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是吃了什么东西，这跟她刚开始的症状很相符，恶心、呕吐、拉肚子，”凯特说。
  “这么说恶心也不能具体表明是哪种病的症状？”
  “没错。”
  “她呈现出的每一个迹象都不大对劲，但又不显得很严重，以致让人判断不出具体的病症。但她还是因大面积内出血死了。难道大出血还没有一些征兆吗？”
  “这可以反映在她的血球容量计上，”凯特说。
  “血球容量计？什么意思？”
  “就是总的血球计算，告诉你红血球的总量，”凯特解释说。
  “这怎么计算？”
  “化验室从血液的血浆中分离出红血球。然后用红血球与剩下的血浆进行对比，判断血液中红血球的百分比。一个正常女人应该在百分之三十至三十五之间。”
  “那天晚上克劳迪亚的血球容量是多少？”凡·克里夫问。
  “我记得是三十一。”
  “那么她显然在正常范围之内，”凡·克里夫推断。
  “但后来证明这是一种假象，”凯特说。
  “怎么讲？”凡·克里夫急切地问，变得有点烦躁不安起来。
  凯特解释道：“她到医院时说恶心、呕吐和腹泻，这说明她可能脱水。所以克罗宁给她注射了点滴。”
  “这个措施是正确的吗？”凡·克里夫问。凯特点点头，“那什么地方不对劲呢？”
  “一个病人要是脱水，她的红血球看上去比实际要高。”
  凡·克里夫听得蒙头转向，问：“大夫，你到底想要说什么？”
  “脱水消耗掉血液中的水分，从而导致血浆容量下降，这便使红血球数量显得比实际要高。”
  凡·克里夫似乎开始明白，说：“也就是说由于她大出血红血球应该降低，但因为脱水的缘故，却使红血球显得很正常。”
  “可以给你打满分，”凯特说。
  “天哪，这实在是医学中令人颇为费解的奥妙。只要遗漏或忽略一个环节，就不可能抓住事情的本质，”凡·克里夫略有所悟地说。
  “正如一个医生没掌握全部事实之前不能确诊一样，”凯特说。
  凡·克里夫把黄色笔记本往旁边一推，起身在他的小办公室里踱起步来。倏地，他朝凯特转过身。
  “有一个事实可以使其他细节都变得清晰起来，甚至可使一些失去的环节成为不必要。就是那个怀孕化验。”
  “是的，”凯特忧郁地表示同意。“那个怀孕化验。”
  “为什么你的结果是阴性的，而验尸官却找到了怀孕的根据？”凡·克里夫问。
  “任何一个医学化验都不可能百分之百的正确，”凯特说。
  凡·克里夫边想边大声说：“不久我就得走进法庭或州委员会的听证会，我的辩辞是：‘我的当事人福莱斯特医生所采取的一切步骤都没错，但不准确的化验结果迷惑了她的诊断，因为任何医疗化验都不是百分之百的正确。’这个说法不能说服人。”
  “我想做B超证实化验结果，”凯特争辩说，“但当时没有能胜任的技师。你必须了解我们在急诊科工作的条件。马不停蹄无休止的干活，拥挤的空间，检查室短缺，有时只能在走廊里让病人躺在担架上治疗。进来的病人接连不断，医生的时间永远不够，我们对每一个病人都是尽力而为的。”
  “福莱斯特大夫，你有没有意识到你刚才承认了什么？”凡·克里夫指责的态度俨然是原告律师。
  “承认？”凯特迷惘地问。
  “你实际上在说，由于医院的条件，你没能很好地治疗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
  “不对，我对她进行了认真的治疗！”凯特反驳说。
  “你对她是‘尽力而为’，”凡·克里夫说。“这等于说不是最好的治疗，甚至连比较好的治疗都够不上。只是在困难条件下你尽力而为罢了。‘困难条件’成为不了无故死亡的借口。大夫，保险公司能在这场治疗不当官司中为你辩护，你该感谢你的幸运星座。”
  “可听证会以及我的前程呢？凡·克里夫先生，我花了八年学医，两年做实习医生，为行医生涯做准备，这是我惟一的追求目标。我在中学还是个孩子时，就主动去当地医院帮忙，梦想着当一名医生，治病救人。总不能就……我是说，他们总不能……”蓦地，凯特又换了一副坚定的口吻，说：“我绝不允许他们毁掉我的前程！”
  “我会尽力帮你的，”凡·克里夫安慰她说。但又坦诚地补了一句：“但我不能许诺，大夫。”
  凯特·福莱斯特走进特朗布尔律师事务所时，满怀希望他们能保护她，不致让一场官司将她的前程毁于一旦。然而离开时恐惧的心理反而更加剧了。
  斯考特·凡·克里夫目送她离去，内心里的感受比向她说出来的还要惴惴不安。她面部坚定的表情对他震动很大，透着她一生献身于医学的坚韧信念。然而正是这一信念反倒加剧了他的担忧。
  我决不能让此事上法庭，他暗忖。也决不能让听证会开成。肯定能想出什么办法，阻止上述两种可能性的发生。一定有办法，他暗自对自己说。一定有某种达到满意结果的办法，如果运气好的话。
  最后他又不得不承认，面对这样一个后果严重的案子来说，实在不能仅凭运气，因为它又脆弱又难以琢磨。
  当晚他很晚才离开办公室，仍搜肠刮肚地思索着解决办法。
  有件事他是明白无误的。他绝对喜欢与一个像凯特·福莱斯特这样迷人和有信念的年轻女人约会，但并不是以律师的身份。
  斯考特·凡·克里夫住在东区六十街的一栋褐色沙石房子的三层。出租车已开到房子门口，斯考特却对司机说：“去市立医院。”
  “市立医院？”司机愤愤地掉过头来。“那得穿过中央公园，在西区呢。”
  “我知道。市立医院！”
  “嘿，老兄，你突然病了还是怎么着？”司机问。“近处有好多医院呢。”
  “我没病，好奇。”
  “没病，好奇？”司机不耐烦地学舌，“好吧，好奇先生。乘客永远是上帝。就算是个疯子也是上帝，市立医院。”
  十分钟后，出租车停在了市立医院急诊科的门口。
  “我几分钟就出来，能不能等我一下，”斯考特说。
  “我说，好奇先生，你最好现在付钱。如果你溜进去，保不准能不能活着出来。尤其是栽在那个女医生手里。她的事儿我可听说过。”
  斯考特一时怒起，想回敬他几句，但却什么也没说。他付了车钱，付小费时比平时少给了点儿，然后走进急诊科。
  他在前台等了一会儿，见一位护士正与一位歇斯底里的母亲和她生病的孩子周旋。他从护士身边溜过去，步入走廊。她看见靠墙的担架车上躺着两个病人。一个吊着点滴瓶正在输液，另一个疼痛地扭曲着身体，不住呻吟着。走廊里嘈杂声一片，孩子的哭声、父母用各种语言进行的争吵声、护士和医辅人员索要各种器械的喊叫声、两名值夜班医生的吩咐声，纷乱刺耳地交织在一起。
  他从每一间敞开的检查和治疗室门前走过。每一间里面都有人。有些病人在等着看病，有些则正接受治疗。护士们从每个房间里出出进进，查看着病人的情况。
  等到斯考特·凡·克里夫被保安托尔森撞上，被强行勒令离开时，他已证实了他当事人对他说的话。夜里的急诊科不亚于一座疯人院，只不过是有些秩序的疯人院罢了。多数病人的确得到了良好的治疗，或是被送回家，或是安全地转送到其他科室，这一切似乎是个奇迹。
  凯特·福莱斯特医生并未因袒护自己的行为而夸大其辞。然而即使如此，斯考特·凡·克里夫仍暂时想不出任何法律上的战略，以避免打官司或举行听证会，从而消除福莱斯特被吊销从医执照之虞。
  第十七章
  验尸官宣布的关于克劳迪亚·施托伊弗桑特的解剖报告在其他地方也引起了极大的关注。
  第二天上午，特朗布尔—德拉芒德—贝恩斯律师事务所在会议厅召开了一次重要会议。此次会议举足轻重，所以三位合伙人都出席了，在座的还有卡明斯医生和市立医院董事会主席马科斯·诺顿。斯考特·凡·克里夫也被邀请参加。
  莱昂内尔·特朗布尔以一句简单、不太有法律味道的话先发了言：“先生们，我们现在可是大难临头了。”
  “这还用说，”医院董事会主席诺顿阴沉着脸说。“那个验尸官的报告简直是毁灭性的一击。我的话可不是玩笑。它让我们措手不及，防不胜防。”
  “不止如此，”特朗布尔说，“报导说他女儿死时，是未婚先孕，这种羞耻施托伊弗桑特那样的人是决不能容忍的。这会儿他纯粹出于复仇也得打官司。不用说，他非得让我们上天把月亮给他揽下来不行。”
  “而且得不到决不罢休，”卡明斯悲戚地附和了一句。
  “验尸报告公布后，哪一位听到保险公司有什么反响？”德拉芒德问。
  “一点没有，”特朗布尔说，“这是最让我担心的。想像一下保险公司资料室眼下的情景：十几个年轻律师正冥思苦想地搜寻各种可能的途径，以便让他们从这件倒霉事情的负债中解脱出来。”
  “不必慌神儿，莱昂内尔，”德拉芒德说，“我觉得只要行动采取得正确，可以说服施托伊弗桑特私了此事，当然赔上几百万是跑不掉的。”
  “几百万就够了？”卡明斯问。“保险公司听到这个数字说不定会乐不可支呢。”
  “他们会吗？首先我们要探清楚他们能接受什么样的数字，”特朗布尔说。
  “其次呢？”卡明斯问。
  “谁能接近施托伊弗桑特？”特朗布尔问。他转向董事会主席诺顿。“马克，施托伊弗桑特是你们高尔夫俱乐部的成员，对吧？”
  “不错，但我谈不上认识他，”诺顿说。“有几次跟他一起打过，但够不上熟悉。再说高尔夫不是他的爱好，他喜欢游艇。”
  “那么，我们认不认识热衷游艇能接近他的人？”特朗布尔问。“这人得能跟他说上话才行。”
  “我们医院董事会里有个对游艇相当着迷的人，叫哈里·林赛，”诺顿说。
  “问一下林赛，看他能否与施托伊弗桑特搭上话，”特朗布尔说。“同时我们得想出一个让那个畜生接受的方案。诸位畅所欲言吧，”他朝桌面扫了一眼，用眼光恳求在座的发表意见。然而却没人发话。
  斯考特·凡·克里夫见众人沉默不语，便开口说：“施托伊弗桑特那类人对几百万美元根本看不上眼。”
  “这我们知道，”特朗布尔说，对凡·克里夫明知故说的话毫不掩饰心中的不耐烦。
  但凡·克里夫却兀自说：“我想说的是，此人十分顾及面子。我们应在他的虚荣心上做文章。”
  “他是个在公众面前丢尽了脸、愤懑满腔的父亲，哪儿还有耐心顾及到虚荣心？”卡明斯说。
  “但并不妨碍我们利用他的虚荣心，”凡·克里夫说。
  由于没有别人提出建议，特朗布尔便将注意力瞄向年轻的凡·克里夫，准备对他提出的每一条加以驳斥。“你接着说，凡·克里夫。”
  “林赛与施托伊弗桑特见面时，他应先表示同情。说此事是场悲剧，因他女儿之死，人人都能体谅出他的悲痛和震惊。但是一个不平凡的人——林赛此时须拿出他的杀手锏——是可以将悲恸化为福气的。”
  “一个失去了女儿的人怎能将悲恸化为福气呢？”卡明斯院长诘问。
  “卡明斯大夫，关于你们的急诊科，我听说了不少情况。”
  “是吗？听谁说的？”
  “我是当事人，”凡·克里夫说。
  “在这个节骨眼儿上，福莱斯特医生提供的情况多少会有些偏激，”卡明斯说。
  “我也是这么想，所以亲自做了些调查。凭心而论，卡明斯大夫，你们的急诊科实在是个又破又旧、忙得不可开交的场所。医务人员累得一塌糊涂，由于没有足够的检查室，只好在走廊里给病人治病。”
  “在有限的资金条件下，我们已尽了最大的努力，”卡明斯不满地说。
  “说得对，大夫，”凡·克里夫继续说。“假如现在有个人找到克劳德·施托伊弗桑特，对他说：‘施托伊弗桑特，你在纽约是个了不得的人物，举足轻重。你家资万贯，金钱对你来说算不了什么。还不如利用这个悲剧为百姓积点儿德’。我敢担保他会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