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8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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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度 更新:2021-04-26 12:58 字数:4761
幸患忱渡菩娜尥馓祝侄逃中。野阉某梢患蟊呖谋承模瓜饬松罾兜谋撸┝撕眉改辍?赡苁?969年,形势稍许缓和一些,上海的哥哥出差来京特地为女儿带来了当时最时兴的小军装,女儿挺喜欢,我始终没让她穿,转送出去了。铺天盖地的草绿色,我不只是看烦了,还有一种说不出的恐惧:得意洋洋自以为天生高人一头的红卫兵,抄家时用皮带抽人的红卫兵,成天绷着脸训斥人的军宣队,哪个都穿着一身绿。
以往节假日孩子都上奶奶家,奶奶家去不成,我就设法带他们上公园,让他们也跟健全家庭的小朋友一样,有欢乐的童年。
“文革”开始一两年,我还参加节日报道或重大报道的最后复制合成工作,外出采访自然就免了。复制合成时间性强,容不得出一点差错,好在这些活我干了多年,并不怵,麻烦的是晚上播出后还不算完,必须等姚文元审定的新华社稿来了以后,以钦定稿为准修改。这样,“五一”“十一”白天干了一天,晚上休息片刻又要接着工作。改完还不能走,谁知道什么时候又来个改稿呢,得到第二天清晨拿到《人民日报》大样,我才算完成任务。
在机房时,我尽可能镇静、细心,动作敏捷,除了眼前的录音带、文字稿,什么都不想。出了机房,有点空闲,就要想这想那,想起那一双没人接的儿女,该在幼儿园园长老安伯伯家安睡了吧。老安伯伯是位老红军,文化水平不高,心眼儿好。每逢节假日谁家孩子没人接,他理所当然地把孩子安顿在自家。我那一儿一女是老安家节假日的常客。直到现在,我还清晰地回想起他微微弯曲的身躯,带着浓重南方口音的普通话。每次我从他家接回孩子一再表示谢意,他和老伴只是轻轻地说,孩子挺好,快走吧,带孩子好好玩玩。
是的,那天我上幼儿园接孩子已经是5月2日早上快八点了。3日一早,他们又该回幼儿园过集体生活,这仅有的一天,不能委屈孩子。“走,咱们上北海公园去!”两个孩子一边跳着蹦着,一边抢着告诉我头天夜晚怎样在老安伯伯家的房顶上看天安门放花。虽说连续工作了一天一夜,看孩子们这么兴奋,倒也不觉得困乏。“真好看,妈妈,轰一下,半边天全亮了,紫的、黄的、银色的,比在奶奶家都看得清楚。”“你们怎么上的房?可要小心啊!”“老安伯伯家的大哥哥、大姐姐把我们弄上去的。没事的。”
节日夜晚看放花,北京人得天独厚的享受、乐趣,对我仿佛已经陌生了。1956年的国庆,燕祥要写一篇夜晚的特写,我陪他走在西长安街上,望着星空一簇又一簇的焰火,我们随便谈着,他说起火树银花,我忽然联想到在上海看过的美国歌舞片《火树银花》,不过没好意思说出口,当时他正真诚地帮助单纯得近乎幼稚的我,多读苏联的革命题材的文艺作品,我怎能念念不忘少年时看过的美国电影呢!我一直觉得他比我革命得多,甚至认为他过于刻板,不会跳舞、不会打桥牌,不会……我做梦也没想到,才一年时间,这个温文尔雅的共产党员被批成青面獠牙反党反社会主义的敌人。
唉,越想越远,想哪儿了。
忘了哪千年,可能是1967年,六一儿童节正赶上星期日,我们三人起了个早儿,到颐和园门口才七点。清晨的公园空气分外新鲜,我带着他们登万寿山,游昆明湖,照了几张相。兄妹俩有两张单人相片后来放大了:在十七孔桥上,哥哥的那张笑容有点尴尬,是硬逗出来的,妹妹倒是抱紧了斜挎的军用水壶,乐开了花。谁能猜到这是一对享受不到父爱的孩子!
第二天上班,说起头天的活动,同事说我真是好兴致,精气神儿足。我也不知道那几年哪来的劲,过三十的人,又不是多好的身体,不说是身心交瘁也是勉为其难,居然顶下来了。人,大概就靠绷着一股劲儿,松不得,软不得。
闹 钟
1968年初,儿子回家到附近的育民小学上学。
一直到临开学我才把他从幼儿园接回来。他所在班的孩子春节前就走空了,老师知道我家没人照应,就把他安排在小班,帮着小弟弟、小妹妹系鞋带,叠被子,就这样凑合了一个多月。
学校开学了。好在学校离得近,上学放学不用家长接送,放学后也没什么功课,他总是在院子里和小伙伴玩一会儿,等我下班。发愁的是晚上不好办,除了星期四、周末、星期日,机关里每晚有活动:开会或者学习。
我跟闹闹规定好:晚上妈妈不在家,不去院儿里玩,要按时睡觉。我特地买了个白色的小闹钟。每天下班后,我匆匆忙忙胡乱做点晚餐,母子俩吃完,替他洗脸洗脚,然后往放在地上的搪瓷壶灌点儿开水(不敢让孩子动热水瓶,怕不小心烫伤,两个孩子直到十来岁,都不习惯喝热开水),然后把闹钟铃拨到八点,要求他闹铃一响,就脱衣服上床。“要是害怕,可以不关灯。”
几天下来,同一单元的邻居直夸闹闹乖,说闹铃一响,他准忙着睡觉。我也相信他守信用,每晚回家,屋里灯亮着,人却睡得熟透了。
有一次,不知道有什么紧急任务,我没能回家吃饭,也就不可能给他上闹钟。邻居高阿姨两口子是广播学院老师,学校不上课,经常在宿舍,一看六点多了,我还没回家,就让闹闹跟着她家吃了晚饭。
到八点我还没回家,高阿姨提醒说,闹闹,该睡了。
“不,我等妈妈。”
“八点了,到睡觉时间了。”
“不,我妈的闹铃还没响呢?”
“你妈今晚没回来吃饭,没拨闹铃,闹铃不会响,别等了。”
“不,我等。”
就这么大概等到快十点实在睁不开眼了,才在邻居的督促下胡乱洗了洗上床。
第二天早上,我叫醒他,他还问呢,妈妈,你昨天怎么没给我上闹铃?
我心疼地嗔怪他:“傻孩子,以后别老等闹铃响,妈妈工作忙回不来就听阿姨的话。”
到秋天,一号通令下来,让各家老小尽可能疏散,我想我们娘儿仨不能再分开,再说我也没地方安排孩子。共住一套房的邻居把孩子送回江苏老家,走了;对门单元和中间单元的几户,有的请假去外地安排老小,有的也是晚上开会学习。到晚上整个四楼经常只有闹闹一个人。再不用什么闹钟,吃完晚饭,洗完,就让他钻被窝,还一再嘱咐,谁叫门也不开。开始孩子不愿意,说太早睡不着,可想想一个人玩也没意思,也还有几分害怕,最后终于同意。那一冬,熟人看见都说闹闹又白又胖,其实没别的法宝,就是睡得多。
白闹钟是为儿子上学买的,按时擦闹钟也就成了他的专职,很长时间钟的外表显得白净、明亮,可是机芯慢慢衰老了,开始拿到钟表店加点油,又滴答滴答走起来,再后来钟表店师傅说你这钟该淘汰了,加油也白搭。毕竟艰难时期跟我们作过伴,我把闹钟放在五屉柜的玻璃门里,时不时地看它一眼。可家里破旧东西实在太多,终于恋恋不舍地把它扔了。那个五屉柜最终也处理了,我还记得柜门上留着的印痕。那会儿浴室两家合用,零七八碎的都放屋里,他们个子矮,我在五屉柜抽屉圆把手上挂两条小毛巾,天长日久,水渍的痕迹再也抹不掉了。
抹不掉的又何止是水渍!
师 傅
我始终相信好人任何时候不会泯灭良知,即使在疯狂年代。
做梦也没想到,工宣队的范师傅毅然决然做出决定,不让我上郊区短期劳动。
从五十年代以来,我是单位里理所当然最需要改造的,1958年下放劳动、1964年“四清”,还有每年半个月的劳动,我都是不可缺少的劳动力。
1968年秋天,我所在的部门要派一人到郊区劳动半个月,支部书记通知我去。决定自然不是随便做出的,部门十几个人,年轻的单身汉就四五个,有孩子的也都不是单亲家庭,只有我一个人带两个孩子。我清楚:这是有意出难题。以往,我跟这位农民出身的支部书记没有任何龃龉,“文革”开始从他揭露走资派的大字报中,才揣摸出一些思路:领导没让他当“官”,就是打击工农干部,可是我这么多年连个小组长也不是,碍他什么事?也许因为我是所谓业务骨干,客观上得罪了他。对了,运动开始作为部门“文革”领导小组的成员,他整过张赫玲,一位少年参军,后来调干上大学的女党员,只因为她当《阅读与欣赏》节目编辑时十分尽责,落下的罪名是散布封资修大毒草,为复辟资本主义作舆论准备。运动一开始,张赫玲成了挨批的重点,我为张打抱不平,当然又得罪了他。第一重“得罪”实非故意,第二重“得罪”,是咎由自取,我怎么又忘乎所以仗义执言了呢,真是“改也难”。既然如此,我也只能吞下苦果。
我筹划了一下:在机关幼儿园全托的甜甜周末不接,请老安伯伯老两口再辛苦一两次。上学的闹闹怎么办?孩子爸爸,一个被专政对象,正在郊区农村劳动,当然帮不上忙。我对支部书记说:“我可以去,但是孩子只能住到崇文门内奶奶家。”一个不到八岁的孩子每天乘公共汽车上学,穿过大半条长安街,还得过两条马路,我想,他要是还有一点起码的同情心,会犹豫的。他不也有儿女吗,他难道就舍得自己的孩子冒这样的风险?哪知,他还是执意叫我去。我有什么办法,只好给孩子买月票,准备第二天开始“试运转”。
刚来几天的工宣队那位稍胖,的范师傅听说这事,果断制止了。占领上层建筑的工人阶级来临,我作了足够的思想准备,以为他们对我这个敌对阶级的子女、妻子不会有好脸色,没想到范师傅不仅长得慈眉善目,说话也很温和,全然不是想象中横眉冷对的形象。他对我说了一句,让这么小的孩子乘车来回过马路,太不安全,你别去了。
简单一句话,拂去了我心头的愁云。师傅多好啊。
我从学校毕业后,下乡当过农民,但从来没进工厂当过工人,也从没有过师傅,而范师傅,是我唯一的也是毕生难忘的师傅。
我记得进驻电台的工宣队是北京内燃机厂派出的。近年来听说这个大厂很不景气,比我年长十来岁的范师傅该早退休了,不知老范师傅身体可好,还记不记得当年的事。我可是永远记住了他的音容笑貌:穿着一件浅灰的布棉大衣,一口北京话,和颜悦色的,多咱也没听他恶声恶气训人。
姥 姥
也许真是天无绝人之路。班上有位工人师傅挡着不时飘来的凄风冷雨,邻居姥姥的爱心又使我一进单元门就感到人间的温情。
姥姥姓高,随着女儿女婿住。我们共住两居室的单元房。姥姥来时就住厨房,小夫妻带着孩子住朝阳稍大的屋,我住朝北的小屋。做饭的两个蜂窝煤炉子就放在窄窄的过道里。
姥姥是徐州人,勤快,大脚,有把力气。一次我提着二三十斤白薯上四楼,正一步一步往上挪,她见了一把拿去扛上了肩,噔噔一气儿到四楼,弄得我惭愧不已。她认字不多,可明白事理,热诚,擅长做面食:擀饺子皮、馄饨皮,蒸馒头包子都是能手。用鏊子烙又香又脆的薄饼,那明快、麻利的动作看得我眼花缭乱。烙薄饼不用煤炉,走廊里临时用柴禾架起鏊子,右边放着面板,她边擀面,边添柴,掌握火候,烙完一张,用擀面棍轻轻一挑,白白的饼就飞到了另一旁的笸箩里。她看我一个单身女人带着一双儿女,勉强会焖饭炒菜,什么面食都不会做,想换换口味,只能上食堂买,说这太浪费。她教我干这干那。我跟她学会花两毛钱买.肉馅包馄饨,秋天大白菜便宜,稍稍放点肉末或油渣蒸大馅包子。连闹闹都学会了擀饺子皮、馄饨皮。高姥姥戴着花镜,跟我学会用缝纫机。
可能是1969年夏天的一个晚上,天还没全黑,我正在班上开会,忽然天气骤变,一场大冰雹从天而降。办公室有孩子的无不惦念着,尤其是汪玉芝和我。不久前汪爱人所在的地质学院外迁,她跟我一样,一人带着孩子。随着一阵阵雹子噼啪落地,楼里的玻璃窗被土豆大的冰雹砸得哗啦啦散落到院儿里。这么大响动丝毫改变不了会议的进程,真是雷打不动。我们虽然坐立不安揪着心,也不敢请假。好不容易熬到散会,一出门就觉得像深秋季节,凉飕飕,地面上铺满了没化开的大大小小的冰雹。汪和我匆匆返回宿舍,才进大院儿,见到一个可怜巴巴的小孩踩着冰茬站那儿,穿得单薄,脚上是塑料凉鞋;小女孩见到汪玉芝,委屈得都快哭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