演讲。
  没有工作,我们存款当然一天天减少,我们计划把连杉的房子卖掉,另外找一幢较小的房子。
  当真要离开一个居住多年的环境,那份依依之情真是令人鼻酸!室内的一桌一椅忽然都变得分外可爱,充满了感情。尤其是那张我常常在上面写作的书桌,以及书橱,还有我经常仁立面对庭园的大落地窗、樱花树下的安乐椅等,更是让我难舍。然而,离别的时刻一旦来临,也只有酒泪挥别,而把它们装在我记忆中最值得怀念的一角了。
  我们带着感伤与无奈离开这幢住了13年之久的屋子,心中惟一感到安慰的是,虽然不住在此地,但这幢可爱的屋子仍将对另一家人发挥它的用途。
  目前,这房子成为波士顿的约丹·马许百货公司的女职员宿舍。虽然房子已经易主,但对于它,我仍然怀有一份主人的关爱。因为,那儿有我太多值得回味的往事,它代表了我生命中最精华的10年,有笑有泪,更重要的是充满了生命的活力。
  拍摄电影
  离开连杉,在国内旅行了一段很短的时间后,我们最后决定住在纽约市郊长岛的佛拉斯特丘陵区。在这风景优美的地方,我们买下一栋外表不俗的小屋,它有着类似古代城堡的外貌,到处是凸出的棱角,我们替它取了个名字叫“沼泽之城”。
  在此所说的“我们”是指莎莉文老师、汤姆斯、我,以及一只名叫吉兰的小狗。
  经过长期的奔波劳顿,我们都渴望能过一段平静的生活。我学习在院子里亲手栽植树木。屋子的二楼隔出一间专属于我的小书房,四面都有窗户。我开始学习意大利文,为的是想读但丁作品的原文。
  新居还没完全安顿好,我们却接到了一封十分意外的信。
  信是法兰西斯·米拉博士所写,他表示有意将我的《少女时代》拍成电影,而且希望我参加。我接到信后满心欢喜,因为我认为把自己个人的这段经历拍成电影,一定可以鼓舞那些不幸的人,而且能在这个互相憎恶、充满暴戾之气的世界里引起深省。如此好的机会我怎能放过?改编后的电影名为《救济》。
  当年不辞跋涉、千里迢迢跑到好莱坞去拍片的那股劲儿,现在想起来真有点不可思议!或许因为我当时太天真了,一心以为自己的故事感人至深,观众们在欣赏此片时必然聚精会神,连呵欠都不敢打。那种过分的自信自大,使我毫不犹豫地接受了电影公司的建议。奇怪的是,我当时一点也没有考虑到,以我这样一个残缺的人,怎能担任电影的主角呢?
  一般的女明星莫不身材健美,如花似玉,而我呢?又肥又胖,长得又不好看,根本无法跟一般女明星相提并论。而且我又缺乏能赚观众眼泪,或者逗观众发笑的演技,凭什么去演戏呢?不过,撇开这些不谈,我在好莱坞的那段日子倒过得多彩多姿。老实说,我对于那段拍戏的经历一点也不觉得后悔。
  在好莱坞,我经历了许多过去从未遭遇的事情,那种刺激的生活,时时都带给我惊喜,从来不知道踏出大门后将会遇到什么事。每当我漫步在开满天竺葵的小径上,会突然有一个骑士从斜地里冲出;我走在马路上,会见到一辆卖冰的车子猛然四脚朝天;在远处的山丘半腰上,说不准什么时候会有一栋被熊熊烈火包围的小木屋……
  总之,来到此地以后的所见所闻都令我感到新奇有趣。记得有一次,我们一行人头顶炎热的太阳,坐着车子到沙漠里去,阳光下的沙漠上稀稀落落地长着仙人掌和灌木丛。当我们来到一个小小村落的拐角处时,忽然有人惊呼:“看啊!有印第安人!真正的印第安人……”
  大家都很兴奋,马上从车上下来,想看个究竟。果真有一个印第安人在那儿,别无旁人。
  这时,在我身旁的一位向导向前迈出一步,请求那位印第安人让我摸摸他头上的羽毛饰物,因为他头上戴着色泽美丽的老鹰羽毛,非常神气。我怀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上前去,再度以手语向他示意。可是出乎我们意料之外的是,这位印第安人以流利的英语开口道:“让这位女士尽量摸好了,多少次都无所谓。”
  在场的人都吓了一跳,后来才搞清楚,原来这是一位正在等待摄影师到来的演员,哪里是什么真正的印第安人呢!
  汤姆斯小姐与我时常在天没亮前就出去骑马,在露珠晶莹的草原上可以闻到麝香草及尤加利树的芳香,清晨的徐风令人心旷神恰,好不舒畅!就这样,我在比佛利山的小路上度过了许多愉快的清晨。
  以《少女时代》为剧本的《救济》一片终于要开拍了,导演是因《青鸟》一片而闻名的乔治·郝斯特·普拉特先生。首先进行片头摄影,普拉特先生以敲打桌子为信号与我沟通。我们工作的过程通常是:汤姆斯小姐看过剧本后,并听取导演的指示,然后把这些写在我手上,等我完全了解后,再听导演敲桌子指挥进行。
  有时,导演会亲自在我手上写几句话,例如:“不要害怕,在笼子里的不是狮子,只不过是一只小金丝雀而已。知道了吗?好,再来一次。”导演越是关照我,我越觉得紧张不安。
  老实说,要在摄影机前自然地表演,着实不容易,不论是站着或坐着,总是有强烈的灯光聚集在身上,老是觉得全身热烘烘的,汗水直往下流,这时还得留意脸上的妆是否已被汗水弄脱,否则银幕上所见的将是界尖太亮,或是额头反光,效果将大打折扣,所以要经常补妆。
  我一站到摄影机前就浑身不自在,偏偏导演一下子要求我笑,一下子又要我皱眉沉思,我的情绪怎么可能转弯得如此快呢?因此,有时在乍听指令后只有茫然发呆的份了。
  一开始时,大家都未进入角色,因此,有许多不尽理想的地方。幸好那位扮演我少女时代的女性十分称职,她本人当然既不聋也不哑,可是却能把这个角色演得惟妙惟肖。为此我对她产生了很大的好感;而她由于扮演我,也很喜欢我。
  另一位长得很美,笑起来尤其迷人的女星饰演大学时代的我。这位女星一开始是以闭着眼睛表示眼睛看不见,可是她往往一不留神就霍地张开眼睛,使得场边的工作人员忍不住捧腹大笑,她这时的表情实在太滑稽了。
  不过这位女演员倒是很乐意演这个角色,而她的演技也不差,尤其在演梦见希腊诸神的那场戏时,表现得最为传神,我个人最喜欢。
  再下来就要介绍那些在我生命中有重要影响的朋友上场了。问题是,那些曾经给我很大帮助的善心朋友如亨利·庄梦德先生、马克·吐温先生以及布鲁克斯大主教等人都已去世,仍然活着的几位也都年事已高,与初遇我时当然不可同日而语。
  当时,我曾经写信给贝尔博士,他很快就回信了,他在信上表示:“看了你的信,让我回想起在华盛顿的那位小姐,在我眼中,你一直是当年的那位女娃儿。只要你乐意,任何事情我都可以去做,只是目前我身处异国,一时之间还无法返美。可是,你绝不能忘了我!想起我们首次见面时,我可不是个月岁的老头子,那时的我头上一根白头发也没有。你呢?当时只有7 岁,如果真要拍写实电影的话,我想非得由别人来饰演不可。请你去找个没有白头发的英俊青年来扮演我。等到拍摄结尾时,我们再以目前的姿态登场好了。如此前后对照,我想一定很有趣吧?”
  看了信后,我忽然想起一个很好的主意:“对了!何不以象征性的场景介绍我的朋友出场呢?这也许效果更好。例如,安排我在两边都是洋槐的马路上散步,然后偶尔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