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楚辞》云：“悲莫悲兮生别离，乐莫乐兮新相知。”高旭的这首诗，
  前两句明确表示，“共和”是自己的“新相知”，心虽沉醉，却是理智的清
  醒选择；后两句以调侃的语气讽刺梁启超：你涕泪滂沱地和“共和”告别，
  …　　2…
  而我却正在与“共和”热恋，情爱浓烈。高旭原来是《新民丛报》热心的作
  者和读者，这以后就明确地和保皇派分手了。后来的历史表明，这一分手是
  正确的。
  在近代中国历史上，像梁启超这样“游美国而梦俄罗斯”，因不满于西
  方文化、西方民主而转回东方文化和专制主义的颇不乏人。他们不了解，当
  时的西方民主主义文化远胜于东方的专制主义文化。历史的任务应该是吸收
  西方民主主义文化的一切优良部分，超越它，克服它的局限和弊端，而不是
  笼统地拒绝它，往回走。
  …　　3…
  邹容自贬　《革命军》
  邹容的　《革命军》，是辛亥革命准备时期最杰出的政论著作。它以热烈
  奔放的语言讴歌革命，呼唤“中华共和国”，号召人民奋起斗争，推翻清王
  朝的专制统治，在当时发挥了巨大的宣传鼓动作用，反动统治者畏惧之极，
  革命党人则视为最好的革命教科书。1903年12月，孙中山在《复某友人函》
  中称赞此书：“感动皆〔甚〕捷，其功效真不可胜量。”第二年，他在美国
  旧金山一次就印了一万一千册，分寄美洲、南洋各地。1906年，他又致函同
  盟会新加坡分会负责人张永福，要他照河内所印版式从速翻印分派，认为“必
  能大动人心，他日必收好果”。据统计，该书在辛亥时期共翻印二十余次，
  总印数在一百万册以上，大概是那个时期书刊发行量的最高纪录了。
  然而，在《革命军》出版之后，邹容本人对它的评价并不很高。那时，
  他正因此书被囚，在上海的法庭上，他和清政府聘请的律师古柏之间有这样
  一段对话：
  邹容：因披阅各西国诸书，即作　《革命军》书，底稿放在行李内，今年四五月间，请假来
  沪，在马路上看见卖日报人手内持有《革命军》书出售，我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亦不知其书
  价若干。
  古柏：书中意思，尔现在仍记得否？
  邹容：不然。现在，我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今天下人无甚贫富，至前作之《革命军》
  已弃而不问。市上所售被人所窃，将来至东京时，尚须查究。
  古柏：知《革命军》书不好，何不废弃？既被人窃印出售，何不出而禁止？
  邹容：既非巡捕房，又非上海县，实无此势力能禁止人收书出售。
  古柏：当尔作此书时，是否心怀叵测？
  邹容：不然。现在我心中意思总要作　《均平赋》耳。
  在这一场对话里，邹容声言书稿“被窃”、“未及查问何人所刷印”，显然
  出于对清政府斗争的需要；但是他表示：《革命军》已“弃而不问”，“心
  中意思总要作《均平赋》”，则反映了邹容的思想又登上了一个新高度。
  20世纪初年，西方资本主义世界两极分化、贫富悬殊，部分敏感的中国
  革命党人看到了这一现象，不愿中国重蹈覆辙，开始追求和向往社会主义。
  当时，报刊上出现了一批介绍社会主义的文章，上海滩上也出现了几种介绍
  社会主义的译本，例如《近代社会主义》、《社会党》、《近世社会主义评
  论》、《社会主义》、《社会主义神髓》等。这一时期革命党人对社会主义
  的介绍往往使用中国传统的语言——“平均”或“均平”。孙中山在《复某
  友人函》中就曾宣布：社会主义“乃弟所极思不能须臾忘者”。他批评欧美
  “富者富可敌国，贫者贫无立锥”的现象，认为“天下万事万物无不为平均
  而设”，“欧美今日之不平均，他时必有大冲突，以趋跻于平均”。邹容所
  说的“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令天下人无甚贫富”，和孙中山所表达的
  思想完全一致，它表现了这位年轻的革命家对新的救国、救世道路的探求，
  较之　《革命军》所单纯鼓吹的独立、自由、平等、共和等理想，自然又前进
  了一步。
  值得指出的是，邹容声称“意欲改作《均平赋》一书”是在1903年12
  月4日，而孙中山的《复某友人函》则作于同年12月17日，比较起来，邹
  容还要早几天。遗憾的是，邹容很快就瘐死狱中，没有能将它写出来，否则，
  近代中国思想史上又会出现一部引人注目的著作了。
  …　　4…
  反对取缔规则与杨度避难
  1905年12月8日，日本宇都宫市千手町一家名为手冢屋的旅舍接待了
  一位中国客人，他自称江苏省苏州府常熟县人，名王礼钧，30岁。这位客人
  除每天买几种东京出版的报纸仔细阅读外，足不出户。不久，受到日本调查
  人员的注意，经盘问，这位客人不得不承认他的真实姓名是杨度。就是后来
  劝袁世凯当皇帝，而后又奇迹般地成了共产党员的杨度。
  杨度于1902年离开故乡湘潭，赴日留学，进入东京弘文学院速成班。同
  年归国。次年参加清政府经济特科考试，被录取为第一等第二名。不久，再
  度赴日，进入东京法政大学速成科。1904年当选为中国留学生总会副干事
  长，随后又升为干事长，成了鼎鼎大名的留日学生领袖。他为什么要改名换
  姓，躲到东京以外的一家旅馆里去呢？
  原来，留日学生至1905年已增至8000人，革命倾向日趋强烈。为了讨
  好清政府，日本政府力谋加强对中国留学生的管束。这年4月，文部省就曾
  训令各有关学校校长，声称清国人在本邦留学者愈来愈多，其中可能有人议
  论本国政治，举动不当，担任教养清国留学生之职者必须深刻注意此点，使
  彼等不失学生本分。9月，日本报纸盛传文部省将公布《清、韩学生取缔规
  则》。“取缔”，日语，意为管束。当时，朝鲜已沦为日本的保护国。杨度
  为此曾多次代表留学生会见清政府驻日公使杨枢，声明“决不与韩人同等，
  受此特别之法”。10月初，日本文部省声明，取缔规则一事，纯系讹传。但
  不料11月2日，文部省突然颁布《关于清国人入学之公私立学校之规程》，
  对中国留学生提出了种种限制。例如，第一条规定，各公私立学校接受清国
  人入学时，必须有清国公使馆介绍书；第四条规定，各公私立学校在许可清
  国学生转学、退学时，必须有清国公使馆的承认书；第九条规定，各公私立
  学校对清国人的寄宿舍及属于学校监督的旅馆，要进行管束；第十条规定，
  各公私立学校对清国人曾在他校以性行不良之故被命退学者，不得复令入
  学，等等。这样，留学生就不能自由入学、转学、退学，不能自由选择宿舍，
  而学校则可任意以“性行不良”为名，斥退中国学生，剥夺其留学权利。《规
  程》颁布后，激起中国留学生的强烈反对，一场轰轰烈烈的斗争随之掀起。
  11月27日，留日学生决议上书杨枢，详细罗列理由，要求取消《规程》
  中的第九、第十两条。《公禀》指出：这两条“范围极广，界限未明，将来
  施行之际，吾国学生必有因此而受不利益之影响者”。领衔的是杨度和副干
  事长范源濂，联署的有庶务干事张继，学务干事蒋方震，书记干事林长民、
  刘思复，调查干事吴永珊　（玉章）、邓家彦，各省分会干事长康宝忠、张耀
  曾、章士钊等。12月初，学生情绪更为激烈。路矿速成学堂学生提议，《规
  程》有辱国体，应全部取消，建议于3日在留学生会馆开代表会，与杨度同
  至公使馆请愿，至期，杨度不到。次日，弘文学院学生倡议罢课。随之，激
  进学生如秋瑾、宋教仁等，进而要求全体罢学归国，不再在日本求学受辱。
  杨度只主张取消　《规程》的第九、第十两条，不赞成全部取消，更不赞成罢
  课、归国等行为。6日，在留学生会馆集会时，杨度声称：《规程》并非束
  缚特别苛酷的条例，其中颇有合理部分，进行这种胡闹式的反抗运动恐不妥
  当。杨度的发言遭到与会学生的强烈反对，指责他是“日本政府的间谍”，
  学生们高呼：揍他！揍他！幸赖留学生总会学务干事周家彦等人劝说，杨度
  才得以幸免。但这次会议仍推举杨度为代表，命他会见杨枢，迫令杨枢和日
  …　　5…
  本文部省交涉，废除《规程》。　7日，杨度曾和各省分会代表15人同至公
  使馆。事后即被裹胁。当时报纸记载说：“杨稍主持重，急激派疾之益甚，
  以威力强迫之，使加入□□会，摔之以行，闻凡一日夜不得食、不得息云。
  未几避去，至今不知所之。”人们怎么也想不到他已经改名换姓，躲到外地
  去了。
  在调查人员的盘问下，杨度写过一份笔答，今存日本外务省外交史料馆：
  仆实性　〔姓〕名杨度，清国留学生会馆干事。此次学生纷扰，欲将文部省规则全部取消，
  仆最为反对。诸学生恨仆反对，有持刀枪，有　〈欲〉杀仆并杀杨公使者。杨公使与仆皆不能挽救，
  且同盟休校之事及全体归国之事，皆仆所反对。今避众人之凶恶，故暂避于此。
  从这份材料不难看出，当时的“急激”派已经“急激”到了何种程度，它扭
  曲地反映出留日学生中正在燃烧的斗争烈火和爱国热情。
  …　　6…
  托尔斯泰
  《致一个中国人的信》
  晚年的托尔斯泰特别关心中国，反对中国“西化”。
  1906年，辜鸿铭通过俄国驻上海总领事寄给托尔斯泰两本他自己用英文
  写的书，一本题为《尊王篇》，一本题为《当今，皇上们，请深思！论俄日
  战争道义上的原因》。当年9至10月间，托尔斯泰写了复信，题为《致一个
  中国人的信》。该信先后发表在德文《新自由报》、法文《欧罗巴邮报》、
  日文《大阪每日新闻》上。信中，托尔斯泰谴责了侵略中国，“躬为兽行”
  的西方列强，表述了他对中国文化的倾慕之情，同时也对中国今后的道路发
  表了意见。他说：“支那近岁中，浮躁之伦，以新党自标，以为改革支那，
  不外仿行西法。有言建代议政体者，有言兴陆海军者，有言振西法之商工业
  者。众议纷嚣，如蜩如螗。此非惟浅拙之谈也，抑亦至愚之解。以予所知于
  支那者论之，此制实与支那民族大相驰背。今举法制、军制、工业诸大端，
  惟西人之是效，不过使支那农业生活丧失于一旦耳。”托尔斯泰指出：西方
  的所谓“代议政体”，不过是使一切权力由“少数强权”（君主、贵族）移
  于“多数强权”（议员）之手。中国人民“断不宜取法西人”，应该“保守
  农业生活，信从儒、释、道三教，则祸患自消”。
  托尔斯泰此信在欧洲发表时，似乎没有引起多大反响；而当1907年初在
  日本发表时，却立刻引起中国革命党人的注意。宋教仁认为此信所言“支那
  人不可学欧洲人之武装及代议政治”等，“亦有至理”。另一个革命党人张
  继则准备把它翻译出来，登在同盟会的机关刊物《民报》上。宋教仁赞成张
  继的这一想法，并自任翻译。他说干就干，第二天就译出了第一节，“大抵
  痛诋欧洲人之残忍、鄙利、暴戾，而谓支那人有沉静、忍耐之德”云云。但
  是后来，《民报》只发表了托尔斯泰的肖像，题为《俄国之新圣杜尔斯兑》；
  直到1907年11月，它才发表在由何震出面而实际上由刘师培主持的《天义
  报》上。一共发表了两次，第一次是节译；到了1908年春，又发表了全译的
  一部分；与此同时，则出版了单行本。有的学者认为，该信1911年在上海《东
  方》杂志上刊出时，它才第一次与中国读者见面，这是不确切的。
  《天义报》是一份无政府主义的刊物。它的编者当时正认为，中国“西
  化”将威胁农民和手工业者的生活，只有克鲁泡特金的“共产无政府主义”
  才是救中国的“不二法门”。因此，对托尔斯泰的信极为重视，每次发表时
  都加了按语。第一次的按语说：“此书之意，在于使中国人民不复仿行西法，
  其言最为沉切。至其要归，则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