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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在念致敬电的时候，坐在主席台上的徐景贤、王秀珍也不时跟随着大家鼓掌。
  直到三天之后——十月二十七日，上海的局势才又一次发生根本的变化：已从中共中央政治局候补委员升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的苏振华，在中共上海市委召开的党员干部大会上，宣读了中共中央改组中共上海市委的决定——“苏振华兼任市委第一书记、市革委会主任；倪志福兼任市委第二书记、市革委会第一副主任；彭冲任市委第三书记、市革委会第二副主任。
  “撤销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在上海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在会上，马天水以中共上海市委书记的身份发言，表示“坚决拥护”。
  这一消息在十月三十日刊载于《人民日报》。
  此后不久，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从上海的政治舞台上消失。他们也“忙”起来了，忙于写交代——光是“帽子要大，内容要空”已不行了，只得老老实实地交代在那十年中的种种倒行逆施。
  一九七七年七月中旬，中共十届三中全会在北京举行。会议通过了《关于恢复邓小平同志职务的决议》，邓小平重新出任中共中央副主席、中共中央军委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长这样“三副一长”职务。会议还通过了《关于王洪文、张春桥、江青、姚文元反党集团的决议》，指出：“永远开除资产阶级野心家、阴谋家、反革命两面派、新生资产阶级分子王洪文，国民党特务分子张春桥，叛徒江青，阶级异己分子姚文元的党籍，撤销‘四人帮’的党内外一切职务。”
  一九八○年底，“四人帮”终于被押上历史的审判台。
  数亿中国人聚精会神，从电视荧光屏上观看了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审判“四人帮”的实况。
  平心而论，在“四人帮”之中，认罪态度最好的要算王洪文；张春桥一言不发，瞪着三角眼，以沉默相抗；姚文元总是咬文嚼字，避重就轻，至多承认犯了“错误”，不承认犯罪；江青则“和尚打伞——无法无天”，大闹法庭，以至写下《我的一点看法》相抗；倒是王洪文问一答一，问二答二，对自己的罪行供认不讳，早已没有“造反司令”
  那副不可一世的神气。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特别检查厅起诉书对王洪文的起诉如下：“被告人王洪文，以推翻人民民主专政为目的，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是反革命集团案的主犯。王洪文积极参与江青夺取最高权力的活动。
  “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八日，王洪文参与制造了上海康平路武斗事件，打伤九十一人。一九六七年八月四日，王洪文组织、指挥了围攻上海柴油机厂的武斗，关押和伤残六百五十人。
  “一九七六年，王洪文伙同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在全国制造新的动乱。王洪文指使鲁瑛派人到一些省，按照他们的意图编造诬陷重新出来工作的领导干部的材料。
  “王洪文伙同张春桥，以上海为基地，建立由他们直接控制的‘民兵武装’，多次指示马天水、徐景贤、王秀珍加紧发展‘民兵武装’，策动上海武装叛乱。
  “被告人王洪文犯有《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第九十八条组织、领导反革命集团罪，第九十二条阴谋颠覆政府罪，第九十三条策动武装叛乱罪，第一百零一条反革命伤人罪，第一百三十八条诬告陷害罪。”
  一九八一年一月二十三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对王洪文作如下判决：“判处被告人王洪文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利终身。”
  王洪文表示服从特别法庭的判决，并在最后陈述中申明了自己的态度——也就是本书卷首所引用的王洪文自白。
  一九九二年，全国各重大报纸刊登了一则重要电讯，云：新华社北京八月四日电：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主犯王洪文因患肝病，于一九九二年八月三日在北京病亡。
  王洪文五十八岁，于一九八一年一月经最高人民法院特别法庭判处无期徒刑，剥夺政治权终身。
  王洪文于一九八六年患病后即被送医院治疗至此，王洪文结束了一生的历程。
  下一页
  王洪文传　》》　附录：　　　　　　　　　　　　　　　　　　　　　　　　　　　　　　　　　　附录：
  王洪文著作目录1。1967。1。7。《工人造反报》，《上海市委把炮口对准无产阶级司令部的滔天罪行》。
  2。1967。4。7。《人民日报》，《把中国的赫鲁晓夫彻底批臭》。
  3。1967。7。3。《文汇报》，《彻底打倒中国的赫鲁晓夫是当前我们头等的大事》。
  4。1967。4。22。《工人造反报》（又见于同日《解放日报》），《向首都的革命战友致敬》。
  5。1967。5。1。《工人造反报》，《“五一”国际劳动节对外广播讲话》。
  6。1967。5。21。《文汇报》，《念念不忘阶级斗争，念念不忘无产阶级专政》（又见于1967。5。23。《工人造反报》）。
  7。1967。6。18。《人民日报》，《大长革命人民志气，大灭敌人威风》。
  8。1967。7。12。《人民日报》，《整掉不良的作风》。
  9。1967。8。13。《文汇报》，《正确处理两类矛盾，坚决反对武斗，牢牢掌握斗争的大方向》（又见于1967。8。15。《解放日报》）。
  10。1967。9。17。《工人造反报》，《坚决执行毛主席的最新指示促进革命大联合新飞跃》。
  11。1967。9。20。《人民日报》，《来一个革命大联合的新飞跃》。
  12。1967。10。3。《民日报》，《坚决贯沏“斗私，批修”的战斗号令》。
  13。1967。10。7。《工人造反报》，《坚决响应毛主席“斗私，批修”的伟大号召　进一步掀起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的新高潮》。
  14。1967。10。27。《工人造反报》，《排除干扰，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5。1967。12。4。《工人造反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誓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16。1967。12。25。《工人造反报》，《紧跟毛主席伟大战略部署　夺取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新胜利》。
  17。1968。1。25《工人造反报》，《向解放军学习无限忠于、永远忠于毛主席》。
  18。1968。4。12。《解放日报》，《誓死保卫毛主席，粉碎右倾翻案风》。
  19。1968。5。7。《工人造反报》，《高举毛泽东思想伟大红旗　乘风破浪　把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
  20。1968。6。5。《解放日报》，《向门合同志学习，攀登“忠”字的高峰》（又见于1968。6。6。《文汇报》）。
  21。1968。7。31。《文汇报》，《永远相信和依靠人民解放军》（又见于1968。8。　1。《人造反报》）。
  22。1968。10。11。香港《大公报》，《台湾一定要重归祖国怀抱》。
  23。1969。1期，上海《支部生活》杂志，《发扬一月革命精神将革命进行到底》。
  24。1973。9。2。《人民日报》，《关于修改党章的报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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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金书屋
  王洪文传　》》　后记　　　　　　　　　　　　　　　　　　　　　　　　　　　　　　　　　　　　后记冒着上海三十八摄氏度的酷暑，我终于写完这部三十多万字的长篇，长长地舒了一口气。
  屈指算来，我进行总题为《“四人帮”的兴衰》（初名《浩劫》）的系列长篇的写作，已进入第四个年头。
  这是一次艰难的长途跋涉。经过四年的苦斗，终于完成了四部长篇：《江青传》、《张春桥传》、《姚文元传》，以及这部刚刚完成的《王洪文传》，分别为江青、张春桥、姚文元和王洪文立传。
  我进行这一百多万字的系列长篇的写作，最初是从两本书中得到启示：一是当时陆陆续续读到的巴金的《随想录》。巴老对于“文革”的深刻、尖锐的鞭答，给了我以思想上的震撼。巴老在《随想录》中一再提醒读者，要“牢牢记住‘文革”’。他说出了振聋发聩的话：“只有牢牢记住‘文革’的人才能制止历史的重演，阻止‘文革’的再来。”
  另一本给我以启示的书是美国威廉。夏伊勒所著的长卷《第三帝国的兴亡——纳粹德国史》。作者掌握了纳粹德国的四百八十五吨档案，花费五年半，写成一百三十万字的长篇。在卷首，作者引用了桑塔亚那的一句格言，那含义与巴金不谋而合：“凡是忘掉过去的人注定要重蹈覆辙。”
  十年浩劫给中国人民带来的巨创，决不亚于当年希特勒纳粹给德国人民带来的痛楚。
  我决心写作长卷《“四人帮”的兴衰》。
  我写出了全书的写作计划和采访计划，上报中共上海市委宣传部。
  当我着手实现这一庞大的创作计划时，我这才意识到每前进一步都异常艰辛。
  我希望把作品建立在扎实的史料基础上。正因为这样，我在进入创作之前，着手于大规模的准备工作。我曾说，我是以采访对象为主干，以档案馆与图书馆为两翼。
  档案是写作这样的作品必不可少的参考资料。《第三帝国的兴亡》的作者是美国人，由他来写纳粹德国史，美国为他的创作提供了方便，作者可以自如地利用那四百八十五吨机密档案。然而，我却以一个中国人去写中国刚刚过去的十年浩劫，我所需要的档案绝大部分被视为“禁区”，不可接触。最初，为了查阅档案而来回奔走，花费了许多时间。好不容易办好了手续，却又只能坐在档案室里抄录，不许复印，不能拍照。我常常从早到晚坐在那些档案室里逐字抄录，变成了一位“文抄公”。现代化的复印机就放在我的身旁，我却不能利用它，只能用笔慢慢地抄着、抄着。大量的宝贵时间，耗费在抄档案上。尽管这样，随着时间的推移，我毕竟积累了大量珍贵的原始档案资料。
  图书馆是我的另一翼。然而，要查阅“文革”期间的报刊、杂志、传单、书籍，手续也是够麻烦的。总算办通了这些手续。我在几家图书馆里，阅读了大量的“文革”报刊、传单，掌握许多史实和采访线索。我比较了张春桥为王洪文那“工总司”所签的“五项要求”，发觉各种不同“版本”的传单内容各有出入。我不得不“追踪”原件。
  在一家很不显眼的档案馆里，我查到了张春桥签字的三份原件。我再根据档案上的说明，得知这三份原件是由谁提供的。尽管那位提供者已调动了工作，我颇费周折终于找到他，请他谈了安亭事件的真实经过。这样，把档案、报刊传单、采访三者相结合，我才对史实有了比较准确的了解。
  采访工作是最为重要的。十年浩劫刚刚过去，许多当事人尚在。对他们进行采访，是写作本书的至为关键的一环。
  采访对象大致上有两类：一类是被迫害者。采访被迫害者，往往很顺利。即使不少人是高层领导人，我也都能采访。不过，他们往往偏重于谈自己受迫害的经历，而对于“文革”内幕所知并不太多。
  另一类是“文革”要人。不少人尚在狱中服刑。有的即便出狱，也在劳改工厂或类似的单位工作。采访他们往往要经公安部门批准，要花费不少时间办手续。不过，手续对于我来说，还是其次的；最艰难的是，即使办好了手续，采访对象往往不愿深谈。我尽量在事前作好详细的采访准备，提出一系列问题，这样，采访对象会逐个答复，使采访有一定深度。我的采访是抱着对历史负责的态度进行的。我尊重事实。正因为这样，一些“文革”要人还是愿意跟我谈，有的一谈便是一整天。
  一九八六年四月，我写出了《张春桥传》（初稿名《张春桥浮沉史》）。这年八月，写出《江青传》初稿。接着，写出《姚文元传》初稿。
  这些作品，没有一篇能够发表。这倒并不在于作品本身，而是因为有人主张“淡忘文革”、“淡化文革”。特别是在一九八七年，涉及“文革”的作品在中国成了敏感题材，很难问世。好在我不是一个追求急功近利的人。我曾说过，准备十年后出版。
  我仍继续我的采访，继续查阅档案和报刊。我对三部作品中的两部——《张春桥传》和《姚文元传》，作了大修改、大补充。我反复研读了一九八一年六月中共十一届六中全会通过的《中国共产党中央委员会关于建国以来党的若干历史问题的决议》，内中关于彻底否定“文革”和正确评价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