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可以远在“T…33型”教练机闯进航道靠近雷德芬的飞机之前就发现它。他一回来就发现了这架飞机，这就是一个证明—
  —可惜他去得太迟了，无济于事了。
  一到夜晚，基思的脑子就翻来翻去……一遍又一遍……好象在踩水车……自己折磨自己，受尽悲痛、良心责备的苦楚。最后，他精疲力竭地睡着了，一般都要做梦，又从睡梦中惊醒过来。
  不管白天晚上，雷德芬一家人总是在他脑际出现，尽管基思和雷德芬、他的妻子和他们的孩子素眜平生，但老是忘不了他们。基思看到自己的孩子勃里安和西奥活得好好的，就内疚起来。他自己还在人世，还在呼吸，似乎就是对他的一种谴责。
  这许多不眠之夜和胡思乱想很快就影响了他的工作。他的反应变得迟钝了，作决定也犹犹豫豫的。好几次在工作负担太重的时候，他“失去了图像”，需要旁人帮助。后来，他发现有人在密切监视他。他的上级根据经验知道可能会出事，早就多少估计到会出现这种紧张过度的迹象。
  接着，他被找去上级的办公室里进行了非正式的、友善的谈话，但没有解决问题。后来，根据华盛顿中心的建议，并得到基思本人同意，他从东海岸调到中西部——到林肯国际空港指挥塔去工作。有人认为，换个工作环境不无助益。带点儿人情味的官场中人，知道基思的哥哥梅尔是林肯国际航空港的总经理，认为梅尔·贝克斯费尔德的影响也许能够起点稳定基思情绪的作用。纳塔利虽然很喜欢马里兰州，但她毫无怨言地搬了家。
  这个办法并没有奏效。
  基思依然感到良心上的责备；依然恶梦连连，而且有所发展，花样翻新，尽管基本的内容是一样的。他只有靠服用梅尔的医生朋友处方的巴比妥酸盐才能入睡。
  梅尔知道一些他弟弟的问题，但不完全了解。基思对他在里斯堡盥洗室磨蹭一事仍然保守秘密。后来，眼看基思的情况恶化，梅尔劝他去找精神病医生看看，但基思拒绝了。他的理由很简单：既然有了亏心事，天上、人间或精神病学方面都没有任何东西可以改变这一事实，那又何必找什么灵丹妙药或什么自欺欺人的迷信仪式来摆脱它呢？
  基思变得越来越颓丧，最后连性格随和的纳塔利也对他这种情绪起了反感。虽然她知道他睡不好觉，但她一点不知道他老在做梦。有一天，她又气又不耐烦地问他：“难道我们下半辈子就这样作践自己吗？难道我们再也不会有什么乐趣了，再也不象我们以前那样有说有笑了吗？如果你打算继续这样下去，我可要跟你讲清楚——我没有这种打算，我也不愿意让勃里安和西奥在这种愁眉苦脸的日子中成长。”
  基思没有作答。纳塔利接着说，“我早就对你说过：我们的日子，我们的夫妻生活，我们的孩子比你的工作要重要得多。要是你不能再干这种工作——如果工作那么紧张，你又何苦去干呢？——应该马上就改行。我知道你常对我这样说，那就挣不了那么多钱，而且把养老金也白白断送了，但钱不是一切，我们总还可以过下去嘛。基思·贝克斯费尔德，你要我吃多少苦，我可以吃多少苦，也许我会发点牢骚，但是不会发很多，因为不管什么情况，总比我们现在这种情况好得多。”她说着说着，眼看泪水就要夺眶而出，可是她还是忍着把话讲完。“我得告诉你，我再也受不了啦！要是你这样继续下去，你就自己一个人去过！”
  这是纳塔利唯一的一次暗示夫妻生活有可能破裂。也是基思第一次想到自杀。
  后来，他的这个想法变得更坚定了，成了他的决心。
  昏暗的更衣室的门开了。接着，灯也亮了。基思从沉思中回到林肯国际空港的指挥塔，在吊灯的强光照耀下，不断地眨眼。
  原来是另一个管制员进来休息。基思把他没有碰过的三明治收了起来，关上存衣柜，走回雷达室。那个人好奇地朝他看了一眼，谁都没有说话。
  基思不知道无线电失灵的那架空军“KC…135型”飞机的事是否已经处理完毕。很可能已经处理完毕，飞机和机组人员都已安全着陆。他希望是这样。
  他希望今晚一切顺利。
  他在走进屋去的时候，摸了摸口袋里放着的奥黑根旅社的钥匙，再一次肯定它还在。过不多久，他就需要使用这把钥匙了。
  4
  坦妮亚·利文斯顿和梅尔·贝克斯费尔德在机场大楼的中央大厅分手到现在差不多快一个小时了。即使在眼前，尽管中间插进来不少事情，她仍然记得两人在电梯外边手碰手的情景，他用的那个声调，说的那一句话：“这下我就有理由可以在今天晚上再来看你。”
  坦妮亚知道梅尔必须赶进城去，但她非常希望他也能记住：也要挤出时间先到她这里转一下。
  梅尔提出来的“理由”——他这是存心——是坦妮亚在咖啡馆里获悉的一个情况引起了他的好奇心。一个环美的业务员当时告诉坦妮亚说：“第80次班机上面有个不买票偷乘飞机的人。”他说“他们在广播找你，”而且还说：“据我听到的情况，那个人不那么简单。”
  事实证明那个业务员说得一点不假。
  坦妮亚重又回到那个私人使用的小客厅里，今天晚上早些时候，她在这间设在环美旅客报到柜台后面的这间屋子里，曾经对那个心情激动的年轻票务员佩西·史密斯进行安抚。现在，在坦妮亚面前的不是佩西，而是一个从圣迭戈来的小老太太。
  “你过去也曾这样做过，”坦妮亚问，“有没有？”
  “啊，是啊，亲爱的。有过好几次。”
  这位小老太太舒舒服服地、满不在乎地坐着，一双手文雅地合在一起，放在膝盖上面，手心里面还露出一角有花边的手绢。她穿得整整齐齐的，一身黑，罩衣是老古板的高领，活象是谁的一个曾祖母出门去教堂。实际上，她却非法地，没有买票就在洛杉矶坐上了飞机要去纽约。
  坦妮亚记得在一本书上看到过，远在公元前七百年，就有人偷乘腓尼基人在东地中海游弋的船只。当时，谁要是被逮住，就要处以非常痛苦的死刑——成人偷乘者要开膛剖肚，孩子则放在祭祀石上活活烧死。
  打那以后，刑罚逐渐减轻，但是偷乘者并未减少。
  坦妮亚不知道，在航空公司雇员这个小圈子之外，有没有人知道自从喷气式飞机增加了民航客运的速度和压力以来，白乘飞机这样的事竟然也与日俱增起来，象个传染病似的。大概没有人知道。各航空公司总是竭力把这整个问题包藏起来，深怕一旦公诸于世，那不花钱买票的队伍就会继续扩大。
  但是，也有人知道白坐飞机是再简单不过的事，其中就有这位从圣迭戈来的小老太太。
  她叫艾达·昆赛脱太太。坦妮亚把她的名字和她的一张社会保险卡进行了核对。如果不是这位昆赛脱太太自己办错了一件事，她本来完全可以不被发觉地到达纽约。原来她把她的白乘飞机的身份透露给坐在她旁边的一个旅客，那个旅客向女乘务员报告了这件事。女乘务员报告了机长，机长向前方发了个无线电话，于是一个票务员和警卫就在林肯国际机场等着把这位小老太太拉下飞机。她被送到坦妮亚这里，坦妮亚作为处理旅客关系的人员，她工作的一个方面就是处理本公司碰巧逮住的这类白坐飞机的人。
  坦妮亚把她那整齐贴身的制服裙拉拉平，这种手势已经成了她一个习惯。“好吧，”她说，“我看你还是把情况跟我讲一讲。”
  这位老妇人把那握着的双手放开，那块有花边的手绢也稍稍变了个位置。“唔，我是个寡妇，我有个结婚了的女儿在纽约。有时候我感到寂寞，就要去看她。于是我就这样办，我去洛杉矶，搭上了一架去纽约的飞机。”
  “就那样？不用票！”
  昆赛脱太太好象有点惊讶。“啊哟，亲爱的，我买不起票。我只有社会保险，还有先夫留下的一点养老金。这点钱只够我买圣迭戈到洛杉矶的公共汽车票。”
  “你在公共汽车上给票钱了？”
  “那是啊。这家汽车公司的人可严着哪。有一次，我买了张只坐一站的票，到站不下车。他们每到一个城就查票，司机发现我的票不对头。他们很不客气。和航空公司完全不一样。”“我弄不懂，”坦妮亚说，“你为什么不利用圣迭戈的空港？”
  “哦，亲爱的，他们那边的人大概认识我。”
  “你是说你在圣迭戈曾经给逮过？”
  这位小老太太把头一斜。“对。”
  “除了我们这一家，你还偷坐过别的航空公司的飞机吗？”“哦，坐过。不过我最喜欢环美。”
  坦妮亚竭力装出严厉的样子，但是不大好办，因为两人的对话听起来有点象是在讨论一起散步到街角的铺子去似的。不过她在提问题的时候，还是把脸绷得紧紧的。“你说说你为什么喜欢环美，昆赛脱太太。”
  “是这样，他们在纽约的那些人总是非常讲道理的。我在女儿那里住了一两个星期以后，我就打算回家了，我就到你们公司的办公处去把情况告诉他们。”
  “你对他们说实话？说你偷坐飞机去纽约来着？”
  “对了，亲爱的。他们问我坐飞机的日期和班次——我每次总是记下来的，所以我都记得。于是他们查了查一些文件。”
  “飞行清单，”坦妮亚说。她也弄不清楚这种对话是实在的还是捏造出来的。
  “对，亲爱的，我看就叫这个。”
  “请你讲下去。”
  那个小老太太显得有点惊奇。“再也没有什么了。事后，他们把我送回家。一般就在当天，坐你们公司的一架飞机。”
  “全部经过就是这样？他们没有说什么？”
  昆赛脱太太文雅地笑笑，那神情就好象她是在一个教区牧师家里喝午茶似的。“哦，有时候也挨骂。说我淘气，以后别再这样。这实在算不了什么，是不是？”
  “是，”坦妮亚说，“这肯定是算不了什么。”
  坦妮亚意识到，不可思议的是这样的事显然都是事实。航空公司都知道，这样的事经常发生。一个想偷坐飞机的人就是混上了飞机——登上飞机的办法多得很——安安静静地坐在那里，等着飞机起飞。只要这个偷乘者不闯到头等舱里去，因为那边的乘客很容易就被认出来，而且除非这班机满员，否则是不大会被觉察的。女乘务员也确实要点人数，她们的计数也可能和入口收票业务员的清单不符。在这样的情况下，虽然会怀疑是否有偷乘者，但是，那个值班的业务员得面临两种不同的选择。要就是让飞机走，在清单上记下人数和收票数不符，要就是重新核对一下机上每一个乘客的飞机票。
  如果决定重新核对，这需要半个多小时；与此同时，把一架价值六百万美元的飞机扣在地面不放的代价是会扶摇直上的。在始发站和整个航线上的时刻安排将被打乱。那些有事要接头，有约会的乘客将会生气，不耐烦，而机长对他本人的准点纪录是敏感的，会对这个业务员发火的。这个业务员会说也许他自己弄错了；而且，除非他能够为这一次拖延时间找出一个站得住脚的理由，事后他要受到地区客运经理的呵责。最后，即使挖出了一个偷乘者，金钱和声誉方面受到的损失会远远超过让一个人白乘一次的花费。
  所以航空公司唯一明智的举动，就是把门关上，让飞机上路。
  一般来说，结局就是这样。等飞机一上天，女乘务员们忙得不可开交，哪来工夫查票，而乘客们肯定不会答应到旅程结束的时候，再收一次票，耽误时间，嫌麻烦。因此，偷乘者就这样走掉了，没人盘问，没人阻拦。
  那个小老太太对坦妮亚叙述的关于回程的情况也同样是确实的。航空公司认为偷乘飞机这样的事是不应该发生的，一旦发生了，说明这是公司本身的错，因为它没有制止这样的事发生。在这一基础上，航空公司承担责任，保证要把偷乘者送回原来上飞机的地方，由于没有其他办法把他们送回去，罪犯就坐正常的席位回原来的地方，享受招待旅客的一切正常待遇，包括供应膳食。
  “你也是个好人，”昆赛脱太太说。“我在碰上好人的时候，经常一眼就能够看出来他们是好人。不过你比公司方面别的人要年轻一些——我是说我不得不打交道的那些人。”“你是指那些处理欺骗和偷乘飞机者的人。”
  “对啦。”这位小老太太看上去并不觉得害臊。她一双眼睛象是在作出估计，上下打量。“我说你有二十八。”坦妮亚淡淡地说：“三十七。”
  “嘿，你看上去年轻而成熟。大概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