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胡子兵”和红卫兵辩论的那些天里，“甘待生”中的大部分人还在隔岸观火，其中除了极少数人不关心此事外，大部分人都有自己的态度，有的赞称，有的反对，于是“一只船”上出现了观点对立的两个群体，也相互辩论起来，“5408部队”卷入了文化大革命旋涡。但大家在“学生”名分的观点上还是保持一致，共同要求组织部给自己“正名”，允许大家出外串联，遭到了拒绝。此时组织部内也出现了给领导贴大字报的现像，领导们也自身难保，对“待分配大学生”管理失去控制，在“到北京见毛主席”的一片呼声中，“5408部队”中的绝大部分人都戴上了红卫兵袖章，登上了东去的列车，到北京赶上了毛主席对全国各地来的红卫兵师生第七次接见。
  从北京回来，“一只船”上出现了战斗队、兵团、司令部等造反组织。最初这些组织的大部分，只是帖大字报，刷几份标语，跟着形势喊几个口号，或表达对文化大革命的态度和认识，没有什么具体的造反目标和行为。但也有个别造反组织秘密进行着轰动“一只船”的行动。当时，组织部内的造反者，风闻康生点名一位副部长是隐藏的反党分子，于是抄了副部长设在招待所的办公室，有个造反组织的个别人也参与了这项行动，不久在招待所的礼堂里批斗部长，部长虽然没有戴高帽、挂大牌，还是坐了“飞机”。而后，“5408部队”内在部长是“何许人也”的问题上各执一词，观点相同的人形成了自己的派别，到工厂、农村、车站串联，寻找知音，和社会上的造反组织进行联合。从此，“一只船”淹没在了文化大革命的汪洋大海中。
  当时，兰州地区最大的造反组织是《兰州市红色造反派联络委员会》（简称“红联”）此外还有《工联》、《红色长征团》、《赴兰红卫兵联合战斗队》等一些较有影响的造反派组织。一九六七年二月五日，《红联》在兰州军区、甘肃省军区的支持下夺了甘肃省委的权，成立了《红联指挥部》，省军区的司令员掌控着指挥部的大权。“二五夺权”后，红联内部发生了内讧，当天下属的《七一战斗对》反对“二五夺权”，第二天下属的《红战总部》发表了《关于兰州时局》的申明，对“二五夺权”提出了不同意见。《红联指挥部》开除了《七一战斗队》和《红战》，造成了《红联》内部的分裂，“二五夺权”也在一片对声中夭折。
  “二五夺权”后加剧了兰州地区形势的动荡。六日清晨，甘肃人民广播电台，播出一条爆炸性的新闻宣告《革联》成立，并痛批“二五夺权”是场阴谋，大多数的“甘待生”站在院子里洗耳恭听。在当时，官方的电台里发出造反派的吼声在全国少有，这意味着甘肃的一大喉舌失去了控制，后来被称为“甘电台事件”。《革联》的总司令是中国人民大学生分配来的“甘待生”，在他的鼓动和影响下“甘待生”中的大部分人转向了《革联》，“一只船”被颠上了洪流的浪尖，“甘待生”成了《革联》的名片。然而“一只船”上还是有不同的声音，有七八个人成立了一个《韶山红兵团》加入了《红三司》，领头的也是从中国人民大学分配来的“甘待生”。此外，还有几个人坚守着《红联》的阵地；另有几个人游离于这三派之间，被称为“逍遥派”，我就是其中之一。
  逍遥派，最自在的，看书看报逛大街，还有时间谈恋爱。在之后的一段时间里“甘待生”中有几对情侣颠簸在“一只船”上，我在第九章里提到的那个在“滨河路上漫步，雁滩桥上私语”的故事就是一例。这年五月，组织部按“知识分子接受再教育”的精神，动员“甘待生”到工厂接受工人阶级的再教育，“逍遥派”中的大部分人预以响应。我和我的一位同窗去了兰化第五化建公司，在一个机械车间我的同窗学习钳工，我给一个叫玉芳的东北姑娘当学徒，学习镗工技术，同时还有兰大即将毕业的两个女生。我们吃住在化建，晚饭后兰大两个女生常到我们宿舍来打牌，“先二不二，扣底钻桌子”。兰大女生中的四川妹子非常泼辣，说钻就钻。后来我的师傅玉芳也来凑热闹，钻桌子的泼辣劲也不亚于那个四川姑娘，大家在一起玩的十分开心，有时忘了时间，一次玩过了十二点，我和我的同窗去送玉芳。回来的路上，我的同窗开玩笑说，玉芳和辣妹子对我有了意思，听了他的话我并未其然。
  但后来发生的一些事，我感到玉芳对我在意。她对我家庭追根问底，也主动地向我介绍她的家庭情况；说他的父亲是企业的领导干部，已被造反派揪斗过多次，现在靠边了，每次挨斗回家后，一个接一个的抽烟，思想包袱很重，精神压力很大。还说父亲当权时，她是车间里、厂里的香花，捧她追她的人很多，父亲靠边后，她的几个好朋友也渐渐地远离了她，车间里有人威胁她要她和父亲划清界线，诱导、煽动她反戈一击，此外几乎没有人主动和她唠嗑。还把她父亲抽的中华烟给我送了一盒，当时能抽到中华烟的只有高干。一天吃午饭时，车间里的人都走光了，她却说我们把加工件赶完再吃饭，原来她把午饭带了两份，让我和她一块吃。吃饭时她说，别看我比你小两岁，十八岁我就进了这个车间，也快有八年工龄了，也算是老工人了，但我还是羡慕你们这些大学生，哪天到我家里去玩敢不敢！我从来没有去过高干家庭，好奇心驱驶，我答应了她的要求。
  一个星期天的晚饭后，玉芳把我领到兰化的职工宿舍楼群，一栋青砖的四层楼，她家住在三楼，有两间半房子，而且厕所和厨房还是共有，她父母住的房间较大些，也兼客厅，没有什么特殊的摆设，正墙上挂着毛主席的画像，桌子的左边摆着果盘，里面有一个茶壶和几个茶杯，右边放一个塑料壳的暖壶，桌子中央摆着两个毛主席的石膏像、一大一小。看上去和普通工人家庭没有太大的差别。玉芳把我向她的父母作了介绍，说我就是她的徒弟。玉芳的母亲对我的到来还算热情，她的父亲的态度略有些严肃和拘谨。
  在送我回来的路上，玉芳告诉我，她曾经向她的父母说过我的情况，并拐弯抹角、以羊易牛、若隐若现地表达了她的心思。在那个工人阶级雾里飘香
  ，知识分子臭不可闻的年代，我的师傅能对我有倾慕之心，我确实有些感动，但我还是真诚的告诉她：“我们这些人再分配的去向不明，前途难料，你不要自讨苦吃。”听了这话爽朗大方的玉芳一路上再一言未发，又和往常一样，到我们的宿舍又钻起了桌子，之后她再也没有向我提起她家庭和个人的事情。
  一个月的兰化锻炼改造结束了，回到招待所后给我安排了一个接待红卫兵的工作，我们接待的是甘肃各地来的串联者，我的任务是带领他们到省委、兰大等一些大字报集中的地方看大字报，或到几个风景点游览。在众多的接待者中，给我印像最深的是一个和我同姓的女青年，她是陇东一个林场的工人，没有几天功夫她和我拉上了同姓“宗族”的关系，称我为大哥。回场后她给我来了封信，信中说她的父母没有儿子，盼望她找一个同姓的对像，生下后代也就姓朱，能够香火有续，按照父母的意愿，青春年华过了二十有五，在兰州遇上了你，不知大哥你有意无意。在那时，两地婚姻的确不少，但要调到一起谈何容易，我不愿有这样的鹊桥之禧。
  逍遥的日子虽然浪漫有趣。但文化大革命的形势并未按“逍遥派”的意愿转移，之后，兰州地区形成《红联》、《革联》、《红三司》三大派群众组织，各派凭借自己的人力，物力、财力和社会资源攻击和瓦解对方。传单报纸满天飞，高音喇叭到处响；工厂、机关搞辩论，大街小巷也鸣放。尤其是《革联》被视为保守派，与《红三司》的斗争是你死我活，两派随时利用社会新闻制造事端，使激烈的派系斗争火上浇油。溺死黄河的现像在兰州是常见的，一旦黄河有尸体漂浮，双方都争先恐后的去打捞，把它作为对方的罪证，大肆宣染。后来的斗争越演越烈，每当抓到对方的辫子就组织游行示威，游行的队伍中还有车队，游行的人数和动用的车辆一次比一次多，规模一次比一次大，有时游行的车队占满了兰州市的主要道路。每当游行，工厂停工，学生停课，商店关门，公交车辆停止运营，机关不能正常办公，兰州市陷入一片混乱之中，造反派在各自标榜的“两条路线”斗争中唇枪舌战，相互攻击，指责漫骂，直至武斗。
  兰州时局的动荡，直接影响到了兰外，各地州市的造反派也是如敌对垒，进行着你死我活的夺权斗争。这期间我去了武威，家乡传言着地区赵副专员上吊自杀的新闻。这位赵副专员就是我在第十六章里提到的过着十分清苦生活的陕北籍领导干部，文革初期被安排为主管财经工作的副专员。当时武威地区的财政十分困难，赵副专员把文革经费把的很严，造反派只知道革走资派的命，不当家不知柴米贵，为要钱对他进行轮番批斗，突派先得到了一些经费，而后也给景派批了一些，由于银行是突派掌握，景派的经费未能兑现。景派怒目切齿，又揪斗了赵副专员，说他“耍阴谋，放暗箭”，对他进行了精神和肉体上的摧残，无奈之下把自己的存折给了景派。当晚赵副专员去了我故里的一个农民朋友家，两人叙谈了一夜，但农民朋友万万没有想到，次日黎明赵副专员和他的握手是绝别。赵副专员悬梁在甘新公路旁的打铁棚里，天亮后被当地的农民发现，不少人都认识这位亲民爱民的专员，对他的死无不痛心和悲伤。
  据传，景派为了在被打倒的阶级敌人身上再踏上一只脚，赵副专员死骨未寒又抄了他家，发现了赵副专员的日记，其中有这样两段手迹：“满共几个钱，你也要，他也要，不知给谁是好；就这一件事，今天批、明天斗，不知何时了。”“东头到西头，吃尽苦头，山头变派头，到处是头；‘黑头’戕‘白头’，要的是人头，革命未到头，怎能不献头。”
  武威的两派斗争逼死了人命，已到了白热化的程度，兰州的两派斗争也是箭在弦上，一触即发。我回到兰州的头一天，发生了七里河桥的石子大战，据传两派以桥为界，卵石像密集的子弹投向对方，这就是兰州的造反派武斗的开端，紧接着发生了围攻《甘肃日报社》的武斗事件，第二天宣传车在街头大肆宣染“皋兰山下人头滚滚，黄河两岸血流成河”。而后，受压的《革联》组织人马在兰州军区门口静坐示威，在甘肃省军区大院内进行绝食斗争。老大是《革联》的绝食队伍中饿了两天，其间我约老二去看他，还给带去了面包和饼干，劝他进食，他已饿的像蔫茄子一样，还是决心不变。其实，我们带去的食品是有些多馀，绝食的现场就有大量的食品和开水，只要他们想吃想喝，应有尽有，而且还免费供给。
  之后不久，省委书记被揪斗，有几个副书记也被列入了走“资派”的名单，省委机关的造反派对这些人的意见不一，有的保，有的批，有的明批暗保，也许是为了转移视线，化解对抗，组织部派出一些未参加造反组织的人去调查他们的问题，我和我在初中时的同班同学侥幸的被派出调查一位省委副书记的问题。
  那个时代，特别重视人的家庭出身和个人历史问题，最吃香的是“三代红”和
  “五代红”。我们打算调查工作从副书记的家庭出身和家庭历史问题入手。一九六七年七月十三日，我俩买到了去郑州的车票，计划从郑州转车到副书记的家乡山东省肥城乡刘庄公社。列车在“万里不倒，火车不跑”的造反声中走走停停、停停走走，每到一站就能听到火车晚点的广播，熬了三天两夜，直到七月十五日的晚上才到郑州。炎热难当的郑州人，在大街小巷的道路旁席地而睡，男人们只穿一个裤头，女人们除了胸前的那块遮羞布，也和男人们没有什么两样，我俩穿着长裤长衫在俗有火炉之称的郑州寻找旅店。找到的旅店没有电灯、没有蚊帐、也没有凉席，这一夜热气蒸、臭气熏、蚊子咬，长夜难眠。好不容易熬到了天亮，天刚亮，广播声、警报声、汽笛声震耳欲聋，一辆接一辆的大卡车满载着头戴钢灰，手持长矛大刀人群从我们的面前驶过，通向“二七”纪念塔的方向，使我们想起在历史教科书中讲述的“二七”大罢工的壮举，然而眼前的长矛大刀不是指向帝国主义和军阀，而是指向自己的阶级兄弟和骨肉同胞。看到这种局面，我俩有些害怕，连早饭也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