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1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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九十八度 更新:2021-04-26 12:58 字数:4843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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转眼间,我的儿子已经到了我们当年痴迷《小兵张嘎》的年龄了。妻子从同事那儿借了一盘DVD,一厢情愿地希望给他带来一个快乐的周末。小家伙毫不领情,当他恹恹地看到小嘎子点燃衣服烧鬼子炮楼的时候,终于伏在沙发上睡着了。我妻子并不甘心于自己的失败,她后来又找来了《地雷战》和《鸡毛信》,强迫他观看,其结果也颇令人伤感。她一边陪儿子看,一边吃力不讨好地还担任讲解:
“你猜猜看,鸡毛信藏在哪儿?我告诉你,就藏在大绵羊的屁股底下——”
或者:
“快看,快看,马上就要出来一个房子一样大的地雷。其实那是鬼子的幻觉,鬼子用刀一劈,地雷‘轰’的一声就炸了——”
我儿子挣扎着抬起头,朝电视机瞥了一眼,随即一头栽倒在沙发上,依旧沉沉睡去。
一个时代结束了,混杂在其中的历史记忆、文化氛围和生活气息亦随之变得僵滞而呆顿。不管什么人的童年都是神圣的,但我们已不能返回。如今,按照我们那一带的乡村习俗,电影往往与死亡的消息结伴而行。只有在村子里死了人的时候,人们才会放一场电影来冲冲晦气,观看的人也寥寥无几。
有时候回到家乡,还能看到牛高。
他已经病得不行了,坐在通往大晒场的巷子口晒太阳。这个平淡无奇的人物,借着电影的光辉,一度耀眼夺目。随着乡村电影的终结,他的生命亦变得黯淡无光。牛高静静地坐在阳光之中,三三两两的孩子从他身边走过,没有人会停下来看他一眼。
鲸须与拳击
李 辉
1 “鲸须汪”
1935年3月18日,汪精卫出现在《时代》封面上。
这一年,汪精卫任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行政院院长兼外交部长。他年届五十二岁,已是暮年。封面选用了汪精卫近期的一幅肖像素描,脸上虽透出干练,神情却略显疲惫。过去曾经以风度翩翩著称的汪精卫,传奇的丰采不复存在。
从1933年到1935年,三年间有三个中国人物在《时代》封面上出现,依次是:1933年蒋介石、1934年溥仪、1935年汪精卫。
截止1935年,蒋介石、汪精卫两人与溥仪并没有直接的个人交往。但汪精卫与溥仪却有一种特殊联系。1910年,参加孙中山同盟会的汪精卫,来到北京,图谋刺杀溥仪的父亲、清王朝摄政王载沣,以表现革命者勇气,唤醒民众。当年,二十七岁的汪精卫,英姿勃发,暗杀虽未成功而身陷大狱,他却因此天下闻名。“慷慨歌燕市,从容作楚囚。引刀成一快,不负少年头。”汪精卫狱中这一曲引吭高歌,浩然正气令多少人为之钦佩,为之仰望。这一年是宣统二年,皇帝溥仪刚刚四岁,不知是否有人在他面前提到过“汪精卫”或“汪兆铭”这个名字。谁能想到,汪精卫后来却与溥仪站到了一起。
在1935年,先后成为《时代》封面人物的蒋介石、溥仪、汪精卫三个人,看似各自孤立地亮相,没有直接关联,难以构成一个整体。但再过五年,随着时间的推移和局势演变,三人的排列就有了新的历史意味。1940年,在日本的扶植下,汪精卫在南京宣布成立另一个“中华民国国民政府”,自己就任政府主席、中央军事委员会委员长和行政院院长,拥有自己的行政系统、军队、外交等,一方面与移都重庆的国民政府及老对手蒋介石分庭抗礼,另一方面与东北的“大满洲帝国”遥相呼应。之后,汪精卫甚至还亲自到长春访问,在日本军队的刀光剑影中与溥仪握手言欢。
历史竟是如此变幻莫测!那个早年一身豪气、慷慨激昂刺杀摄政王载沣的年轻革命家,二十几年之后,又与载沣的儿子站在了一起,都成了日本的傀儡。
不过,1935年时的任何人,包括汪精卫本人,都还不可能预想到五年后的演变。当《时代》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是基于中国现状的考虑。这一年,政治地位仅次于蒋介石的汪精卫,站在历史漩涡之中。自1931年爆发“九一八事变”以来,是汪精卫而非蒋介石在前台出面负责处理中日外交关系——是战?是和?如何战?如何和?在错综复杂的国内矛盾和国际冲突中,无疑这是中国最为棘手的现实问题。
汪精卫与蒋介石算得上政坛上的冤家对头。1927年之前,汪精卫在国民党内的资历与名望,与孙中山的个人关系,都超过蒋介石。1925年孙中山病危时,正是由汪精卫代笔起草著名的《总理遗嘱》,这更增加了汪精卫的政治资本。后来,尽管蒋介石借北伐战争扩大自己的军事实力和政治威望,一跃而为国民党的第一巨头,令汪精卫不得不屈居其后,但从1927年起,汪精卫仍一直是蒋介石在党内的最大竞争对手,曾两次与其他反蒋力量联手迫使蒋宣布下野。几年来,刀光剑影中他们一路走来。忽而联手,忽而分裂;忽而刀刃相见,忽而弹冠同庆。1931年“九一八事变”爆发后,他们才开始有了一段相对稳定的合作期。或许汪精卫心中一直笼罩着屈居第二的阴影,不过,即便有“既生蒋,何生汪”的感叹,在严峻的现实面前,当然也只能暂时搁置于一旁。
关于蒋介石、汪精卫两人之间的历史恩怨与合作,远非三言两语可以讲述清楚。与他们两人都很熟悉、但更偏爱汪精卫的陈公博的一番话,倒是写得有趣,不妨作为一种参考:
汪蒋之无法合作,实在有种种原因,第一,他们两个人的个性本来就不同,一个爱说话,一个爱缄默。一个感应很快,一个城府很深。两个人虽然共负大责,而蒋先生对于一切机密都不愿竭诚讨论。国家大事本来应该和衷共济的;什么才是和衷,基本条件当然是坦白,今既不能坦白,衷又由哪里和起,济又由哪里共起?第二,他们两位先生表面虽然客客气气,而暗中还在争领袖。在汪先生方面,以为他在党国,有历史,有地位,有勋劳,除了孙先生之外,他不作第二人想。不过他老先生是谦抑为怀的,他不愿当正式的领袖,同时他也不愿他人做正式的领袖;至蒋先生则不然了,他出身是军人,对于名位很是看重,他不但要做实际的领袖,还要做名义的领袖,一天没有达到登其大宝的愿望,他到底不甘心。他们的性情和脾气根本相异如此,合作两个字真是无从提起。(《苦笑录》,第210页)
回到1935年。此时,出任国民政府主席的是林森。这位国民党元老,深知自己不过是一个象征性的、没有实权的国家元首,无论蒋介石任行政院院长或汪精卫任行政院院长,他都低调应对,以散淡风格求得彼此相安无事。
《时代》记者显然深谙南京政界的微妙之处,因此,当封面人物汪精卫在他们笔下出场时,是从林森和蒋介石开始,还特别配发了一幅林森的照片:
在南京,中国主席受人尊重,行止别致。林森主席蓄着现已少见的长须,颇具中国老派文人的风度。他冷静,有主见,喜怒不形于色。他代表的是老派中国。1929年周游世界时,他婉转而固执地谢绝海外华人的盛情款待。他说:“1929年日子很艰难,当许多人正在挨饿时,不要把时间和金钱浪费在大摆宴席上。”
南京新修一座富丽堂皇的“白宫”,但林先生却低调地另租地方住。他大概觉得,这座白宫最好归南京政府的真正掌权人蒋介石委员长用。委员长却也作出姿态说自己不是主席。政府每隔数月就宣称一次共产党军队“几乎被消灭”,但在上周,就是他们又给委员长带来很大麻烦,一名澳大利亚籍传教士被杀,结果委员长不得不亲自挂帅前去讨伐。留守南京主政的是中国多才多艺、卓越超群的行政院院长汪精卫先生。如今,他担负起与日本秘密谈判的重任……(《时代》,1935年3月18日)
“多才多艺、卓越超群”,这样的溢美之词,多少反映出当时海内外舆论界对主政的汪精卫才能的厚望。
《时代》叙述汪精卫当年图谋刺杀溥仪父亲、摄政王载沣的故事:
与大部分留学国外的中国人不同,汪院长的文化修养来自法国文学(他不懂英语),通常称自己是“亨利·汪”。1903年他毕业于东京法学院,开始追随孙博士。1909年,他赶到北京,大胆地试图暗杀当时中国的摄政王醇亲王载沣,醇亲王是小皇帝的父亲,而这位小皇帝正是目前满洲国的傀儡皇帝。
皇家卫队逮捕了汪,把他押到载沣面前。载沣问这个刺客:“你为什么要行刺我?”
他机敏地回答:“原因很多。你要是同意,我会写出来的。”
清朝法庭已经衰败,胆大妄为的汪并没有因为犯下谋杀载沣的大罪而处决,反而允许大胆的汪洋洋洒洒地予以陈述,摄政王也颇为欣赏,结果汪只被判终身监禁。不久,1911年辛亥革命爆发,他被释放出狱。(《时代》, 1935年3月18日)
在《时代》的描述中,汪精卫与有古典遗风的林森明显不同,他是一个擅长鼓动的“街头演讲者”:
汪院长外表潇洒、敏感、表情丰富,完全是中国新派的风格,与老派的林主席迥然相异。以西方标准来看,他们两人之中汪院长所受教育要好得多,与林主席相比,他更像一个富有煽动性的年轻街头演讲者。
最近十年,是擅长即兴演讲和富有煽动性的街头演讲者耀眼夺目的十年,因此,汪先生被认为是中国迄今为止最能胜任院长之位的人选。首先,人们不仅认为他遵循着中国已故的、被称为圣人的孙逸仙博士的遗愿,还认为可能就是他起草了这一政治遗嘱,在病榻前念给孙博士听,随后请其签名。
孙圣人的遗愿明显具有亲共倾向,要求中国与苏联、德国合作,希望继续社会主义道路,但他未预见到德国会出现希特勒。上周,德国著名将领汉斯·冯·西克特(Hans von Seeckt)离开中国,在他的指导下,蒋大元帅的军队变得强大而有力。冯·西克特走后,留了一名德国军官作为他的继任者,但日本却拚伞向汪院长兼外交部长施压,要他不用德国人,而任命日本人为中国军队的军事顾问。(《时代》1935年3月18日)
有意思的是,在描述汪精卫的政治经历时,他被比喻为鲸须(whalebone)——容易弯曲,也能予以反击。于是,“鲸须汪”成了他的代称:
上周,急于了解南京政府意图的中国人,了解汪的经历即可得出结论,他至少如同鲸须。总是容易弯曲,但也总会予以反击。外交部次长许谟去年恰到好处地这样归纳汪的执政哲学:偌大的中国可以大胆地与小日本冒险赌一把,因为“最终中国不会输!”……
在孙圣人的信徒中,汪先生最倾向共产党,因此,当由孙创造的南京政府后来放弃共产主义并开始屠杀共产党人时,汪先生反应曾相当激烈。(见《时代》杂志1927年4月25日)
隔上一年两年,蒋委员长就对能言善辩、具有影响力的汪先生感到恼火,于是,他会拿出一笔钱,让汪到欧洲去度豪华的“病假”。现在,这位院长对德国有好感,他的儿子正在海德堡留学。1932年,当委员长恼羞成怒时,“鲸须汪”赶紧躲进上海的法租界。在数周时间里,由汪夫人与中国政府就丈夫的未来讨价还价。人们估计,此时逃亡的汪可能认为,就纯粹的、本土的中国共产主义而言,委员长是个反动的老顽固,就反抗日本帝国主义而言,他又是个胆小鬼。随后,在一个阳光明媚的早晨,“鲸须汪”突然回来,再任旧职——中国政府的行政院院长。(《时代》,1935年3月18日)
“暗杀的原因”——这是1935年3月《时代》讲述汪精卫1910年试图行刺摄政王载沣故事时所用的小标题。然而,刚被他们选为封面人物、被他们描述得尽善尽美的“鲸须汪”,八个月后,1935年11月,就将因为他的对日妥协政策而被人刺杀。
谁能想到,一个被外界寄予厚望的主政者,转眼间就跌落于一片诅咒声中,并将继续朝黑暗的远处走去。行刺者成了被刺者,革命者成了大汉奸。历史名声前后如此悬殊,在二十世纪中国,有哪位能超过他?历史的不可知性与无情变化,以令人震撼的方式在汪精卫身上呈现着。
2 南京的刺杀
当《时代》选择汪精卫作为封面人物时,注意到了他的对日态度的前后变化:
正是同一个汪先生在1932年时说:“哪怕日本能派来百万大军,他们也会发现不可能征服中国!……中日之间没有、也不可能有直接谈判!”而现在却是他本人来与日本使节直接谈判,他在1935年说的话则是:“我们将尽力与日本一起缓和远东的经济紧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