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也用跟儿子一样的声音低声说：〃……义幺，脚，没事呀，因为不是痛风呀，不疼了！〃
  我一说完，　儿子眯缝着眼睛看着我，　那眼神跟我在临行前看到的一样，说：〃啊，没事吗？好脚呀！实在是好脚呀！〃接着，儿子放开我的脚，取来昨晚掉在地上的口琴，开始试吹和弦。不一会儿，和弦伴奏又吹起曲子来。我只能说出巴赫作品集中的一个优美而平和的曲子，义幺用几个音程吹奏，他好像早就知道口琴两边吹口的调性不同，午饭时，我高高兴兴地做了意大利面条，小儿子和女儿已先坐到桌旁，这时我喊义幺过来，他用清脆爽朗而又极温和的声音回答，逗得妻子忍不住笑出声来。
  我对妻子说：〃关于脚，我已为义幺下了定义。脚为我们架起理解之桥，是今天我们取得沟通的钥匙。不论我为世界上的什么事物下定义，都向义幺说。可是，脚的定义是我最有信心的，与其说这是我的发明，倒不如说是得利于痛风……定义。有关世界上一切事物的定义集。前面已经写过，我预感自己正在回归布莱克，或者说是重新走向布莱克。为了把已实现的事物对照表现出来，应该先把宪法写成通俗易懂的定义集。我想告诉大家，十年前我开始酝酿时，就引用布莱克的书名，把该书定名为《天真之歌经验之歌》。
  事实上，既使是采用绘画或童话的形式去写这本定义集也很难完成。七、八年前，在公开场合下，我曾谈过有关孩子和想象力问题。当时，我已经好多次准备开始试写下去，可是我认识到完成这个计划实在是太困难了。然而，我希望自己在人前说过的话对我能起到推动促进作用，所以就把这种心理写下来。
  〃为了帮助残疾儿班级里的孩子在未来的社会中生活下去，我开始考虑为他们写一本小百科。用这些孩子能够理解的语言，告诉他们什么是世界、社会、人类，请他们注意这些地方，鼓起勇气生活下去。例如，什么是生命，我写得简短易懂，没有必要全部写出来。　再如T教师会为义幺写出有关音乐方面的定义，我有许多朋友……开始时我就是这么想的，可实际做起来却困难重重。我想用能唤起生动真实想象力的语言，写出浅显易懂的事物，可现实中我做不到，不久我就不能不意识到随之而来会出现许多问题。〃
  我曾在人前说过这些话，现在我把它写下来，我意识到自己有些地方不诚恳。我将按这种形式为儿子及残疾儿班级的朋友们写一部关于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并把宪法置于文章的中心地位。可是，这种宪法下的客观现实使我无法写出简洁、准确、具有感染力的语言。现在，我不说这样完全不符合事实。实际上，问题的关键不在外界，而正是在我内心。如果再确切些，或者再勇敢些说的话，问题出于我的懒惰。正是这种懒惰心理，使我有一种对自己能力不足的担心，害怕自己无力完成这个计划。儿子还没上学时，我就已经打算写这本定义集。为残疾儿班级的儿子和他的朋友们，从没有出过家门的少儿时期，到上小学、中学，根据各种不同的时期，我采用不同的文体打出草稿，对于即将升入福利学校高中二年级的儿子来说，目前已经下过确切定义的是脚，好脚，而且，仅仅是因为我曾经发作的痛风……
  痛风发作时，儿子才刚刚升入中学的残疾儿班级。当时他的个头和体力都不如我，我的左脚拇指关节处肿得通红，连一张床单的重量都承受不了，所以晚上只好不盖任何东西睡觉。有时晚上不喝酒，也能睡着，白天也是这个姿势躺在沙发上。去厕所时，一条腿着地，另一条腿吊在半空，艰难地走过去，每天都是一副有气无力的样子，这些都给义幺留下深刻的印象。儿子想方设法帮助无力的父亲。过走廊时，我不得不忍受胫骨的剧烈疼痛，儿子小步跑到我身边，就像牧羊犬在追赶走散的山羊一样。有一次他那肥胖笨重的身体压在我那只痛风的脚上，我〃啊〃的一声尖叫起来，痛苦万分。然而当我看到儿子畏缩的模样，仿佛觉得自己平日是一个粗暴地打他的父亲。这种念头像一块伤痕，深深印在我的心中。痛风每天都在无声地发作，儿子五指略微弯曲着，抚摩我那只肿得红通通的拇指关节，他用另一支手支撑着身体，使得身体不向前倾倒下去，正对着我的脚说：〃好脚，没事吗？真是好脚呀！〃
  我想了一会儿后，对妻子说：〃对义幺来说，连自己都知道父亲死了，事情难道不是这样吗？义幺确实非常坏，做了坏事，可是让人难以置信的是，义幺好像认为死去的人还能回来。如果看到这一点，再注意观察的话，就能明白他之所以这么想的原因。只不过是义幺不把自己的想法说出来罢了。在儿童时代，我自己好像也曾有过类似的想法……总之，我出去旅行，老也不回来，义幺就想到我死后的情景，这不是很自然吗？父亲到一个很远的地方去了，在他的感情体验中，这跟死是一回事。那次虽说是玩游戏，可是连母亲也要扔下自己跑掉，义幺当然会火冒三丈啦。游戏是现实生活的样板，对孩子来说更是如此。他拿菜刀的姿式，在我看来那是用来防卫，举着菜刀，窥视窗帘的外面，实际上，他是想在父亲死后，承担起保护家人戒备外敌的责任呀，我总觉得是这么回事。〃
  接下来，我没有再对妻子说话，而是默默在想，〃在我死后，儿子站在自己的角度，切实感觉到将会发生的事情，而且身为父亲的我，迟早无法逃脱死亡，在我死后，儿子对于自己同世界、社会、人类之间的关系，没有胆怯，也没有消极懒惰，他不正是在做必要的准备吗？〃
  我死后，决不让儿子在人生之路上迷失方向，用他能理解的语言，写一部有关世界、社会、人类完备的指导手册，可实际上，我能写出来吗？不用说，我已经意识到这似乎是不可能的了，尽管如此，我想还是应该努力为儿子写一本定义集。当然不光是为义幺，也是想重新洗刷、鼓舞我自己，写一部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通过痛风的体验，我已经将脚的定义告诉了儿子，也是根据他的接受情况，我才能理解〃好脚〃的含义。借着在这次旅行中萌发出来的热情，我准备集中精力读一读布莱克文集，同时，不是也可以写写有关世界、社会、人类的定义集吗？这次，我先不考虑写让儿子和他的朋友们所能理解的文章，而是按自己目前切实理解到的要点写这本定义集，可是根据什么样的经验把文章写出来呢？通过写这部小说，我是多么希望告诉那些坚强而纯洁的灵魂……
  我有一个理想，曾把它写到文章中去。在我死时，我身上积累的一切经验全部流进儿子那颗纯洁的心中。如果实现了这一理想，当儿子把我的一把骨灰埋到地里之后，将开始读我写的定义集。当然，这不过是孩子式的幻想，想到我死之后，生活在今世的儿子将经受磨难，或许我将从各种途径中求得救助，开始写这本定义集……
  给〃河〃下定义的方法，跟我和儿子一起给〃好脚〃下定义一样，的确也曾给我留下深刻的印象。　那是多么简洁明了呀，H先生几乎没有用语言就下了定义。那已经是十年前的事了。　我和年长的作家H先生一起乘飞机从新德里出发往东走，当飞机飞到孟加拉上空时，在一片黄褐色的沃野中有一条弯弯曲曲的河，像倒扣针缝上的深痕。　H先生好像一直在睡觉，可这时他突然做了一个明显的动作（说明他并没有睡觉）引起了我的注意，他抬手指了一下密封窗的下方。只一瞬间，他就又靠在放倒的椅背上，重又闭上了眼睛。我把头伸到H先生膝盖上方，凝望着窗下。（H先生的这句话，　或者是他的态度鼓舞了我，登机前，我觉得我和H先生出现了对立情绪，事情终于得到和解）。恰好在这个时候，飞机俯冲盘旋，满眼都是奔腾的河，不愧是印度之河，一条真正的河。我曾认为四国的森林山谷间流淌的那条清澈的河才是真正的河。这次，我头脑中又多了一个真正的河的概念。河水比褐色的原野稍浅一点，　看不出在往何处流，肯定是奔向黄褐色的大海。刚才只是H先生的手腕和手指轻轻地动了一下，在接下来的沉默中，嘴唇动了一下，似乎在说〃河〃，我认为这个动作本身就是对〃河〃下的最好的定义。这同我们登机前发生的那件事一样，给我留下了难忘的记忆。
  我和H先生乘喷气式飞机横穿印度大陆的那天，　和印度人一起等了十个小时飞机，人群中只有我俩是日本人。这段时间他对我说话时，只是嘴唇稍微动了一下，我们到机场不久，他指着《国际先驱论坛》报的一条消息问我：〃想读这个吗？〃还有刚才我们在出租汽车里时，他给我讲述〃弄脏眼镜〃的故事，以及他说〃河〃时，都只说了很少的话。
  去加尔各答的飞机在出发前，　我以为H先生的沉默是在跟我生气，因为我不了解印度的习惯，而且还性情急躁。那时是秋天，机场空荡荡的像一个没着落的仓库，那十个小时本来可以在旅馆中静养，可是因为我的性急，让H先生白白浪费了时间。我认为H先生用这种方式表示气愤，实际上只是我的猜测。H先生出生在一个很大的世代船家，　在日本海沿岸搞运输，（H先生虽然汲取了这个家庭世代积累下来的精髓，却没有走入实业界。）战败后，他好像是特意去寻求苦难，在战乱的中国品尝到辛酸。战后他作为一名真正的作家、思想家在耕耘着。像他这种人，不管出生在什么样的家庭，也不管他走过了怎样的人生，即使是另一种经历，最终仍然如此。他那种天赐的性格是不会改变的，　如果H先生生气发怒的话，别人似乎很难从外界帮他化解，尤其是惹他生气的那个人，更是做不到。H先生还没露出生气的表情时，他还从纸夹中抽出《国际先驱论坛》报给我看。那是有关大提琴家罗斯特罗波维奇批评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的报道。当时，这位音乐家已在国内集中精力为盟友索尔仁尼琴辩护，我曾把他的话记到那天我读的那本书扉页上。
  罗斯特罗波维奇说：〃关于独立思考，把自己的所知、所思、所想表现出来，所有的人都必须具有无畏表达出来的权利，而不是把从他人那里得到的经验稍加变动后表现出来……。〃
  我认为H先生逐渐表现出来的气愤，　不只是由于我的笨拙和航空公司，还和苏维埃压制言论自由、压制人权有关。因为下面的这件事，他才给我讲〃弄脏眼镜〃的故事。　当时，我和H先生去新德里是为参加亚非作家会议。那次也有很多苏维埃的作家参加，其中有一位女诗人是H先生的老朋友。会议的前一天晚上，H先生和女诗人辩论到很晚（在这里暂称她涅菲多普娜女士）　。她和H先生年龄相仿，都是五十五六岁，身材矮小，言谈举止中充满活跃的智慧，像个犹太人，城市人的气质使她显得年轻十岁。　H先生不想谈与政治有关的话题，我也没提，但他是一位在国际社会上久经考验的人，问题似乎同当代苏维埃的人权问题有关，其中还谈到刚才罗斯特罗波维奇的讲话。　H先生和苏维埃的文化元老们关系深厚，跟罗斯特罗波维奇对立的艺术家和科学家们与他关系十分密切。　在亚非作家会议上，H先生用他那种独特而温和的英语同苏维埃的代表们进行辩论，表现出坚强的忍耐力和高超的战略和战术。　H先生似乎在劝说她，〃你还是好好想一想，如果你参加了在莫斯科的人权运动，并且行为过火的话，一旦被人发现，你还能像这样到外国旅行吗？所以以前在国内，你身为犹太人，不可能有那些过激行为。〃在这次国际会议上，时隔十五、六年后老朋友相见，虽然涅菲多普娜不介意H先生说的话，但她不同意H先生说她是顽固不化的俄罗斯知识女性。　H先生从小就带眼镜，而涅菲多普娜只是最近才把读书时戴的眼镜放在皮包里。涅菲多普娜是一位闻名的诗人，在印度古代语方面，她也是卓有成就的专家，她只是在勤奋阅读由细小铅字印刷的大部头专业书时，才带眼镜，　平时不戴，所以也不怎么擦眼镜。H先生有点神经质，他有一个替她擦眼镜的习惯，那天晚上，他清除口袋里的垃圾时，把眼镜弄脏了……
  在去机场的出租车里，H先生给我讲了这件事。一到机场，H先生就走进一家刚开张的酒吧，并坐到柜台边上，喝起了啤酒（也许是更强烈的酒）。一旦喝起酒来，他就无视我的存在了。　本来飞机是上午七点起飞，前几天，我和H先生同日本作家代表团的领导告别后，踏上旅程。对于只有我们两个人的旅行，我老是放心不下，过于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