题是他的职责，但所有这些事都是义务性的，除了一顿丰盛的晚餐之外，他得不到任何报酬。
  因为要和牛高斗酒，大胡子就将放电影的事交给那两个副手去处理。在放电影时，放映机遇到故障是常有的事。最常见的故障是卡片（胶片在通过镜头时被卡住）和烧片（胶片由于温度太高被烧了一个焦洞）。遇到烧片，放映员需要用一把小剪刀将烧坏的胶片剪掉，然后再用橡皮膏重新粘上。两名副手手忙脚乱汗如雨下，怎么也无法排除故障的时候，他们就会派人去叫大胡子。等到大胡子满脸酒气地赶来，所有的人都把目光投向他。别看他满脸络腮胡子，长得高大粗笨，那双手却特别的白皙细长。只见他用一把小刷子这里刷刷，那里掸掸，变魔术似地随便摆弄了几下，放映机便很快恢复了正常。拥挤的人群自动让开一条缝，放大胡子回去继续喝酒。
  我小时候，最大的愿望就是长大后做一名电影放映员。中学时有一年，我们公社要送两名文艺生去县城工作，一名是去县锡剧团拉二胡，还有一名就是去学习放电影。我也是参加面试者之一。最后获准进入县放映队的是一个瘦高个儿，我不知道他叫什么名字，哪所中学的，只记得面试那天他穿着一条西装短裤，大腿上还写着一行钢笔字：这边风景独好。
  断　路
  拦路抢劫的同义语。在我们当地，所有父母为阻止孩子夜间外出，总会吓唬我们说：要是碰上断路的，你就惨了。据我的祖父说，在解放前，强人剪径的事常有发生，设伏的地点通常是荒无人烟的山沟峻谷，或如《水浒传》里所描述的某个静僻的“猛恶林子”里。在农村，一个人走夜路是免不了的。不过在我的记忆中，这些凶恶剪径大盗仅仅生活在传说中，从未真正露面。那个时代的社会治安好得出奇，路不拾遗或许并不尽然，夜不闭户倒是千真万确。那个年代的“断路”行径大多发生在光天化日之下，是一种有组织的集体行为，带有相当程度的喜剧色彩。拦截的主要对象是新婚的迎亲队伍或乡村巡回放映队。“拦亲”的礼俗在我们乡村十分普遍，几乎是冗长结婚仪式中必不可少的组成部分。具体的细节和过程十分复杂，这里姑且不谈。拦截放映队则是另一回事。
  县放映队从一个地点前往另一个地点的漫漫旅途中，中间要经过许许多多的自然村落。从理论上来说，任何一个村庄都可以实施拦截行为。而从实际发生的行为本身来考察，其实，很多的“断路”事件都是即兴的。他们只消派两个精壮的小伙子在放映队必经之地等候，就能轻易地将他们一举俘获。放映队员们早已见惯了这样的阵势，他们很乐意“变节”。只要有人拦截，他们不作任何反抗，就乖乖地跟人家走了。反正都是社会主义大家庭，在哪个村庄放都一样，好酒好肉一样不会少，只是害苦了我们这帮望眼欲穿的电影迷们。我们在晒场边一直等到日落西山，还是不见放映队出现，牛高也急得团团转。问题是，在很多情况下，我们并不知道他们在哪个村庄遭到拦截。一般情况下，遇到这样的事，大队领导们也会听之任之，很少出面干涉。
  我们村地处几个县和公社的交界处，村庄与村庄之间互不隶属，也没有任何电影放映方面的规章可依，行政命令或谈判交涉根本不起作用。再说，我们村亦经常拦截邻县（公社）的放映队，其剽悍和蛮横程度让邻村人望而生畏。有时，邻县的放映队为了顺利地通过我们村，不得不乔装打扮，或绕道而行，必要时还会派出手扶拖拉机和基干民兵押送。
  有一年秋天，为了庆祝罕见的大丰收，大队革委会经过开会研究，联络上了在镇江市电影发行部门的一位“内线”，从市电影局专门包租了一台放映机，来我们村放映新片《火红的年代》。这部电影我们此前连名字都不曾听说过，可见其神秘程度非同一般。到了中午的时候，不幸的消息终于传来，我们的放映队被马祠人拦截了。由于事先付出了高昂的费用，按照和电影局的约定，这部电影的拷贝只能在我们村庄停留一天。革委会的头头们不敢含糊，立即派出了以牛高同志为首席代表的谈判小组赶往马祠。最后的谈判结果，放映队同一个晚上在两村各放映一场，包租费两村均摊。从表面上看，我们村不吃亏，但因为是后放，等到放映队在马祠放完推着独轮车来到我们村的时候，已经是后半夜了。大家都认为牛高无能，订立了一个屈辱的协议。为了安抚大家的情绪，革委会主任当即决定，第二天上午放假半天，让社员同志们在家补觉。我记得电影散场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的黎明，几乎每个人的头顶上都结了一层白花花的薄霜。
  夜袭队
  放映队遭到邻村拦截，对于有一类人来说，不仅不会感到失望，相反还会喜上眉梢。我猜测，他们内心暗暗希望这样的事发生。这类人就是夜袭队的队员们。因为他们拥有人人都羡慕的自行车。如果电影被拦截，他们可以骑自行车去邻村看第一遍，第二天回到本村再看第二遍。这些二十来岁的青年人大都家境富裕，备受父母宠爱。由于时常骑自行车在夜色中出没，他们自称“武工队”。可村里的人只叫他们夜袭队。他们将大号手电筒绑在自行车的龙头上作探照灯，看上去还挺像那么回事。大人们说，他们都是一些精力严重过剩而又内心空虚的人。每当夜深人静，咣哨咣哨的自行车引发了狗叫，将我们从梦中惊醒，一束束光柱依次扫过我们家的窗户，父亲就会说：夜袭队进村了。由于这伙人中不乏女青年，村里不免会有些风言风语，说他们以看电影作掩护，实际上是在搞对象。但流言只不过是某种习惯性的联想而已，并不说明什么问题。如果说夜袭队的成员们在为人方面有什么瑕疵，那倒不是因为他们不纯洁，而是过于纯洁了。
  武松，快跑
  有时候，两个村子或两个村子以上的放映队同时共用一个电影拷贝，那就需要跑片——在电影放映的过程中及时地把胶片从一个地方送往另一个地方。负责跑片的人必须擅长奔跑并且有足够的耐力。我们村的跑片任务通常由一个被人叫做武松的人来担任。
  他原来姓什么，叫什么，我们都已记不清了，只知道大伙儿都叫他武松。此人个子不高，身材敦实，平时专门在砖窑上给人拉板车。这个人除了跑片之外，还承担了大队不少的信使工作。比如需要派人往公社送一封急信，或者村里发生火灾，必须敲锣往邻村报信，武松都是当仁不让的首选。村里的那些妇女常开玩笑地说：武松的卵子（睾丸）是铜做的。因此，村里也有人叫他铜卵子的，他听多了，竟然也会答应。因为跑片，平常根本不爱看电影的武松也和电影沾了光，和牛高一样，他也是我们孩子心目中绝对的英雄好汉。
  跑片的方式通常有两种。第一种方式，就是等邻村的电影全部放映完之后，跑片人把所有的胶片一股脑儿地送过来完事。这样一来，我们在等待的两到三个小时中，一般是大队在电影现场召开社员大会。社员大会的内容照例是春耕秋收，照例是中央某号文件的照本宣科，大人们都在安静地听着，小孩子则满场疯跑。
  忽然间人群中出现骚动。随着嘈杂声渐大，大家都把目光同时投向村子西边高高的坡道。我们忽然看见，一团火光跳跃着，从高高的坡道上跌跌滚滚直奔下来。眼尖的孩子很早就欢快地叫了起来：快看，武松，武松，武松来了……
  既然武松来了，大队革委会主任也就识趣地长话短说，短话不说，最后进出一句话来：大会到此结束，下面请同志们看电影。于是，大家热烈鼓掌。这个时候，我们看见有铜卵子之称的武松，打着赤膊的武松，脖子上缠着一条毛巾的武松，呼哧呼哧冒着热气的武松早已跑到了近前。人群自动让开一条道，让高高举着胶片的武松过去。
  在等待的过程中，有时也会放映一些非正式的电影（我们一般称为“加演”）：新闻简报或者科教片。新闻简报的内容大多是有关中央领导人出访，或者重要外国元首访华，要不然就是东风轮下水等一类新闻事件。而科教片则和农民生活息息相关，有水稻纹枯病的防治，棉铃虫的危害，沼气池的制作工序及应用等等。我记得我们看得最多的科教片就是《保护青蛙》。这类“加演”犹如饭前的小点心，我们因为知道正式的大餐在后头，所以这些小点心尽管不怎么可口，总也吃得津津有味。再难看的新闻简报也是电影啊。
  第二种跑片的方式更为多见。因为三至四个、最多的时候有五个村庄同时享用一个拷贝，第一种方式显然不行，那就必须每放映一盘胶片，几个村庄依次传送。一个九十分钟的故事片至少要有四盘拷贝组成，每一盘拷贝的放映时间是二十多分钟。在短短的二十多分钟里，靠一个人折返跑上四五公里甚至更远的距离显然是不现实的。因此，在这样的情况下，大队部会给武松安排一个副手。这个副手，我只记得他的长相，是一个胖胖的年轻人，大家都叫他小武松。从这个名称即可看出，艰巨的跑片任务是由两个人共同完成的，但人们只把荣誉记在武松一个人的账上。
  有时候，一盘胶片放完了，第二盘还没有到来。小嘎子和胖墩的决斗胜负如何（其实，我们对答案早已烂熟于心，可还是假装不明白）？刘阿太断腿里是否藏有向蒋介石发报的神秘发报机（《海霞》）？龙梅和玉蓉在漫天飞舞的大雪中是否会冻死（《草原英雄小姐妹》）？所有的观众都在跺脚、咂嘴、摇头、叹息。他们一边叹息，一边唠叨：真是把人急死了。这时候，人群中就会有人嚷嚷武松的名字。
  老人们会说：武松啊，饭没吃饱还是怎么着？怎么搞的？
  男人们会说：这小子他娘的遇见鬼了吧，怎么这么磨磨蹭蹭的！
  女人们说：没准还真是遇见鬼了，是女鬼吧？
  于是大家哄笑，笑完之后，大家又着急得大骂：日你娘的武松，死人的武松，短命的武松，没用的武松，泥卵子武松……
  孩子们虽然心里更着急，但他们根本舍不得怀疑、侮辱他们心目中的英雄，他的奔跑能力举世无双。他们只在心里暗暗给武松鼓劲儿：
  武松，快跑！
  没命地跑！
  骂着骂着，武松就来了。照例是手电筒的光亮飘飘忽忽，照例是脚不沾地的飞跑，照例是汗流浃背的喘息。武松一出现，人们早就把愤懑、不满丢到了九霄云外，于是，武松又成了大家心目中的大英雄；于是，大家又热烈鼓掌。
  前年冬天，我回丹徒老家探亲，说起武松这个人，我母亲说：“他呀，两年前就死掉了。”我当时心里一愣。算起来武松也就五六十岁的年纪，身体那么结实，怎么忽然就死了呢？不知为什么，一想起他那敦实而又快疾如风的身影，就会泪不能禁。我问母亲，武松是怎么死的。母亲似乎对我的提问颇感奇怪，她说，“嗨，就这么死了呗。”
  我的弟弟告诉我，改革开放以后，武松仗着一身蛮力，靠给人出死力干重活艰难度日。后来，他年纪大了，人家瞧不上他了，没人找他干活了。家里穷得叮哨响。世道变了，力气又能值几个钱呢？为了显示自己还不老，腿脚还利索，他每天早上一口气跑到邻村北角，又从北角跑回到村里，天天如此。他是在为自己做广告。他要告诉那些“狗日的”有钱的雇主们，我武松还没老！老子还能跑！终于有一天，武松跑不动了。别说跑，就是原地挪动一下腿也比登天还难。他生了一种奇怪的病。他全身的骨头都发了黑。
  重　复
  我的一个学生曾经问我，在你们那个年代，一部电影翻来覆去地看上十几遍，难道不腻味吗？言谈之间，似乎对我们那个年代的精神生活充满同情。我反过来问他：那么，你们在网络上将周星驰的《大话西游》看上二十遍，难道不腻味吗？他不语。
  在今天的年轻人的心目中，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很显然与一些特殊的词语联系在一起，比如政治一元化、匮乏、集体主义、公式化的文学艺术，诸如此类。这种描述本身似乎并没有错。问题在于，在所谓的“市场化”大行其道的今天，在所谓的“历史翻开新的一页”的文化错觉和洋洋自得中，这两个时代的精神生活果真像一些人理解的那样判若云泥吗？
  在今天，政治一元化伦理已经让位于无孔不入的市场经济逻辑，这种逻辑表面温文尔雅，披着自由主义的外衣，而其“强制”性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