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女子大学，未能实现、她曾任武汉大学女生指导委员会主任委员，对办好女生食堂，管理好女生宿舍清洁卫生，开展女生课余文娱活动等等，无不躬亲。记得‘九·一八’事变发生后，袁先生领导女学生（我是一员），为马占山将军领导的抗日义勇军奔走募捐，日夜赶制寒衣，深得男女同学的支持。”
  四
  还是在上海中国公学任教时，袁昌英就开始了业余写作。在那时，她是中国女作家中少有的研究戏剧的学者，她造诣很深，特别是对中外一些名剧作家的研究，有自己独到的见解。同时，她还喜欢把戏剧理论研究的成果和对人生、社会、家庭、婚姻等问题的见解，通过戏剧创作表现出来。她于1929年写成《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这本戏剧集，包括三幕话剧《孔雀东南飞》以及《活诗人》、《究竟谁是扫帚星》、《前方战士》、《结婚前的一吻》、《人之道》五个独幕剧。另有未结集的《文坛幻舞》（1935年4月号《文艺月刊》）等。袁昌英在中国女作家群中，是从事戏剧创作较早的一位。
  著名汉乐府民歌叙事长诗《孔雀东南飞》，千百年来在人民中间广为流传，这个美丽的悲剧，揭露了封建礼教封建家长制的罪恶，热情地歌颂了刘兰芝和焦仲卿忠贞的爱情和抗争精神。袁昌英的剧本就取材于这首长诗。她根据自己对历史、人生、社会、戏剧的理解，侧重表现的却是母爱与夫妻之爱之间的矛盾。她在剧集序言（一）中写道：“母亲辛辛苦苦亲亲热热地一手把儿子抚养成人，一旦被别个毫不相干的女子占去，心里总有点忿忿不平。年纪大了或是性情恬淡的人，把这种痛苦默然吞下了。假使遇着年纪还轻，性情剧烈而又不幸又是寡妇的，这仲卿与兰芝的悲剧就不免发生了。”袁昌英就是基于这种动机，创作了这出剧。苏雪林在《二三十年代作家与作品》一书中的第五十一章《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里，评论说：“婆媳同居的结果，那个做媳妇的固然痛苦，做婆婆的又何尝不痛苦，作者能看出焦母隐痛，用极深刻极细腻的笔法，分析她的心理，把她写成悲剧的主人公，使我们同情都集中于她身上，这就是作者的独到之见。”可见袁昌英的《孔雀东南飞》，是与众不同的，但她把母爱与夫妻之爱的矛盾过分绝对化了，没有把这一矛盾冲突的本质——社会的弊端捉到，这里反映出袁先生早期研究及创作中存在的局限性的一面。但她的剧作往往被一种理念所支配，充满了人道主义思想。袁昌英对于戏剧的艺术力量，是刻意追求的。她认为一篇戏剧内的人物、对话、情节、布景、音乐等，虽然各个或许有各个的特点，然而共同的目标是，要产生一种惊人的调和和动人的意境和幻觉。因而她的剧本在当时是产生了影响的。
  其他五个独幕剧都是现代剧。《活诗人》描写三个男青年追求一位美丽聪明的女郎，他们作诗比赛，谁第一谁就赢得姑娘的爱情，结果一个为拯救牲灵而忘却作诗的青年，获得第一。剧尾写道：“诗人必有诗人的人格，诗人必有诗人的情感。没有真挚的情感与高尚完美的人格，任他的诗写得天花乱坠，也不能成为真正的诗人，活生生的诗人……”这里，正表现出作者对于诗人、作家的思想、品德、创作之间的关系的一些见解，也是对当时文坛风气的针砭。《究竟谁是扫帚星》和《人之道》，都是表现婚姻恋爱问题的。“五四”以后，青年男女冲破封建传统，追求自由恋爱，这是一个新的解放。但某些个人主义者，打着个性解放的旗号，牺牲别人，见异思迁，这种人为袁昌英所痛恶，成为她鞭挞的对象。《究竟谁是扫帚星》里的男主角宣称：“我的行动有害于社会，或有益于社会，我都不管。”他明知对不住别人，但不顾一切地把自己当作扫帚星，不顾一切地撞去。《人之道》中，严肃地批判了负心抛弃妻儿的留洋学者。剧中梅英的道白，正是作者要说的话：“现在这种晃着西洋文化作护符的鬼男女，简直是些野鬼饿兽……你看现在这班称为新男女的罪恶！这种灭绝信义，不顾羞耻，欺善凌弱，自私自利的举动，就是他们所谓人道，所谓人权，所谓新信仰，所谓新生活！”《结婚前的一吻》同样是写婚姻恋爱的，但故事截然不同，它以喜剧的形式，尖锐地讽刺了尽管是进步了的、但仍然没有跳出封建束缚的婚姻制度所造成的极大误会。婚前男女允许见面和通信，但只能见一面，因此一直到结婚的那天，男女双方才搞明白，对象认错了。《前方战士》表现了一位信守孙中山三民主义的战士，不受汉奸的威胁利诱，坚贞不屈的高尚品德。
  在袁昌英翻译的英国勃拉得霍士的《寂寥似的》独幕剧的引言中，有一段话强调新进的文艺家应当“实地研究我国下层社会的悲苦或慰安的情形，来多创造维新戏剧，有生命的戏剧。因之可以影响及于改良社会，改良生活”。这便是袁昌英的文艺思想，她的创作也正说明了这一点。阿英评论袁昌英和陈衡哲时说：“她们的意识形态和新文艺运动初期（也可以说是1927年以前）的一般女性作家，有很不相同的所在……一般的女性作家，虽然和她们同样的不为封建阶级所有；但在一般女性作家所表现的资产阶级的意识看来，却潜藏了相当浓重的残余的封建意识，而陈衡哲和袁昌英所反映的创作中的意识形态，至少，在所有的女作家的前面，是典型的资产阶级的意识形态。”（《现代中国女作家》）
  五
  碧波荡漾的东湖和松林，桂花掩映的珞珈山，是武汉极美的风景区。1932年至1937年，袁昌英就居住在这里。她写了大量的散文、杂文和评论，发表在《现代评论》、《独立评论》、《现代文艺》及《武大文哲季刊》等杂志上。连同1932年前两三年的一些零散作品，袁昌英将其收集起来，出版了《山居散墨》。这本集子是袁先生在这一时期从事教学、研究和创作的实绩。理论评论方面的著作，包括《论戏剧创作》、《文学的使命》、《法国近十年来的戏剧新运动》，以及介绍莎士比亚、易卜生、哈代、皮兰德罗等著名作家的创作特色的文章。由于她精通英文、法文，有较深厚的外国文学艺术修养的功底，她的研究是比较有系统有价值的。在一些文艺观点上，也有自己的见解，像文艺的内容与形式的关系、文学的目的等等。但由于时代的局限，同时存在一些糊涂的看法。
  这本集子中的随笔部分，写得相当精采，有些是记录她在国外生活的所见所闻，写得像小说又像散文，既有揭露西方社会黑暗的，也有歌颂美好高尚品德的。这些赴欧游学的生活片断描写，写出了较深刻的思想意义。最后三篇《游新都后的感想》、《再游新都后的感想》及《新春感言》，以个人游历为主，叙事、记游、写景，追忆往事、古今感怀、咏物抒情，无不充满了强烈的爱国主义情感。
  六
  1937年抗日战争爆发，袁昌英这位爱国者，将多年的私蓄交给学生捐献国家。这年冬天，武汉大学迁校至四川乐山，袁昌英全家溯江而上，来到四川。先是在重庆南岸暂住，然后到乐山，与周鲠生、刘秉麟两家同住在城中心的鼓楼街的一所中式宅院。八年的抗战岁月中，这座山明水秀的川西小城，成了他们的家园。1939年9月18日，日寇狂轰滥炸，全城精华付之一炬。袁昌英家被烧得精光，一家人死里逃生，暂住亲友处，一时靠亲友周济生活。以后为逃避空袭，搬到离城四十里的农村。1943年，他们搬回城内住陕西街，与苏雪林家为邻，凌叔华也住得很近，三位当时有名望的女作家经常往来。
  在国统区，物价飞涨，通货膨胀，靠薪水生活的人，日子日益艰难，但袁昌英一直保持饱满的精神，她教授莎士比亚、希腊悲剧、近代欧洲戏剧和法文。除教课外，她还写作。在她的一篇散文《忙》中，生动地记录下当时的状况：“忙，像我这么一身兼数种要职的大员，怎样会不忙呢？我是个主妇。当然跑厨房，经管柴、米、油、盐、酱、醋、茶……我又是母亲……又是个教授，每星期八九个钟头的正课，编讲义，看参考书，改卷本……因为我自命是个作家，就有许多杂志、书店、机关、社会邀我作文章。”
  在这期间，袁昌英创作了四幕话剧《饮马长城窟》，出版专著《法国文学》，还把发表的散文、杂文，结集为《行年四十》出版。
  在她的散文中，有一部分是歌颂抗战，表现爱国主义思想的作品，她在文章中呼吁：“中华民族是不朽的，我们必要牺牲个别的小生命来维护这种民族的不朽……”她的抗战剧本《饮马长城窟》，歌颂了国民党军人中爱国抗战的力量，揭露了汉奸叛徒的罪恶。
  写《法国文学》，是在一个暑假，她不顾酷热，推开家务，躲进一间“幽暗不见天日的储藏室兼便房的屋子里”，埋头苦干。三个月，写成了十万字。
  杨静远回忆说：“我母亲总是抱着活一天就要积极有为，不虚度光阴的向上的态度，这对我影响特别大。1941至1945年，我在武大读外文系。在她的影响下，我开始对写作、翻译发生兴趣。她鼓励我大胆地写和译，不要怕幼稚、不成熟，路是闯出来的。”
  袁昌英就是这样奋斗不息地对待一切工作。
  七
  1949年5月，袁昌英全家在武汉迎来了解放。在共产党知识分子政策的感召下，经过学习，她对马列主义有了认识。杨静远说：“我看到母亲经过艰苦的思想改造，逐渐消除了疑虑，对共产党转而信任和拥戴，对新社会充满感情，情绪很高。她常把我的小孩举在膝上一边颠动，一边高兴地唱：‘解放区的天是明朗的天’……”她写过一篇谈思想改造体会的文章，形象地用外国文学中火凤凰的典故作比喻形容旧知识分子的思想经过烈火锻炼，旧的躯壳化为灰烬，从灰烬中诞生了神鸟——精神的新生。她还热情地将毛主席诗词译成英文。她在政治上有积极要求，加入了民主同盟，并被选为武汉市政协委员。
  武汉大学外文系撤销后，袁昌英转到中文系任教，为了便于学习新的文艺理论，利用苏联的资料，她以六旬高龄开始学习俄语，并达到了能翻译资料的程度。
  袁昌英曾参加武汉三次文代会，被选为武汉市文联执行委员。1956年，她加入中国作家协会。杨静远回忆说：“这时期，我从母亲的通信中，感到她心情舒畅、振奋，向共产党靠拢，对社会主义充满信心和热望。”
  袁昌英的晚辈，终生挚友周如松（周鲠生之女），对袁先生了解颇深。她说：“袁先生为人胸怀坦白，开朗豁达，平易近人，朋友们曾笑她的字典上没有愁字。但她的思想单纯，心直口快，从不谙人间利害关系，因而也有无形见罪于人之处，招致大祸。”到了1957年，她积极参加鸣放，被错划成右派分子，开除教授职务，下放到图书馆劳动。一年后，由法院判为历史反革命，开除公职，交街道监督劳动，每日扫街……从此，她坠入痛苦的深渊。1964年，她的右派帽子被摘去了，但并未重新起用。她这样一个热爱工作并有着旺盛精力的人，被迫呆在家里，同家庭妇女、保姆们一道开会学习。这种沉重打击，并未使她完全绝望，她每天仍然练楷书，读文学刊物，打算以有生之年重译莎士比亚著作。1966年，她遇到更大的不幸，9月，与她生死患难四十五个春秋的杨端六先生病故。1970年，又遭到进一步迫害，被当作“五类对于”遣送还乡，回到湖南醴陵农村老家，住在一个远亲家里。这种遭遇，对于一个学者、作家来说，精神上的痛苦和寂寞是难以言状的。1973年春，当地公社调查了她的问题，为她落实政策，作了不是历史反革命，属人民内部矛盾的政治结论。但是，七年的折磨摧残，耗尽了她的生命力，就在这一年的4月28日，她与世长辞，葬在家乡她父亲的墓旁。
  1979年秋，武汉大学共产党的组织为她落实政策，改正了右派问题，同时，武汉市法院也撤销了于1958年所做的错误判决。1985年湖南人民出版社出版了《袁昌英作品选》（李杨编选），这是解放后第一次出版她的作品。
  袁昌英，这位有影响的中国现代早期女作家，她的戏剧集《孔雀东南飞及其他独幕剧》等著作，虽然现在只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