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60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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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度 更新:2021-04-26 12:58 字数:4710
的‘后门’,走后门上学,走后门参军,我们家只能靠自己。”是靠自己学习深造,还是靠自己成就一番事业?我都没法说,我总不能说靠自己只为混碗平安饭吃吧!反正我的所谓“教育”是含含糊糊、躲躲闪闪的。
从1966年夏天到1973年底他从干校回京,将近八年时间,我在辛劳、不安、无望又有所期;盼的等待中度过。我本是温室长大的任性女子,对他,对孩子,从没耐心,以往我对孩子发火时,婆母或他可以缓冲一下,如今,全靠我一个人。当我情绪比较平稳或理智时,格外心疼孩子,耐心告诫他们学习要认真,做人要诚实。当无法抵御的厄运来临时,在众人面前,我不得不冷静、从容;回到家里,不能也无法跟孩子说清自己的心境,充塞在心头的忧闷、委屈越积越多,越积越浓,终于有一天,爆发了。
大约是1968年冬天,闹闹刚上一年级,有一天中午回家忘了戴帽子,我坚持让他返回学校取,他说丢不了,下午还要上学。半年前,孩子的父亲被军管小组宣布为专政对象,这无疑相当于最后定案,那一阵我的心绪坏到极点,终于控制不住了。我可以找出许多理由说不全是跟孩子撒气,是的,那一阵我确实想得很多:谁知遭以后会把我们一家发落到哪儿,儿子将来会面临什么祥的命运?从现在开始就全家要格外节俭……先是板着脸教训,他很拗,不肯到学校取,两人相持不下,我动了手,他还是不去,气愤之下抽了他一个耳光,他躺在地上嚎啕大哭。邻居高姥姥过来相劝,他终于委委屈屈地回学校取来了帽子。他走以后,我也暗暗啜泣,我是怎么了,难道孩子不去学校找帽子就犯下了弥天大罪?我委屈,心里苦,怎能迁怒于他一个才七八岁的小孩儿。
闹闹从小最受爷爷奶奶疼爱,爷爷去世后,奶奶更是爱这个孙子,燕祥也是好脾气,说话从来都是细声软语,只有我偶尔给过他“厉害”,那也是雷声大雨点小。这两年,我只含糊其词地说爸爸不住这儿,奶奶家也很少让去,他也不多问,更没有为不让上奶奶家哭闹过。多懂事的孩子!我委屈,孩子难道不委屈?
事后,我有点后悔,可过于要强的个性又不允许我向年幼的儿子道歉。后来他长大了,“再怎么说,你不该打我”,我终于为不止一次的粗暴作了检讨。
如今,闹闹、甜甜都已长大成人。他们的童年、少年虽说没屹过苦,但也确实成长在二个没有父爱的家庭,而我对孩子又没有足够的温存和耐心。这样的家庭环境对孩子的情商发展终究有不利影响。当然,我一直注意培养他们正直、诚实的好品德。我很自信,他们不会为虚荣所惑,为钱财所害,但是我又很迷茫,我担心,过于执着、正直,会给他们带来什么?会不会为此付出代价?他们的人生道路还很漫长,他们大概不会像我们一样一次又一次地陷入阶级斗争的罗网,但是他们能逃脱生活中形形色色的其他罗网吗?我也真没把握。但愿他们能做个无愧于良知又不至于受到太多挫折的知识分子,我也只能这么企盼。
记得八十年代,我读过高红十的一篇散文,说起她们那一代知青在农村足足锻炼了八年还多,她说,有些人因为有了八年(大约是指抗日战争)而受人尊敬,并且得到种种优厚待遇,而我们最好的八年献给了农村,却连工龄都不算……(后来经各方一再呼吁,才得到解决。)从1966年初夏到1974年他从于校回京,是我难忘的八年。作为受冲击的右派家属,我不能说受过多少折磨,我遇见了很多好心人,我所在的部门,甚至没人贴我一张大字报。但是这八年在我确实是难熬的,朋友们赞许我为工作,更为维护这个家尽了力,我,只有我,心头永远感到不安,歉然,内疚。
我启认为是一个在任何条件下都尽责的编辑,一个多少经历过坎坷的妻子,但我并不是一个好母亲。
红楼记事
蒋寄梦
我们这种人“文革”开始被叫得很难听,后来上面发给了我们一个雅称:可以教育好的子女。读起来上口,听起来悦耳,倒像是一句好话,挺让人感动的。可细细想想还是感到有点不对劲,好像我们天生就比别人缺了点什么。缺文化教育?大家都要上学,没人能够一落地就识字;缺思想觉悟?我心里也是不服。我要是没觉悟敢把党委书记搬上漫画?别以为造反派好当,那可不是闹着玩的。
虽然学校已经全面停课,大家基本上不再关心学业,但是我并没有把光阴虚掷,我做成过一些事情,用句时兴话就是演绎了一段精彩人生。其中最重要的事迹是我向文化大革命贡献了幽默,并把它用来制作漫画。第一张漫画大约是六六年十月初面世的,这以后便一发不可收拾,短短的半个月便把红楼底层全部贴满,那长长的走廊一时成了我们的画廊,红楼是上海戏剧学院一栋教学大楼,因为通体红砖红瓦,而被叫作红楼。红楼有四层高,它雄踞校园腹地,扼守南北的交通要冲,我们于此布下阵地向院党委发起强攻,说明我们还有点军事眼光。但六月份那时我们还没这个实力,总形势不太妙,我们被迫退却,将红楼让给了对方。那些日子我们的生活规律完全被打乱,基本上昼伏夜行。天一黑我们几个就相约悄悄地来到了校园东南一座树林里,林子不大,几株桷树,一丛灌木,月光下树影婆娑,静谧而美丽,我们的反围剿斗争就在这片林子里展开,我那些漫画作品也在这沁人的夜气中开始酝酿。但由于革命正处于低潮,一切艺术活动只是停留在构思状态,尚未将创作提上议事日程。
最初跑进林子来聚义的有十来个学生,这中间除了我,还有一个带资字头,其余均根正苗红无出身之累。我同他们混在一起与强大的院党委对抗,连我的对手都替我感到害怕。那是我系的一个同学,在我去树林的路上把我截住了。我俩平时关系不错,六月以后便势同水火。不过他还是决定给我一个仁至义尽。他站在一盏灯下,同我谈话时始终保持着两米的距离。由于打着顶光,看不清他的表情,但听得出他的语气中带着怜悯。他问我:五七年曾经有一个反右,知道吗?我说知道。他又问:历史如果重演,戏剧学院第一个右派应该是谁,知道吗?我明白他的意思,我没作声。他说:想一想吧。说完便决然而去,有点各为其主的味道。这位同学的策反最终没能成功,主要是他低估了我对党的信赖。党的政策重在表现,我能够读上大学就是一个明证。党的雨露滋润别人,也滋润了我,我没有理由放弃革命背上出身的包袱。原先我并没有打算当造反派,“文革”开展以来院党委带领我们批《早春二月》批《海瑞罢官》批反动学术权威,大家的热情越批越高,到六月上旬学院已是遍地开花“牛鬼”满棚。事实证明院党委对运动的领导是得力的,群众也是拥护的。接着院党委按照上面的部署引火烧身欢迎大家提意见。这几年学院问题不少,作为领导自有不可推卸的责任,于是批评建议陆续上墙,一篇篇言词恳切,场面十分感人。
没过几天情况发生突变,是因为赵全国贴了一张大字报。赵全国是表演系一年级学生,可这人胆子不小,院党委的一些问题看似平常,经他往纲上一提,那红旗就成为黑旗,共产党也变成了保皇党。大字报是六月二十二日凌晨贴出的,到天亮就被闻讯赶来的群众围满,许多人读了大字报都说当年右派分子向党猖狂进攻的情景历历在目,个别教师感情比较脆弱,当场就哭了。人们除了驳斥赵全国的无耻谰言,还要表达对院党委的赤诚之心;除了大字报,还有大标语:墙上贴不下,干脆刷上了水泥路。就在这天中午,我坐在红楼的一间教室里陷入了沉思,我想赵全国这人可能思想偏激,给院党委的结论也下得过于武断,但那也是一家之言,让他说就是,何必兴师动众如此对待。我是一个有责任感的青年,我觉得有必要这时候站出来制止乱局拨正革命的航向。带着这个目的我提笔写了一张大字报《不能刹车》,呼吁全院师生立即停止对赵全国的围剿,大家回归正道继续揭发院党委的问题。我刚写完,教室里又走进五名同学,他们同意我的观点并签上了自己的名字。遗憾的是我的一番好心被群众严重误解了,大字报一经贴出立即遭到愤怒反击,我们被看成了赵全国一党,我的造反派生涯也就从那天正式开始。起初,我们的压力很大,不久最高统帅下达了炮打司令部动员令,形势便朝着有利于我们的方向转变。可是一段时间过去仍有许多同学死保着院党委。这让我痛心疾首,于是就创作了这幅漫画。
这时候我们已走出树林重返红楼,完成了一次战略转移。天气转凉,西风凋碧,在这落叶深秋,迎来了我们艺术创作的春天,根据蛇打七寸的原则,我首战就把党委书记推上了墙。漫画是我的拿手活,我很善于发现别人的缺点,弄成奇丑,再画龙点睛,给它个呼之欲出,我班同学没一个能逃脱我的魔手。关于这点党委书记本人也有一个说法,不过这话她是在四年以后说的,那时候她同造反派女生张炼关在一起,两人朝夕相处日久生情,过去的对手成了知心难友。回首当年点评得失,于是说到了这张画。党委书记首先对我的造型能力基本上给予肯定,而后她说:这事把我们全家都惊动了,我婆婆同我很亲,马上跑过去看,老太太一下子就从画上认出了我,不晓得我出了什么事,吓煞了。党委书记有五十多岁年纪,性格沉稳,不苟言笑,说到这里却动了情,郁郁地半天没再作声。
我的才能远不止此,这画的构思也很巧妙,画面上党委书记头戴一顶厨师帽请学生干部吃粥,她一边把镬子里的粥舀到学生干部碗里,一边问饱不饱。学生干部一个个摸着鼓起来的肚子连声说饱饱饱。镬子里的粥比喻党委指示,饱与保谐音,所以漫画的题目就叫《吃一顿,保一阵》。此画一贴出立即招致轰动,我也因此而名声大噪。我系的那个同学当场就跳着脚骂我狗崽子,更多的人则拿笔直接在画面上“戳一枪”。自然也有相当一部分人看了画拍手称快,那时候大串联已经开始,一个河南来的学生说,他那个学校的领导也常常请学生干部“吃粥”。他把每次“吃粥”的时间地点以及引起的保皇浪潮都详详细细“戳”在了我的画上。随着漫画作品的不断涌现,红楼那长廊天天人似潮涌,热闹如龙华寺的庙会。每当人群散去,总留下一墙的斑驳,疮痍满目,那场面好不叫人得意!但这种得意没维持多久我就栽了,给我带来了悲惨命运的是另一张漫画。
这时工宣队已占领学院,红楼再度易手。几百名产业工人开进校园将造反派学生一个个捉进隔离室,让灿烂的笑容又回到了昔日对手们的脸上,文化革命的箭头这时转了个一百八十度。一天我被关押的教室里走进一名同学,我四年级,他一年级,是我的学弟。也许对我带点崇拜,他常常模仿我的笔迹写毛笔字,也一直在收集我的作品。此人原来也是造反派,据说因为能够及时认清形势弃暗投明,而被工宣队派进了专案组。他坐到我的对面,拿出一幅画让我认。题目为《大人物》,画面是刘少奇的半身像,穿一件中山装,四个口袋装满了探头探脑的坏人。我想起来了,那时候全国批刘正搞得如火如荼,一天报上公开了毛泽东过去的一封信,其中说:“事情是两个小人物做起来的,而大人物往往不注意,并往往加以阻拦——”小人物指的是李希凡和蓝翎,信上说得很明确。大人物却没有点名,但谁都能猜到那个人就是刘少奇,我一阵激动,当即提笔蘸墨作成了此画。这是我一生中最不可饶恕的错误,每当我回想起此事就心情沉痛。有人觉得诧异,就劝我说:那个年代,那种形势,谁不批刘?谁敢不批刘?对于这话我很不以为然。别人做什么我不管,我却不能做这种事情,因为我得到过刘少奇的好处,我能考进大学有他给我的一份帮助。不要以为刘少奇替我写条子什么的,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过去高校招生比较看重家庭出身,所谓剥削阶级的子女须控制在一定的比例之内,正规的说法就是贯彻阶级路线。当政策收紧时这个比例就更小,甚至只给百分之二。而有两种人的子女还不在里面,一为著名右派;一为关管杀中的杀。但这只是内部掌控,对外并不宣布,所以报名处对这两种人的子女也仍一视同仁,交上一笔报名费,让监考老师陪着进入考场兜个圈玩一把,然后拜拜。我考的是舞台美术系,这个系的政审更严,倒不是该专?