是把他推向死亡的直接原因，却一定在压垮他的过程中增添过重量。
  这种不可承受之重，其实也压垮了另一位甲骨文大师罗振玉。罗振玉并没有自杀，却在历史和时局的冲突中选择了前者。但是，历史一旦与时局冲突往往会发生恶性变异，他以清朝遗民的心理谋求复辟，后来还在以末代皇帝为傀儡的伪满洲国任职，变成了另一种精神自戕。
  甲骨文中有一种“贞人”，是商代主持占卜的史官。我觉得王懿荣、刘鹗、罗振玉、王国维等学者都可以看成是现代“贞人”。他们寻找，他们记录，他们破读，其实也在占卜。只不过，他们也许因为泄露了天机，自身遭遇往往不佳。
  在王国维自杀的第二年，情况发生了变化，也许是王国维的在天之灵在偿还夙愿？一九二八年，刚刚成立的中央研究院派王国维的学生董作宾前往殷墟调查，发现那里的文物并没有挖完，那里的古迹急需要保护，便决定以国家学术机构的力量发掘殷墟遗址。院长蔡元培还致函驻守河南的将军冯玉祥，派军人驻守小屯保护发掘工作。从此开始，连续进行了十五次大规模的科学发掘。董作宾，以及后来加入的具有国际学术水准的李济、梁思永等专家合力组织，使所有的发掘都保持着明确的坑位记录，并对甲骨周边的遗迹、文化层和多种器物进行系统勘察，极大地提高了殷墟发掘的学术等级。直到一九三六年六月十二日在第十三次发掘时发现YH127甲骨窖穴，终于获得了奇迹般的最大收获，因为这里是古代留下的一个皇家档案库。后来，随着司母戊大鼎的发现和妇好墓的发掘，商代显得越来越完整，越来越具体，越来越美丽，也越来越伟大了。
  甲骨文研究在不断往前走。例如，董作宾对甲骨文断代法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后移居台湾；比他大三岁的郭沫若在流亡日本期间也用心地研究了甲骨文和商代史，后来在大陆又与胡厚宣等主编了收有四万片甲骨的《甲骨文合集》，洋洋大观。
  由此看来，一九二八年似乎是个界限，甲骨文研究者不再屡遭噩运了。但是，仍然有一项发掘记录让我读了非常吃惊，那就是在YH127这个最大的甲骨窖穴发现后装箱运至安阳火车站的时候，突然产生了奇特的气象变化。殷墟边上的洹河居然向天喷出云气，云气变成白云，又立即变成乌云，并且很快从殷墟上空移至火车站上空，顿时电闪雷鸣，大雨滂沱，倾泄在装甲骨的大木箱上。
  再明白不过，上天在为它送行，送得气势浩荡，又悲情漫漫。
  六
  此刻我站在洹河边上，看着它，深邃无波，心想不知要等我们发现和创造了什么样的东两，它才会再一次喷出云气。我在安阳的朋友赵微、刘晓廷先生在一旁说：“与甲骨文有关的事，总是神奇的。”
  传说黄帝时史官仓颉造字，造出来后“天为雨粟，鬼为夜哭，龙为潜藏”。可见，在中国人心中，文字的力量惊天动地。更何况，甲骨文与一般的文字不同，吞吐过无数凶吉祸福，又沉默在地下三千多年，蕴含着多少力量！
  靠着甲骨文和殷墟，我们总算比较清楚地了解了商殷时代。可能比孔子还清楚，因为正如梁启超先生所说，孔子没有见过甲骨文。孔子曾想搞清商殷的制度，却因文献资料欠缺而无奈叹息。但他对商代显然是深深关注的，编入《诗经》的那几首《商颂》今天读来还会让一切中国人心驰神往。据说孔子有可能亲自删改过《诗经》，如果没有，那也该耳熟能详，因为这是那个时代大地的声音。
  我很难用现代语言来翻译《商颂》中那些简古而宏伟的句子，只能时不时读出其中一些断句来：
  天命玄鸟，
  降而生商，
  宅殷土芒芒。
  故帝命武汤，
  正域彼四方。
  商邑翼翼，
  四方之极。
  赫赫厥声，
  濯濯厥灵。
  寿考且宁。
  以保我后生。
  总之，商殷，受天命，拓疆土，作表率，立准则，政教赫赫，威灵盛大，只求长寿和安宁，佑护我万代子孙……
  这些句子永远地温暖着中国历史，提醒一代代子孙不要气馁，而应该回顾这个民族曾经创造过的辉煌。甲骨文和殷墟的发现，使这些华美的句子落到了实处，让现代所有已经拒绝接受远古安慰的中国人也不能不重新瞪大了眼睛。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华夏先祖是通过一次次问卜来问鼎辉煌的。因此，辉煌原是天意，然后才是人力。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华夏民族不仅早早地拥有了都市、文字、青铜器这三项标志文明成熟的基本要素，而且在人类所有古代文明中建立了当时最精密的天文观察系统，创造了当时最优越的阴阳合历，拥有了当时最先进的矿产冶炼技术，掌握了当时最有效的农作物栽培方法，设置了当时最完整的教学机构。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商代的医学已经相当发达，举凡外科、内科、妇产科、小儿科、五官科等医学门类都已经影影绰绰地具备，也有了针灸和龋齿的记载。
  甲骨文和殷墟告诉人们，商代先人的审美水平已经达到登峰造极的高度。司母戊大方鼎的气韵和纹饰、妇好墓玉器的繁多和精美，直到今天还让海内外当代艺术家叹为观止，视为人类不可重复的惊天奇迹。华夏美学的经典造型，已在那个时候初步完成。
  当然，甲骨文和殷墟还告诉人们，商文化和新石器文化有着什么样的渊源关系，以及当时中原地区有着什么样的自然环境、温度气象和野生动物。
  这么一个朝代突然如此清晰地出现在兵荒马乱、国将不国的二十世纪前期，精神意义不言而喻。中国人听惯了虚浮的历史大话，这次。一切都是实证细节，无可怀疑。许多无可怀疑的细节，询问着这个民族还有多少个无可怀疑。三千多年前的尤可怀疑，探询着今天和明天还需要什么样的无可怀疑。
  那么，就让我们重新寻找废墟吧。在中国大地上，一切都像殷墟，处处都是卜辞。每一步，开始总是苦的，就像王懿荣、刘鹗、王国维他们遭受的那样，但总有～一天，会在某次电闪雷鸣、风雨交加中，接受历史赐给我们的厚礼。
  这让我联想到了欧洲。大量古希腊雕塑的发现，开启的不是古代，而是现代。几千年前维纳斯的健康和美丽，拉奥孔的叹息和挣扎，推动的居然是现代精神启蒙。
  在研究甲骨文和殷墟的早期大师中，王国维对德国的精神文化比较熟悉，知道十八世纪启蒙运动中温克尔曼、莱辛等人如何在考证古希腊艺术的过程中完成了现代阐释，建立了跨时空的美学尊严，并由此直接呼唤出了康德、歌德、席勒、黑格尔、贝多芬。在他们之前，德国如此混乱落后，在他们之后，德国文化光耀百世。此间的一个关键转折，就是发掘沉睡的古代文化，并为它们提供现代阐释。
  王国维他们正是在做这样的事。他们所依凭的古代文化，一点儿也不比古希腊差，他们自己所具备的学术功力，一点也不比温克尔曼、莱辛低。只可惜，他们无法把事情做完。
  于是，就有了我们这一代的使命。
  那就出发吧。什么都可以舍弃，投身走一段长长的路程。
  问卜中华，这次的“贞人”是我们。
  王小帅：独特的叙述者和记录者
  王小帅　荆　歌
  （本文字数：2780）　　　　　　　《收获》　2007年第1期
  字号：　【大　中　小】
  荆歌：你从北京电影学院导演系毕业后，是两年后才分配到福建电影制片厂的吧？在福建厂拍片了吗？后来怎么又回北京了？
  王小帅：毕业那年正是1989年秋，本以为很多要人的单位突然都不要了。只有福建厂和八一、长春还要。我那时小，学分又是最高，学校说优先让我挑，就很飘飘然。当时福建厂厂长是我美院附中一个同学的爸爸陈剑雨，他本人又是《红高粱》的编剧，还亲自到学校来和我见面。我觉得那里很真实，去了就有电影拍，就决定去。什么户口，档案都过去了。就这么突然离开了自己生活学习了八年的北京。两年后才去福建厂是因为这中间陈厂长又调离了，新厂长还没定，我就后悔了。但已经晚了，嫁出去的姑娘，泼出去的水啊。就在北京赖了两年。学校也回不去了，就绕着学校，租房或借朋友的地方睡觉。总想多闻闻学校的味道。像一个失恋的小孩。后来还是去了。我不想再说在福建厂的那段了，以前说了很多，呆了两年。但我已经不埋怨了。埋怨多了伤人伤己。相反我却感谢那段生活。那段日子虽然有绝望，但现在想起来里面的财富也是很多的。它让我的人生又多了一个停靠的站，那么多的朋友，同事，都对我很好。有一次大家喝多了，我一头昏倒在厕所里，他们把我抬进屋，围着我坐着。看我写的无数的剧本，就感叹。你看，这些好心人我都一一记得，应燕夫妇，王利军夫妇，邓杰，郑文昌，于晓军，等等。他们都是我的财富。还喜欢上了铁观音。文昌一泡茶，满楼道都香。后来是因为厂里明确不让我们毕业生在五年内有拍戏的可能，我就在那次会议的中途溜出来，背了我简单的包，锁了宿舍的门，就离开了那个本来的希望之土，又回来闻北京的味道了。
  荆歌：回来之后是不是什么都没有了？是辞职，还是把关系调到北京的什么单位了？
  王小帅：回北京是没有办任何手续，当时已经风行停薪留职什么的。但我不会。连请病假都不会，直接走了。组织纪律太差哈哈。户口，档案都在厂里。回北京就真的什么都没了，成后来说的北漂了。很恐惧，像一场梦，怎么在北京生活学习十年，一醒来，自己又成外人了。太年轻吧，除了那一点点残留在脑子里的理想，社会的一套一概不懂。就背着个行李到处借宿，邬迪家，庞明家，杨树，杨涛他们在北影的小屋，北影招待所等等，一天一个床的睡。好在那个味道还在，依然浓厚。拍完《冬春的日子》以后，就被厂里除名了。现在不如以前喜欢北京了，不知道是它变了，还是我变了。
  荆歌：我想一定是它和你都变了。你刚才说的“北京的味道”是什么味道？是指电影学院那种单纯的艺术氛围吗？
  王小帅：你说得不差。当年的北京真的是有一种很猛的味道。虽然也在受着西方的影响，但主要是在文化和艺术上。受影响的同时，原创的力量也在迅速蔓延，崔健的摇滚，北岛们的诗，刘小东，方力钧们的绘画，栗宪庭们的艺术批判，大批的艺术青年不管是通过学校还是盲流聚集到北京。不同于其他地方，在北京，人们有一种自发的文化骄傲感，本土化、原创化是这里的艺术家在受西方影响的同时最热衷追求的东西。不同于江南或上海的细腻，粗糙是北京的质感。而这种粗糙感又正好契合了大批艺术青年创业时内心的需求。由里而外又由外而里的粗糙，打碎了人们外部世界的矫饰感，人们得以在这个环境中把生命里压抑的东西呐喊出来而不用顾及自己的外在形象和别人的白眼。我记得当时去上海就完全不一样。你的鞋不干净或衣服邋遢，你在那个环境里就特别不舒服。在那时你就会自动地想不行，我要赶快有钱，置上一身好行头，我要高雅起来。
  荆歌：哈哈，你这是在表扬上海吗？
  王小帅：一个地方一个特色。现在的上海不管怎么说还是很牛的。它的细腻在它的城市建设和人的生活中显出了优势。这点北京就差老了去了。再说电影学院，确实在我们上学那会儿，学院教学确实是相当纯粹的在引导艺术的这条道。记得周传基先生第一堂课就把好莱坞三个字在黑板上打了叉叉，立即引来满堂的喝彩。那时的电影艺术杂志都在开研讨会批评哪部影片太商业了。现在想想我们国人历来都是那么凡事一边倒。我的不少同学当时就抵制这个，他们就爱看商业片。他们做的作业有的甚至具备后来周星驰似的无厘头，但无奈没有被更好地重视。与现在的情况正好相反。如今又是一边倒，所有当时那些教授有的退休，有的也就不吭气了或转了方向了。不过这就是我始终还喜欢中国的原因，它这么变来变去，说明它还年轻，还有着很强的生命力。其他的就要靠自己，如何在这变幻的大潮中驾驶自己的小舢板去往一个既定的方向。
  荆歌：《十七岁的单车》让我第一次知道王小帅这样一个名字。它是一部有青春热血的电影，同时我认为它事实上是具备了一些商业片的元素的，虽然你不是有意而为之。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