领主与长官，住进并保卫各要塞以及其他必要的处所。”此一镇痛剂式的劝告，乃弗雷德里克·威廉采取的自我授权行动，以便强制他的臣民慷慨解囊，包括“为了国家当前与未来的安全、和平与安宁，所要求他们献出的一切。”HansDelbruck；　Geschichte　der　Kriegskunst；Vol。IV；P280。
  这一含糊不清的法律条令，同他新建立的官僚机构以及一支小规模军队结合起来，给了他所需的全部机制去建立一支更大的军队。当1665年中央属地勃兰登堡与西方属地克利夫认为与己无关因此拒绝参加波罗的海战争时，威廉就利用这支军队凭武力在这两处征税，并从此把这一作法沿袭下来。八年后，当联合行省同法国之间逐渐敌对时，普鲁士议会也想拒绝加入选帝侯保卫莱茵兰领土的战争，最后结果也只得被迫就范。他们被迫就范是比较容易的，因为贵族（居民的天然领袖）是受豁免的，因此只好由农民与资产阶级来分担贡献。由于这些方法，弗雷德里克·威廉的军队1678年达到四万五千人，在他及其继承人的统治期间，始终维持这个水平，不算特大的编制，但已足够达到他的目的——把勃兰登堡一普鲁士建成一个国际性强国，唯一的、最终的批准权即在于军事力量。
  同时，这支武力也足够抓牢一个只有两百万人口、自然资源贫乏的社会。皇家官僚机构负责征集贡物以支持这支军队，他们还发现可以介入更多的事务。在市镇，钱是从商品来的，于是他们便控制住所有的工业与商业活动。在乡村，他们同样控制住收获、租佃与征税。就像法国的“总管”，这些普鲁士官吏建立起一张官僚网，使君主政权增加了几份控制经济活动及自然资源的权力，从而逐渐削减地方的权力与独立性，形成以柏林为中心的有效的中央政府。事实上，一个国家——普鲁士国应运而生了，普鲁士军队的国王心满意足了。
  幸亏这些坚实的基础，大选帝侯的孙子——国王弗雷德里克·威廉一世（1713——1740）才有可能建立起多达八万人的军队，占欧洲第四位。建军过程极其小心地不让本国的脆弱经济受到影响。城镇自由民、勤勤恳恳的纳税人，都未牵连在内。步兵尽可能从外国人和农民中召募；播种与收获期间，农民可以回农村；付给他们的工资很少，作为补充，鼓励他们在营房里做生意。因为这种军队太宝贵了，所以极少把他们投入恶战。军官几乎毫无例外地选自贵族阶级，他们实际上是被征召来为皇家服务的——贵族家庭必须至少送一个儿子去预备军官团，由此组成军官队伍的主流。作为回报，皇家重申贵族的特权。所以说，普鲁士贵族是必定要为皇室服务的，经过两三代．那些同坚持要独立的邻居—波兰人打过仗的贵族，便成为霍亨佐伦王室的驯从的支柱，长期沿袭下来，其中著名的家族有：冯·阿尔文斯勒本（vonAlvenslebens），冯·特赖考（von　Tresckows），冯·法尔肯斯泰因（von　Falkenstein），冯·曼陀菲尔（von　Manteuffels），冯·克莱斯特（von　Kleists），直到二百年后这个王朝倒坍。
  普鲁士军官团也许是欧洲最封闭的社会群体，这是霍亨佐伦王室有意养成的。部分原因是他们所处的环境自成一个圈圈；部分原因是因为他们特别信仰荣誉与忠诚这些贵族习俗，战场上表现十分英勇，平时对皇家的命令十分顺从。法国的贵族很容易获得官职。波旁王室同其他欧洲王室一样，用提供在朝廷、在军队、在教会任职的办法来阉割贵族的政治独立性。贵族们也认为拥有贵族门第不如当上一个旅的将领，钱囊可以饱饱地。有钱的城镇自由民可以买到一项职务，增加自己的机动性，并过上一种贫穷的外省贵族（相当于普鲁士的“容克”——即贵族地主）也过不上的优裕生活。18世纪的法国军队上层充满了富有的平民子弟与上流社会的皇亲国戚，这些渴望高升的年轻贵族子弟因父母既少财富又无名气，因此提拔无望。结果，许多人逐渐同朝廷疏远，热切盼望斯巴达的故事重演，当时贵族的实力已经达到莱茵河彼岸，他们甚至盼望更加激动人心的战争模式，这种战争在1776年后，在大西洋彼岸发生了。
  尽管如此，法国富裕的军官团，或普鲁士贫穷、自大、忠于王室的容克地主，或任何欧洲较小国家中的中间阶级，他们的共同特点仍超过他们的不同之处。旧日雇佣军中天然存在着同志般的友谊，一个经历丰富的年长者走在前面，几名年轻的贵族子弟跟在后面，扛着长枪或滑膛枪，还带着几个普通士兵……这样的景象已被一种等级森严的结构所代替。这种结构把“任命的官吏”与“其他等级”严格分开。
  “任命的官吏”直接向国王负责，这些人不管是否出身贵族，都过着贵族生活。“其他等级”系由杂乱的人们凑到一起，他们或是被强制来服役，或从欧洲各地雇来，靠补助金为生；这些人受非任命的官吏组成的监督阶层进行管理与训练，依靠鞭子的丰富语言把他们训练到像个机器般的人那样，上战场时能连成笔直的一长列向前移动，甚至更重要的，能使他们在敌人已向他们射击时仍能数小时地站在阵地上纹丝不动。
  战斗是如此残酷，职业士兵难以补充，这是18世纪的将军们像两个世纪以前他们的雇佣军先驱者同样感到头痛的问题。萨克斯（Saxe）将军在其著作《战争幻想》　（1732年）中，作过很好的叙述：“我不喜欢对阵战，特别是在战争的开头，我相信，一个有才能的将领在他的一生中，完全可以不参加被迫加入的战争。”腓特烈大帝在他1747年《对将军们的训令》中也有同样的感触：“战争最大的秘密，一位有才能的将军的最出色的杰作，在于使他的敌人饿死。饥饿比英勇作战更能耗尽人的活力，不必冒战斗的风险就能获取成功。但是，鉴于战争极少是由于补给兵站被占领就结束的，决定胜负只能靠大战役，因此，有必要运用所有这些手段去达到目的。”他还写道：“战争的决胜只能靠战斗，否则无法结束战争。为此，军队必须战斗，但应掌握适度，充分占有优势……只要切断敌人的供应，并选准了有利地形，就会获得机会。”两篇文章均翻译并登载于　T。　R。　Philips所编　The　Roots　of　Stategy：　A　Collection　of　MilitaryClassics；　London；　1943。　P。161；173；213。从上述引文可以看出18世纪军事战略的本质、问题与目的。将军们首先要解决好：问题是如何在敌方国土上移动一支七万人的军队，并须不断供应食物、饲料与弹药，——许多将军解决不好这个问题。前线森林中已渐寒冷，而供应跟不上的话，任何战斗都无法开始。鉴于马匹与骡子的饲料供应是个大问题，在春末之前是无法开动军队的。前进的速度受限制，不仅因为负载过重的军队在崎呕不平的路上开拔困难，还因为沿线须设立若干弹药库，弹药从后方基地达到沿线的弹药库，再从沿线弹药库运到前线，颇费时间。只是从这个时候起，军事词汇中才出现了：基地，侧翼，交通联络线，内线，外线等等。
  队伍需要走几天才能抵达敌人要塞，这时，司令官须作出决定，是绕开它，还是围攻它？一场围攻战也许要占去整个夏季；但是，把敌人要塞留在后面，对交通联络无疑是一个经常的威胁，那是不容考虑的，除非司令官能分出兵力去扼制敌人。分出一些兵力，便使主力削弱，可能受制于敌人。只有胆大的司令官，经过仔细计算所涉及的风险，部队曾受过急行军的训练，才有希望在几个月内趁秋天把道路搞得泥泞不堪之前，完成他的使命。如果能成功地攻下一两个敌塞，为来年的战斗赢得一个有利形势，就算是相当幸运的了。这类小胜积累起来，把敌人的财力耗尽，迫使他们考虑与其把宝押在一场战役上，还不如求和较为有利，否则数年来的经营有可能毁于一旦，尤其是考虑到发动战争的政治目的，如此血腥的作法是完全不值得的。
  这样，18世纪后期的欧洲军队最关心的问题便是：攻城术，筑堡垒，行军，供应，所有这些题目，在大量文学作品中都有过描写。军队，——用克劳塞威茨（Clausewitz）的话来说——就像是“国中之国，其中暴力因素逐渐消失。”
  那个时期，大部分时光在广泛的和平中度过。即使战时，终年也只打四五个月的仗。对外来说，它们是国家权力的象征。对他们自己来说，他们是一个自成一统的小天地，一种有自己的常规惯例、有自己的礼仪、自己的音乐、装束与习惯的亚文化；这种既乏味又使人着迷的生活方式被称之为“磨洋工”，英国军队中一直沿袭到今天。无论战时或平时，社会上其他阶层对他们的行为不感兴趣，不让青年人学他们的样。英国同其他国家一样，民众是支持战争的，尤其是海上战争，它可以增加社会财富，战争涉及的人数占总人口的比例也不大。劳伦斯·斯特恩可以远去巴黎实现他的“伤感旅行”Laurence　Sterne　1713…1768；英国作家，《伤感旅行》一书未写完，即因患肺结核去世。。无需旁人提醒他：英国同法国正在打仗，他要去法国应先搞到一份护照。大陆上，商业、旅游、文化与学术交流，即使在战时也毫无妨碍地在交流着。战争是国王们的战争，一个好公民只要按时纳税就可以了，至高的政治与经济权威只要求他们挣钱。既不要求人们参与战争决策，开战以后也不要求他们参加战事，除非一些年轻人受到冒险精神鼓舞自愿参加。重大事情都由统治集团独自作出决定。
  也许还可以提到，欧洲文明一个不是最小的成就，正是因为有了受过训练的、顺从的带枪的狗，——某些情况下是长卷毛的狗——才使许多世纪以来欧洲人民受到饿狼惊扰的危机大大减少了。然而，这一成功孕育了一种反作用。欧洲的财富增多后，出现了一个富庶、自信的资产阶级，他们对军队（包括出身贵族的军官与无家可归的平民士兵）毫无同情之心，说得好些，认为军队只是一群同他们无关的专业人员；说得坏些，简直就把军队作为嘲笑、轻蔑的对象。一些开明人士已不再认为战争是人类的必然命运——需用耐心与勇气去承受的命运。18世纪的经济学家也不再像他们17世纪的前辈那样把战争看作是理所当然的、明显不过的获取财富独一无二的源泉。人们逐渐相信，财富是从社会群体之间自由无障碍的贸易中产生出来的，世界上如此明智地覆盖着行善的远见，只要人们彼此交流，和谐与和平就会把人们紧紧地团结在一起。法国的重农主义者与英国伟大的亚当·斯密（Adam　Smith）的门徒们，正是这样教导人们的。战争是错误的法律、伪造的感觉与既得利益集团的产物；如果世界是由目光远大、理解人类本性与社会行为准则的人们所统治的话，战争永远不会发生。伏尔泰（Voltaire）与百科全书派正是这样教导的。对他们来说，士兵是一个已成为过去的时代的残留物，是某种生活方式的代表，在这种生活里，思想开明的人们也会阉割自己；在这种生活里，总有一天，人类就会很快通统逃光。
  这是对专业军队的发展的一种反应。但还有另一种完全不同的反应。法国另有一些人把军队看作是“内部组织紧密、同其他人群隔离、把战争行为降低到更加专门的深奥科学行为”的一股势力，这股势力完全不能适应社会与政治目的的伟大变革，但在表面平滑的18世纪后期正在开始积聚力量；这些势力势必会找到新的军事组织形式与新的战争模式。有这类看法的人中有一位具有代表性的发言人，他就是雅各·德·吉尔贝伯爵，他在1772年出版的著作《试论普遍战术》一书，用他对当代战争行为的严厉攻击来开的头：我们用来打仗的军队，既是胡乱征募来的，又少适当的待遇。无论胜或负，双方都同样地资耗力竭。国内怨声载道，信誉沉沦，金钱流失。海军再征不到水兵，陆军再征不到步兵。双方大臣们都认为谈判的时机到了。和平终于来到。少数殖民地或省份易了帜。冲突的起因仍未解决，双方各自坐在废墟中忙于偿还债务、重整武器。
  但是，能否设想一下：欧洲将出现一个民族，人民天资聪颖，社会资源雄厚，政府领导英明；在其国内，稳重的美德同坚实的军力在平抑扩张的政策下连接起来；这个民族决不会忘掉自己的目标，懂得如何进行廉价的战争，如何在胜利之后过好生活，而不至于因财政困难而束手无策。我们将见到这样一种民族，能像北风压倒柔嫩的芦苇那样制服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