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1 节
作者:击水三千      更新:2021-05-09 17:51      字数:4770
  陈衡哲
  阎纯德
  当大地渴望甘霖的时候,即使远天一声雷,一朵云,也会使人快慰,若是有雨滴飘然而下,人们便会欣喜若狂地感谢它,大地将永远记住它……
  《小雨点》,是苦旱时候的及时雨!
  陈衡哲,是一位历史学家。文学不是她的本行,但她“身上每一个细胞都充满着文艺气息”(胡适语),她是新文学史上颇有贡献的女作家。在“五四”时期,“她曾作奋斗的歌吼”,确乎是有不可磨灭的功绩。
  陈衡哲只有一部出版较早的短篇小说集《小雨点》和两卷《衡哲散文集》及一些未辑集散篇。但她的心血铸造的“小雨点”却曾滋润过新文学的幼苗……
  1890年,陈衡哲生于江苏省武进县,那时正值封建社会日趋崩溃的清朝末年。她在《自传》里说:“我的祖父是湖南衡山人;但因为我的祖母和母亲都是江苏武进人,我自己又是生在那里的,所以就算是武进人。”
  陈衡哲原名陈(雁鸟),字乙睇,生在名门。她的祖父陈梅生有十二个子女;父亲是幼子,当了清朝的官吏,有五个儿女,陈衡哲排行第二。
  1897年,陈衡哲的舅舅庄思缄到广西、广东做官,这时她家便从湖南搬到江苏外祖父那里。她从小在家读书,没有上过小学。但她的思想和才华是在家庭环境里熏陶出来的。大约五六岁时,每当舅舅回家省亲时,陈衡哲总是天不亮便起身去看舅舅。她向祖母匆匆问了安,便一口气跑到还没起床的舅舅那里,要他讲新奇的故事。她虽然是个孩子,听大人讲故事,却特别认真,舅舅在广东省城城经常耳闻目睹欧美文化,尤其是医学方面的进步。他的思想很新,很佩服西洋的科学和文化,更佩服那些到中国来的美国女子。他把所看到的西洋医院、学校和各种近代文化生活情形讲给陈衡哲,最后一句话总是:“你是一个有志气的女孩子,你应该努力的去学习西洋的独立的女子。”当时的陈衡哲最易受感动,舅舅最后那句话,往往使她热泪盈眶。她问舅舅:“我怎样方能学像她们呢?”舅舅说:“进学校呀!……”舅舅给她讲了许多中国以外的世界,她好像作了一次次的国外旅行,那么多东西都使她惊奇不已,那颗幼小的心灵里,装满了关于现代世界、科学救人、妇女新的使命等知识和认识。舅舅还对她说:“一个人必须能胜过他的父母尊长,方是有出息。没有出息的人,才要跟着他父母尊长的脚步走。”陈衡哲回忆说:“这类的话,在当时真可以说是思想革命,它在我心灵上所产生的影响该是怎样的深刻!”她每见舅舅一次,要进学校的念头便加深一层,后来竟成了她生命中唯一的梦想。
  陈衡哲十三岁那年,父亲到西南僻远的一个省去做官,她由于求学心切,便要求母亲,让她到广东舅舅那里去上学。这位贤明的母亲深知女儿的志愿,于是同意了。秋天,当舅舅再次回乡省亲要回广东的时候,她讲了一定要到广东去的诺言。这诺言竟使她热血沸腾,痛哭一场。她回忆说:“这哭是为着快乐呢,还是惊惧,自己也不知道。但现在想起来,大概是因为这个决定太重要了,太使我像一个成年的人了,它在一个不曾经过感情大冲动的稚弱的心灵上,将发生怎样巨大的震荡呵!”当她决心离开母亲,踏上那条陌生的人生之路的时候,心里曾有过很多痛苦和矛盾,但那颗正富于幻想的心,却有着高远的美好追求。
  在广东,她得到了舅父舅母父母般的温情和抚爱。她是梦想着上学而来的,所以一到那里便央求舅母到医学校为她报名。“虽然在我的心中,知道自己是绝对不喜欢学医的,但除了那个医学校之外还有什么别的学校可进呢?有一个学校可进,不总比不进学校好一点吗?”舅舅认为她的年纪太小,想让她等两年再说,但她非要上学不可。舅母带她去报名,但学校不收不到十八岁的学生。她带着一颗失望与受伤的心回到家里,只好仍旧做舅舅的学生。
  她的舅舅是一位喜欢教诲青年的人。那一年,他不但自己教陈衡哲,还请了一位客籍广东的杭州先生教她初级数学和新时代的卫生知识。三个月后,舅舅将文作武,到廉州统领新军去了;又过了三个月,家也搬了去。舅舅极忙。但每天下午,总要穿着新军统领的眼饰,骑着马,匆匆回家教她一个小时《普通新知识》、《国民课本》和一些报章杂志,然后又匆匆离去。她回忆说:舅舅“对于现代的常识,也比那时的任何尊长为丰富,故我从他的谈话中所得到的知识与教训,可说比书本上得到的要充足与深刻得多。经过这样一年的教诲,我便不知不觉的,由一个孩子的小世界中,走到成人世界的边际了。我的知识已较前一期为丰富,自信力也比较坚固,而对于整个世界的情形,也有从井底下爬上井口的感想。”(《我幼时求学的经过》)
  陈衡哲像一只跃跃欲飞的鸟儿,虽然羽毛未丰,却不畏人世的风险,只是想奋翅高飞,并不留恋生活的顺适和安乐,一心想着求学。在1917年的冬天,她被舅母带到上海,在蔡元培等人创办的爱国女校读书,后来又进了一所新办的学校。上海三年,陈衡哲颇感失望,但她的英文却打下了一个很好的基础,成为考取清华学堂赴美留学的关键筹码。
  一个初踏人生征途的旅人,都会珍惜和永记亲友或尊长的指点。陈衡哲说:“督促我向上,拯救我于屡次灰心失望的深海之中,使我能重新鼓起那水湿了的稚弱的翅膀,再向那生命的渺茫大洋前进者,舅舅实是这样爱护我的两三位尊长中的一位。他常常对我说,世上的人对于命运有三种态度,其一是安命,其二是怨命,其三是造命。他希望我造命,他也相信我能造命、他也相信我能与恶劣的命运奋斗。”
  除舅舅之外,姑母也是她命运的导航人。在《纪念一位老姑母》的文章里,寄托了她许多美好的感情,她把姑母的影响看作生活中极为重要的一页。她回忆说:“这位姑母不但身体高大,精力强盛,并且天才横溢,德行高超,使我们一见便感到她是一位任重致远的领袖人才;虽然因为数十年前环境的关系,她的这个领袖天才只能牛刀割鸡似的施用到两三个小小的家族上,但她的才能却并不像普通所谓‘才女’的一样,只限于吟风弄月。她除了做诗,读史,写魏碑之外,还能为人开一个好药方,还能烧得一手的好菜。她在年轻的时候,白天侍侯公婆,晚上抚育孩子;待到更深人静时,方自己读书写字,常常到晚间三时方上床,明早六时便又起身了。这样的精力,这样艰苦卓绝的修养,岂是那些佳人才子式的‘才女’们所能有的!”
  姑母的这些影响力,深入到她的心灵和精神,启迪她磨砺意志,开辟生活。
  在上海求学时期,因父亲命令给她订婚而使陈衡哲陷入黑暗的境地。这时,她便跑到乡下的姑母家里。一个没有人生经验的女孩子,在布满荆棘的生活中,是姑母对她的偏爱,给了她一线光明。
  她的姑母酷爱杜诗,有一次吟罢“安得广厦千万间,大庇天下寒士俱欢颜!”叹了一口长气,对陈衡哲说:“这是我从前的梦想。现在呵,连自己的儿孙也庇不着了!”陈衡哲说:“但是,姑母现在是庇着一个苦孩子啊!”
  在她眼里,姑母是召唤黎明的一缕霞光,“使一种黑暗的前途渐渐有了光明,使我对于自己的绝望变成希望,使我相信,我这个人尚是一块值得雕刻的材料。……但在那两三年中我所受到的苦痛拂逆的经验,使我对于自己发生了极大的怀疑,使我感到奋斗的无用,感到生命值不得维持下去。在这种情形之下,要不是靠这位姑母,我恐怕将真没有勇气再活下去了。”(《纪念一位老姑母》)
  1911年至1914年,正是陈衡哲在上海求学的时期。但这里没有理想的学校,学习成绩等于“零”,这是她至为痛苦的总结。由于无书可读,她便常去有着明秀山水环境的姑母家,并在一个家馆教了半年小孩子。
  第一次世界大战爆发的那年夏天,清华学堂开始招考留美女学生。当时她自觉程度浅,不敢应试,但她得到了姑母的鼓励,认为大有考取的希望。这种鼓励,使她恢复了自信力,听了姑母的话,到上海应了考。考完后,仍回乡下教家馆。后来,姑姑和舅舅都在报上看到了她的名字,并都立刻写信给她。舅舅信上说:“清华招女生,吾知甥必去应考;既考,吾又知甥必取。……吾甥积年求学之愿,于今得偿,舅氏之喜慰可知矣。”姑母的信,她还没看完,“眼泪便如潮水一般的涌出来了。”这是生活的转折!她回忆说:“这是我生命中最黑暗,最痛苦的一页,而引我离开这个境地,使我重新走上‘造命’大道的,却是这位老姑母,和她对于我的深信与厚爱。”
  辛亥革命后的中国,内外矛盾重重,仍然是一个半封建半殖民地的社会。
  新思潮把陈衡哲冲出了园门,并于1914年考取清华学校。她到美国后,入美国五所最有名的女子大学之———瓦沙女子大学(Vassa College),专修西洋历史,同时学习西洋文学。在那里,她结识了胡适、任叔永(鸿隽)、杨杏佛、梅光迪、朱经农、胡先(马肃)等人,并以莎菲为笔名开始写作。
  当1915年9月,主编《新青年》(第一卷名《青年杂志》)的陈独秀发表著名的《敬告青年》一文,举起反封建文化的大旗后,在美国留学的胡适,也是新文学促进派的先锋,而梅光迪(觐庄)等人,或坚决反对,或不赞成胡适的“文学革命”的主张,一场笔战,把他逼上了试写白话诗的道路。胡适说:“民国五年(即1916年)七八月间,我同梅(觐庄)任(叔永)诸君讨论文学问题最多,又最激烈。莎菲那时在绮色佳过夏,故知道我们的辩论文字。她虽然没有加入讨论,她的同情却在我的主张一方面。……她不曾积极参加这个笔战;但她对于我的主张的同情,给了我不少的安慰与鼓舞。她是我的一个最早的同志。”(《小雨点·胡序》)
  1918年,她在瓦沙女子大学获文学士学位后,又进芝加哥大学继续学习。陈衡哲原是一位不婚主义者,为了理想和事业,曾决心不结婚。但直到1919年任叔永第二次到美国,才由于他三万里求婚的诚意,方抛弃了不婚主义,订了婚。1920年,北京大学校长蔡元培开放大学女禁,先打电话给陈衡哲,聘她为教授。这一年,她获硕士学位后,在新文学革命运动的高潮中,于夏天回国,秋天与任叔永结婚。1924年,到南京东南大学任教半年。1930年又回北京大学教历史一年。1927年至1933年,她曾先后四次代表中国出席在美国檀香山、日本东京、中国上海、加拿大班府召开的太平洋学会的学术会议。1935年9月,任叔永任四川大学校长,她也同去成都,任该校西洋史教授。
  “五四”运动后,在大学任教期间,陈衡哲曾针对中国当时存在的妇女问题,写了许多文章,如《复古与独裁势力下妇女的立场》、《妇女问题的根本谈》等,这些文章从不同方面谈及妇女与政治、社会、家庭和子女教育的问题。在四川大学的时候,她发现有不少女学生是官僚、财阀们的姨太太,这一事实,使她心头萌发了对四川当局的强烈不满,也更同情那些深受蹂躏、压迫的女性。愤怒中,她在《新新新闻》上发表了一篇揭露四川问题的文章,说这是女性的耻辱,也是大学教育的破产,号召妇女要争取独立自主。在那个时代,正义和真理总是不幸的。她的文章一经发表,便遭受到四川黑暗势力的围攻,他们用“侮辱四川妇女界”的帽子压她,并要把她驱逐出境。陈衡哲怀着满腔的激愤离开四川,回到北平。她的丈夫任叔永,也在1937年6月辞去四川大学校长一职。她对四川军阀的黑暗政治是有着刻骨铭心的记忆的。她在文章里写道:“在成都住的人,平均每隔十五天才能见到有热力的阳光一次,每隔四十五天才能见到一次照耀终日的太阳。”她写的是“天气”,而比喻的是现实。她还说不如把四川改成“二云省”,更能名副其实。“朋友说,‘云一而已,那来二云’?我说,还有那吞云吐雾‘云’呢!我告诉您这句话,为的是要您知道,四川在这二云笼罩之下,是怎样的暗无天日呀!”
  抗日战争爆发后,像许多人一样,陈衡哲也开始过起“流浪”生活。她和孩子先到云南昆明,1941年11月到香港;12月太平?