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4 节
作者:击水三千      更新:2021-05-09 17:51      字数:4709
  小说,一年内大概读了二百本小说。
  大学一年级时,“五四”运动的浪潮正在激动着青年们的神经,《新青年》杂志宣传的新思想,李大钊、陈独秀、胡适的新论文,鲁迅的创作,周作人的翻译,都是当时青年们成长的粮食和阳光。那时期,提倡白话文的胡适是她的老师,教她《中国哲学史》大纲,使她对宇宙和宇宙间种种现象有了认识。庐隐接受了新思潮,但她有很多苦闷,她说:“我常常觉得心里梗着一些什么东西,必得设法把它吐出来才痛快。后来读文学概论,文学史,里面讲到文艺的冲动,我觉得我正有这种冲动,于是我动念要写一本小说,但是写什么呢?对于题材,我简直想不出,最后决定还是写我自己的生活吧。”她躲在图书馆的一角,秘密地进行这种尝试,悄悄地写了几天,那本没有收束的《隐娘小传》残稿,是描写她幼年故事的自传体长篇,是用伤感的文言写成的,后来她觉得“隐娘”一名不雅,便取“不识庐山真面目,只缘身在此山中”之意,不愿人们识其内心世界,遂换成“庐隐”,作为她以后发表作品的笔名。受了《断鸿零雁》影响的《隐娘小传》,始终没有续好,最后她竟把自己创作生涯里留下的一点欣慰的记忆也投火焚烧了。
  后来她读了几本短篇小说,觉得长篇小说结构穿插难,还是先写短篇为好。当时她写了一个短篇,战战兢兢地去请教在她看来有着无上权威的文学教授,但这位只知道《经学通论》一类,没有写过小说的陈教授给了她当头一棒:“你也想写小说吗?这不是容易的事呢!你这篇东西就不像小说,我看还是不写吧!”她一气之下,羞愧地把稿子给撕了。庐隐难过了好几天,但并没有灰心,壮着胆子又写了一篇《—个著作家》。这是一篇歌颂纯真爱情、揭露金钱社会的力作,女主人公因受气生病而死,那著作家则用破瓶子刺破心头,流着鲜血,呼喊着情人的名字,发表了对社会的抗议。那时,文学研究会刚成立,茅盾也是才接编改组后的《小说月报》。庐隐通过郑振铎认识了茅盾,这篇小说给了他。但庐隐一直心神不安地关心着这篇小说的命运,没想到,一个多月后,她的作品竟在《小说月报》上登了出来。这是作者的第一篇作品!这犹如金榜题名,“从此我对于创作的兴趣浓厚了,对于创作的自信力也增加了。”至此,她的才华有了真正的土壤,陆续发表了一批作品,在“五四”时期的文坛产生了影响。
  文学研究会主张“为人生的艺术”,提倡写实主义,探讨人生的意义,都认为将文艺当作高兴时游戏或失意时消遣的时代已经过去了,反对封建礼教,是他们颇为一致的内容。庐隐在她的创作生活中,也是一贯遵循这样的主张的。她也认为,作品应该含有时代的色彩。人们常说庐隐作品的题材面窄,但在“五四”运动的高潮时期,她的创作却反映了颇为广阔的社会内容。如描写不甘醉生梦死的青年人苦闷的《海滨故人》,集中描写农家女悲剧的《一封信》,表现赤手空拳的爱国学生被毒打的《两个小学生》,反映纱厂女工悲惨生活的《灵魂可以卖吗?》及为和平殉道的女教士的《余泪》,《曼丽》集中的《时代的牺牲者》、《一幕》和《房东》等短篇,虽然结构不太完整,有的很像散文,但都触及了社会的各个黑暗角落,作者的正义和不平燃烧着光明的火把,这样的作品,在当时并不多见,这样的作家也颇不多见。诚如茅盾在《庐隐论》里所说:“‘五四’时期的女作家能够注目在革命性的社会题材的,不能不推庐隐是第一人。”
  庐隐登上文坛之初,曾受到旧势力和文人相轻的压迫。但她没有屈服,她说“幸而我天生就是执拗的脾气,除非不曾拿定主意,否则,无论别人怎样冷嘲热骂,我还是我行我素……”
  在大学里,她一共写了几十万字的短篇小说、散文和游记。第一次去日本,回来后写了一本游记《扶桑印影》,记载着她在日本参观的见闻和感受。据庐隐自己说,这本游记是被朋友拿去弄丢了,因又无副本,便没有得到出版。笔者信了庐隐所说,又据她写文章最怕誊清,也从不誊清,总是一稿写完,稍作修改,便可成篇的创作习惯,深信她损失了这部旅日游记。但据香港大学中文系杨玉峰先生云,《扶桑印影》载当时丙辰学社的《学艺》杂志第4卷第10期(1923年4月1日),只是不知是庐隐所忘,还是朋友代劳。后来终于读到了这本游记的复印件。
  六
  庐隐是一位感伤的悲观主义者。除了早期若干篇作品外,作品都没有摆脱悲哀的色调。她追求人生的意义,但看不到人生的前途,觉得人生“比作梦还要不可捉摸”,她在悲哀的海里,几乎苦苦挣扎了一生。她,或她作品里的主人,常常被悲哀所困扰,不得解脱,把悲哀看作是伟大的圣者。
  苏雪林说,庐隐的作品,“总是充满了悲哀,苦闷,愤世,嫉邪,视世间事无一当意,世间人无一惬心”(《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在《关于庐隐的回忆》一文中说:“在庐隐的作品中尤其是《象牙戒指》,我们可以看出她矛盾的性格。……庐隐的苦闷,现代有几个人不曾感觉到?经验过?但别人讳莫如深,唯恐人知,庐隐却很坦白地自加暴露,又能从世俗非笑中毅然决然找寻她苦闷的出路。这就是她的天真可爱和过人处。”
  冰心与庐隐,文学史家们把她们视为“人生派”中的一派。虽然她们都关心现实生活,都主张在作品里表现时代色彩,但一旦这种思想和主张变成了果实——作品,她们的差别就显出来了。冰心在作品里,通过对无限生动的大自然和母爱的沤歌,表现出她对自由、光明人生的追求的理想。庐隐的作品则不同,她的主人公都是无出路的,前途茫茫,一片黑暗,他们负荷着冷酷、无情的现实,悲哀着走向人生的尽头、有人说“黄庐隐对社会里的任何人都不承认,她深深的感受着孤独。谢冰心主张则不然,她认为在人与人之间,是有不可分离的关系、这样,黄庐隐便必然的用着悲哀的视线眺望人间,而谢冰心,也不可避免的用了无限的热情来温暖人类。她们俩,一个是对世界表现了完全的绝望,一个是感觉着被损害的伟大的爱可以如死灰之能复燃……”
  有人说,庐隐由于深受北方风土习俗的影响,因而使她得以一个南方女郎,具有燕赵人士慷慨悲歌的性格。但是她的作品充满了悲哀,这是那个历史时期的产物。她的作品更多地带有自叙传的性质,其中主要人物身上,都有她的经历、思想、感情和气质。
  庐隐作品倾向的形成是有多方面原因的。首先,她的家庭、教育在她思想里形成了一个特有的世界观,这是绝大部分知识分子所共有的。二是她的生活环境是冷酷的,她几乎没有父母之爱,没有亲人之情,她在家奴般的生活里感情受到了摧毁;到了成年,其遭遇又十分不幸,亲人的相继死亡,这残酷的命运,使她悲痛欲绝。三是“五四”运动的落潮,给当时很多渴望光明追求进步的知识分子带来了重大影响,庐隐也是其中的一个。
  庐隐曾说:“在第一个时期里,已经确定了我的人生观,到第二个时期,我的人生观,由极度的悲哀,向另一方向转变,到了第三个时期,就是我已另开拓出一条新路来了,所谓‘山穷水尽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了。”她说的三个时期,是她十三四年创作生涯中的三个阶段,其实,哪个时期的作品,都流露着悲哀的色彩,只是轻重浓淡不同而已。她曾说:“我不满意这个现实的人间,一起头我就这样,其中所不同的,是从前只觉得伤感而不想来解决这伤感,所以第二步,我还是不满意人间的一切,我还是伤感,第三步呢,不满意于人间和伤感也更深进一层,但我却有了对付这伤感和不满意于人间的方法,我现在不愿意多说伤感,并不是我根本不伤感,只因我的伤感,已到不可说的地步……”
  只读过她的作品而没见过她的人,多半以为她是一位愁眉苦脸的女性,但实则不然。她自己也说,她有两种绝对相反的人格:“在文章里,我是一个易感多愁脆弱的人,——因为一切的伤痕、和上当的事实,我只有在写文章的时候,才想得起来,而也是我写文章唯一的对象,但在实际生活上,我却是一个爽朗旷达的人。”“在写文章的时——也不是故意的无病呻吟,说也奇怪,只要我什么时候写文章,什么时候我的心便被阴翳渐渐遮满,深深的沉到悲伤的境地去,只要文章一写完,我放下笔,我的灵魂便立刻转了色彩……”(《庐隐自传》)这是她的自白。李唯建和接触过庐隐的作家,也都说她的性格慷慨、豪爽、有魄力,对“一生英风飒爽”(苏雪林语),自己做过的事从不后悔。这是她创作和性格矛盾的一例。
  作为社会的人,都会关心社会的。“五四”运动初的“学生会时代”,庐隐是一个活跃分子,她是带着“社会运动”的热情跨进文坛大门的。那时候,她写《新村底理想与人生底价值》(1920年,《批评》第四号)之后,不仅写了《一封信》、《两个小学生》等七篇那样有着深刻现实意义的短篇和小品,也写了《中国的妇女解放问题》(1924年,《民铎》第五卷第一号)这样一些有关妇女解放问题的文章。但不久,她的笔锋转向“自叙传”的性质:写自己,写爱人,写朋友,都是现实主义的,因为它们反映了社会的一个侧影,是真实的现实。茅盾说:“庐隐与‘五四’运动,有‘血统’的关系”,“庐隐,她是‘五四’的产儿”(《庐隐论》)。当“五四”运动落潮后,在庐隐面前,社会似乎堵死了所有路口,再加上自身的遭遇,这使她陷入痛苦的重围。人们所说的“庐隐的停滞”就是在这种主客观的条件下产生的,但庐隐并不甘在这种氛围中沉沦,她挣扎着,追求着,前后虽有几次反复,但每次也都有所前进。
  庐隐的小说《地上的乐园》,茅盾说它是寓言体的“一篇美丽的空想的‘诗’,而且是‘神秘’的‘诗’。读了那篇《地上的乐园》,人们会觉得在这里就伏着庐隐作品中‘苦闷人生’的根,也会觉得就在这里也伏着庐隐‘发展停滞’的根。”这里,较多地反映了她的人生观。人的一切思想和实践,是不能离开人生观而存在的,所以说,那里有“根”。
  庐隐写于1927年的第二本短篇小说集《曼丽》,是她认为“从颓唐中振起来的作品”。这本集子,像她在人生的大路上迈步一样,步子迈得虽不高远,却决不是原地踏步或转圈子。茅盾说,《曼丽》集中多数作品表示了作者颇想脱掉《或人的悲哀》以来那件幻想的感情的花衫,并企图重新估定人生的价值。她这次创作思想的变化有个人的因素,但主要是社会的影响。“促成她这一转向的,与其说是她个人生活上的变动,倒不如说是时代的暴风雨的震荡。”翟菊农在这本集子的序里说:“这本小说集子比《海滨故人》很有不同的地方。就内容说,《曼丽》的取材,范围要比《海滨故人》宽些,例如《房东》一篇,《海滨故人》集子里就不会有。《海滨故人》集子里据我猜想大部分是作者自身的直接的描述,好处是亲切;在这本集子里,虽则大部分还是自身经验的描述,但要比较蕴蓄些。《海滨故人》集子里,所表现的感情是很深挚的,对于人生的感觉,似乎比较深切些。《海滨故人》集子里很多爆发式的感情,在这本集子里比较的经过一番洗炼工夫。我并不是对这两本集子,有所抑扬,只觉得两本的内容的确不同,最大的原因恐怕是近年来作者生活上的变动,从前是春之气,现在不免有初秋的意味。”序中所言两本集子的不同,以及所以不同的原因都点了出来,均比较符合作者的生活、思想和创作实际。
  庐隐崎岖、坎坷的命运使她在沉沦与前进中几经反复,但她毕竟还是从感情里挣扎出来,摈弃了自私的小我的感情,代之以对社会劳苦大众的同情之心。她在《著作家应有的修养》一文中说,作家内质方面的修养应该有二:“一应对于人类的生活,有透澈的观察,能找出人间的症结,把浮光下的丑恶,不客气的,忠实的披露出来,使人们感觉到找寻新路的必要。二应把他所想象的未来世界,指示给那些正在歧路上彷徨的人们,引导他们向前去,同时更应以你的热情,去温慰人间悲苦者,鼓励世上的怯懦者。”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