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8 节
作者:击水三千      更新:2021-05-09 17:51      字数:4741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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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为求职,她接连给政治部主厅厅长郭沫若写了3封长信,希望他“团结身边及可能接近的文艺青年”,把他们组织起来。她在信中还说:“除加强工作以应抗战要求之外,得极力注重人员的修养:一方面学习好的,得到丰富的知识,练习坚贞的操守,蕴藏热烈而真实的感情,放开宽阔伟大的胸怀,培植亲爱团结的精神;一方面彻底革除旧式文人的坏习气,改掉现代知识分子的一切不正的心向与行为,根除自私自利的风尚。痛击投机取巧,谄媚拍马之流”,务使国内青年学子“既足智多能,又锻炼坚实伟大的人格”,用这些人去抗战杀敌,必能“以一当百”。
  不久战火南烧,武汉告急,三厅随政治部撤退,经长沙、衡阳、桂林,最后驻足于重庆。撤退前,白薇向武汉八路军办事处一再提出去延安或去前线的要求,邓颖超大姐考虑到她身体不好,解放区太艰苦,没有同意她去,派她去了桂林,担任《新华日报》特约记者。
  广西的地方军阀李宗仁、白崇禧政府,保持一定的独立性。为了笼络人心,也允许进步文化人在这里活动,桂林一时成为抗战时期西南文化活动中心。周恩来让白薇以文化人的身分,在这里了解广西的政治情况。
  这时,蒋介石的特务机关也在桂林布下了罗网,监视文化界的抗日活动,革命者和进步人士随时可能有被秘密逮捕和暗杀的危险。面对敌人,白薇并不畏惧。她想,凭着自己的一腔热血,杀头就杀头,为革命牺牲,死而无憾。在这儿一年多,她总是凌晨3点起来写通讯稿,吃完早饭便出外采访,深入里巷、车站、码头,访问形形色色的人物。有时到最穷的人家吃饭,有时也去看看阔人家是怎么生活的。她把了解到的情况,提供给《新华日报》作为参考,自己也写了不少文稿。后因广西当局“截切”她的稿件,她才被迫停止工作,从桂林到了重庆。
  重庆,穷得连吃几个大饼都没有钱,有时只能在穷朋友家里吃顿饭。经过很长一段时间,阳翰笙才替她在中国电影制片厂谋得个特约编导的职务。不料,敌机狂轰滥炸,轰毁了电影制片厂。白薇只能另找避难所,暂时到“文协”所在地南温泉。欧阳山、草明、萧军等作家也住在那里。
  一间西晒的小房,暂时寄放了她飘泊无定的身体,天天跑空袭警报,要躲到五公里远的山中,这时,她又突然爆发了热病,发高烧,说胡话,吓坏了欧阳山。他把同住在南温泉的杨骚找来了。
  杨骚这次对病中的白薇非常关心,趁她高烧糊涂的时候,把她抬到自己幽静的书斋,亲自护理。朋友们庆幸白薇有了养病的地方。等清醒以后,顿时感到自己像一只被缚的“蛹”,“巴不得赶快变成‘蛾’咬破‘茧’飞出去!”
  有人怨她不与杨骚和好,指责她说:“你这个人真古怪,杨骚眼巴巴地希望同你和好,你干嘛又回来了?真是不通人情!”听到这类的话,白薇愤怒地说:“有一种东西在我心里强制着,使我没有考虑,没有犹豫,我愉快地接受了它的制裁!我用不着去告诉什么人,因为人们都是用着那么庸俗卑鄙的心理来看待一个女性,尤其是落难的女性!”为抗议社会对女性的鄙视心理,抗议封建势力对女性的压迫,她没有接受杨骚恢复爱情关系的要求,再一次表现了她同封建意识不妥协的斗争精神。白薇不愧是个自爱、自尊、自强的新女性。
  尽管当时许多人不能理解她,但她也不乏知音。田汉夫人安娥就非常理解白薇。她说:“当我确定知道白薇拒绝了杨骚的‘怜’爱后……于是我更相信白薇的自尊,白薇的人格的完整,美丽!”
  白薇在重庆,生活始终没有保障,靠写点稿子和朋友的临时资助,异常艰难地苦度岁月。她时常因为饥饿晕倒在街上或朋友家里。有时饿得胃痛如绞,全身发抖,汗流满面,四肢冰凉。她的自尊心强,又不爱暴露自己的苦况。这样,她的健康状况又进入了恶劣的境地。
  她仍然希望去延安,直接投身于革命事业。邓颖超大姐还是担心她那比以前更弱的身体,适应不了延安紧张艰苦的战斗生活,仍然没有答应她的要求。邓大姐让阳翰笙替白薇找工作,征得郭沫若同意后,1942年她被安排在文化工作委员会第二组工作。
  进了文化工作委员会,她是多么惬意呀。她感到自己像“插了翅膀的天使”,她像“一颗地球卫星,飞到了恒星的身旁”,可以实现自己的抱负了。她热心地去参加文化工作委员会、文协、中苏友协、妇女委员会的各种活动,座谈戏剧,研究小说,联合女友们写文章,倡导组织妇女进步团体,她曾被选为妇女联谊会的理事。
  在抗日的大时代,她希望能跃马挥戈,为人民干一番轰轰烈烈的事业。但希望终归只是希望。在国民党政府的控制下,文化工作委员会只能“穿着小鞋”移步,哪能像白薇想象的那样放开脚步大干革命呢!再说,文化工作委员会待遇菲薄,每月的薪水仅能供养肚子。身体虚弱,各种疾病,不请自来,风湿病、绞肠痧、猩红热、疟疾、阿米巴痢疾……几乎和她结了不解之缘。那点薪水,喂了肚子,治不得病;治了病,肚子又发生问题。
  她拖着衰弱的身体,挑水、烧饭、拾柴、补破衣服……劳累了一天,虽有满肚子东西想写,但思想和体力都不听使唤。手上写着文章,心里却盘算着要还的债……而干着谋生的杂务时,又想着看书读报和未动笔的剧本。
  工作时间比健康的人长,休息时间比大多数人短,她累得喘不过气来,心上像压着一块重重的磨盘。
  勺土上的植物,在火热的长夏,无法挣扎着生存!枯干的树木,结不出丰满的果实;饥饿的肚子,只会咕咕叫,生不出锦绣文章。于是,有人讥讽白薇“落伍了”,“写不出东西来了”,“不能算作家了”!她虽然不好名,但别人的冷言和白眼,就像尖刀子刺着心一般使她痛彻骨髓。灵魂在苦难中受着折磨,肉体在贫穷与疾病的铁砧上经受着锻炼。当那数不尽的折磨要瓦解生命,生命苦断若续时,会有两个观念急剧地冲突:一个是悲愤之极,求永远的安息;一个是千倍勇敢,为胜利去奋斗!白薇选择了后者。
  她拿起锄头,开山挖土,生产自救。她更渴望用这种精神,种下人类美丽崇高的心愿,让胜利的鲜花开在抗战的中华,开出一个灿烂锦绣的新国家。
  当时,中华文协为援助贫病作家,募得了一批基金,也给白薇送来了五千元。虽然她正患严重眼病,有失明的危险,但她还是谢绝了友人们的好意。她始终不愿“无功受禄”。她说:“作家是人类精神的师匠,比方是树木的花朵,‘贫病出作家’好像在象征着枯萎的害病的花,花儿枯又病,而要结出甜美的果实,多么困难呀!”“健康谁不爱,我却从小以多病为灾。好好地写作,一个文艺作者谁不想?贫病老纠缠我,苦于很少时间拿笔。所以‘贫病作家’这名儿对于我,是一把挑动泪水的剑!这回我听到救济贫病作家的消息,更像剑儿挑动我的泪要流。”“心里燃烧着爱和恨的火焰,我的情绪,总没有平安,愈看,愈确立着信心:为毁灭黑暗,为消灭一切丑类的心根,我要坚强忍痛地活着,我们要群力群心,扬起战士的呼声!只要我们战斗的力量尽够了,胜利是不会遥远的。”在重庆的几年,文艺界的朋友们(包括郭沫若在内)对她都很关心、照顾和同情,都称她作大姐。但真正能理解并谅解她的人,还是少数。由于她对事、对人、对己特别认真,凡看不惯、听不惯的总是要加以争辩。因此,便产生风言风语,说她和“文协”所有的人都吵过架,说她不能和人相处,人人都怕她骂,不喜欢同她一道工作,等等。
  其实,她只是生性耿直,嫉恶如仇,遇事不会敷衍,不会伪饰,随处无意中流露真实,遇事太认真;无论多么亲近的朋友,或对方是如何有声望、地位,她都不虚与委蛇,不惜为正义冲锋陷阵,穷追苦寻要把真理和正义争回来。她曾批评自己的好友刘海尼:“你是为艺术至上而活着,对妇女工作缺乏热情,因为你自私……要是我,我情愿参加妇女实际斗争,而毫无疑虑地牺牲写作!”在一次“文协”会上,涉及到男女不平等问题,她没有顾忌对方是谁,立刻提出反对意见。事后有个朋友说她这样做不好,她却摇摇头说:“谁轻视妇女,我就不尊重谁!”
  她满怀赤子之心,却又孤高自傲,“凡是狐鼠为奸的地方看不得;凡利用名誉来掩饰去沽名钓誉的地方看不得;凡是人们当自己是一朵红花能处处开,损人利己地把好人踩入地窑的行为看不得!”“只得以烧灼的心,忍受挫折;不屈的胆,敢当天地无情!练习着冷眼看人,不放弃我要培养人间正气的目标!我自己是正直的,非正义的我就不为。”这就是白薇的性格。
  1945年秋,毛泽东主席从延安到重庆进行国共两党谈判。她知道后,曾经“一百次”地想进城去看望毛主席。但因有人造谣说她“落伍了”、“倒下了”,因此有点胆怯,终未成行。后来,毛主席在周公馆招待妇女界,她喜出望外地被邀出席了。
  名界妇女人物,济济一堂,她坐在后排座位上,谨慎又恭敬地仰望毛主席的仪容。她曾听人说毛主席好几次问起她,有一次还错认白杨做白薇。她内心深深感激毛主席的关怀。
  散会的时候,忽然有个青年喊了一声。“毛主席,你常问起的白薇就是她。”毛主席回过头来,亲切地握住她的手说:“我常记起你,你和丁玲是我们湖南的女作家……”她听着就流了眼泪,别人说她“倒了”、“算不得作家了”,所以一听说她是作家,她就要哭,她吞咽了热泪,回答着毛主席:“唉!这几年我已经倒下了……”哽咽着再也说不下去。毛主席更亲切地握住她的手安慰和勉励她:“你没有倒,你在政治上没有倒下,在思想上也没有倒下……”
  七
  抗战胜利后,她回到了上海。仍然贫困病弱,住在朋友家里。
  没钱买青菜、买盐,墨水只有几滴,蘸一下,写两三个字,又要蘸。没有表,烧饭要靠着太阳,睡觉要听工厂半夜里的的汽笛声。房里只有一桌一椅一床及一张日本人的榻榻米。因为左腿风湿痛,架一块板子,坐在榻榻米上,写作、读书。食具有一只饭碗,一双筷子,几把羹匙,一只白锅和洋油炉子。饭是坐在榻榻米上吃;吃的东西就放在旁边的锅子里。还有一盏孕美灯,一把破伞和一堆不三不四的破旧衣服。
  住的房子和凉亭差不多,热天,前面太阳直晒;冷天,北风从屋后面半截板壁长驱直入,顶上是个北窗,风由天窗灌进来,房里冷得和露宿差不多。
  物质上缺乏必需的东西,精神上的饥荒更叫她难以忍受。没有参考书,没有车费,没有信封信纸,不能驾驭和外界的联系,不能深入生活;更没有钱满足平生好看戏看电影的嗜好;想看新书,也买不起,进了书店只能站在那儿看半天,看不完就得分手。
  1947年冬,家乡报来父亲去世的消息。她急忙回了家。不久,母亲也因忧痛成疾而过世。料理完双亲的后事,她想仍回上海。
  这时,从香港寄来一封信,是著名妇女运动领袖何香凝写的。何香凝兴奋地告诉她,全国解放战争的形势很好。黑暗即将过去,光明就要到来。作为一个爱国的文化人,应该为人民的胜利多做些工作。
  早在第一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她就结识了何香凝,后来时有接触和联系。看了何香凝的信,她觉得应该留在家乡,为家乡的解放贡献点力量。她把何香凝寄给她的报刊,让父老乡亲和表兄弟们传阅,向他们宣传共产党的主张,宣传革命。她还接触到一些对国民党不满、从国民党军队中逃回来的士兵和下级军官,白薇就和他们讲“西安事变”张学良逼蒋抗日的故事。也曾借探亲访友的机会,到清江、(石带)头、渡头……深入农民家中,谈时局、谈受剥削的根源,启发人们齐心协力反剥削、反迷信、反征兵、反内战……
  在穷乡僻壤的湘南山区里,留过学、见过大世面的白薇,在群众心目中的地位和影响是可想而知的,而且她又没有架子,说的道理中听,所以农民特别是青年人很爱听她的话。为了迎接家乡的解放,她找了块立脚的基地——资兴县立中学。她当年的学生李宙泽回忆起这样一件事:白薇到县中第一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