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我也走不了了！我再也不能看到漂亮的布加勒斯特了！”
  周恩来感叹了一番，声调变得激昂起来：“维尔德茨同志，请你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这时，在旁陪同的一位领导同志对周恩来的话加以解释说：“他所说的副总理，就是指邓小平同志。”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道：“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就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不久，九月二十日，他已病危，被推进手术室。
  十二月一日至五日，美国总统福特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见周恩来露面，这表明周恩来气息奄奄。
  接班之争已经白热化。
  王洪文猛烈地攻击邓小平道：“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四人帮”已在着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七十八岁的当代伟人的辞世，象地震震撼着中国，震撼着世界。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成排的话筒，含泪致悼词，对周恩来的一生作了正确、全面、深刻的评价。
  周恩来尸骨未寒，王洪文对他的秘书肖木发出“指示”：“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王洪文怎么忽然要秘书替他拟讲话稿呢？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编印的《情况汇报》，据说是道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周总理死了，邓小平要打下去了。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
  按照王洪文的如意算盘，他要么当总理，要么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眼看着邓小平非倒不可。他怎么可以不准备一个讲话——他的施政纲领！
  据肖木回忆，当时王洪文“口授了一个提纲，又是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又是右倾翻案风在各方面的表现，口气都是全面性的，要我按他的提纲先写个草稿出来。我拖了几天，王还迫不及待地来催问。后来我搞了个草稿，印了个大样送给他。他说：春节期间你改一下，再送给我看。……”
  王洪文变得忙碌起来，不再钓鱼，不再打猎，忙着粉墨登台了。
  王洪文的长篇讲话稿，一次次地改，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四日先后印了三稿。他以为，一旦由他出任总理或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的这个讲话稿，在《人民日报》上起码要占几个整版！
  丙辰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是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肖木忙得连春节都过不好，要替王洪文捉刀。
  二月三日——正月初四，肖木把在春节期间改好的讲话稿送给王洪文审阅，王洪文刚刚派人把这第三稿送印刷厂付印，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华国锋成为接班人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一份红头文件——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送到王洪文手中。
  这是任命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式文件。
  在一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然后又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向全党下达这一决定。另外还宣布，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否定了张春桥当总理的可能性。
  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依然冷落了王洪文。
  挫败“四人帮”的夺权阴谋，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已经看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正觊觎着中国的最高权力。虽然这一次毛泽东选定接班人，又一次是采用了由他个人指定的这样并不恰当的方式。
  四年前，就在毛泽东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时候，已考虑到华国锋。不过，当时他更倾向于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五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和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中共“十大”，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七四年冬，在“四人帮”组阁阴谋甚为活跃之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充分表示了他对华国锋的信赖——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张春桥、王洪文以为打倒了邓小平，他们就有出头之日，不料，毛泽东指定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
  就是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的翌日，王洪文的讲话提纲第三稿印出来了。一气之下，王洪文连翻也不翻，把讲话提纲扔进了抽斗。
  周恩来的去世，使毛泽东黯然神伤。他已经病重，却仍在中南海书房里一次次接见外国首脑。本来是王洪文坐的那张沙发上，如今坐着华国锋。剃着短平头、穿着中山装的华国锋，看上去没有王洪文那般风流，却显得朴实，甚至还可以看出农村干部的一种气质。王洪文瞧不起这浑身“土”气的华国锋。可是，华国锋毕竟取代了他。
  接见外国首脑人物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人物，由林彪变为王洪文，变为邓小平，变为华国锋，构成中国的“文革进行曲”。
  王洪文又变成了“闲人”。他的钓鱼瘾、打猎瘾又发作了。
  王洪文的警卫王爱清，以自己亲眼目击的情景，写下回忆：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辆汽车。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王洪文的住地，本来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满意，大发牢骚说：厨师不给好的，理发椅子型号不对，枕头不好，床单不好，台灯不好，给的桔子也是皮厚、不甜。
  他为了图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给他推拿一两个小时。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
  一日三餐，顿顿是鸡、鸭、鱼、肉，还嫌不够，又提出要吃燕窝。经常吃烤蛤蜊，有时还吃炸牛排、牛尾汤等法国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他不读书，不看报，经常要秘书廖祖康代他划圈批文件，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玩牌、下棋、钓鱼、打猎、打鸟、看电影。为了打猎，甚至不参加会议，不接电话。
  他钓鱼有时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钓到九、十点钟，从下午三点一直钓到晚上八、九点钟。他用的钓鱼杆，有的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钓饵还要放香油、茅台酒。
  他以战备为名，从部队弄来吉普车，装上专用灯光，经常深更半夜带人驱车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还经常打野鸭子，要工作人员为他赶鸭子。
  他还经常在住地周围打鸟玩。他共有猎枪、鸟枪十二支。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个小时，打扑克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王洪文有时竟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什么：反正戴手表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
  一九七六年，王洪文从国家体委要了一辆“佳娃”牌摩托车，一日数次骑着玩。
  他的秘书沈少良说：“王洪文到北京后，生活上已有补贴，但他还每年数次向上海大量要钱，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来北京，他立即要人用专车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谈，这已成为惯例。对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经常用请客送礼等手段，进行阴谋活动。王洪文在住地请客，用的都是高级酒、菜、烟、茶，但他感到还不阔气，就到大饭店设宴招待，中国菜吃腻了，还要做外国菜。他这些小兄弟经常比谁被请的次数多，吃得高级，谁最受王的信任。……”
  当笔者访问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时，连他也摇头：“当时，我也悄悄地、转弯抹角地劝过他。我觉得，他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弄了一辆摩托车蓬、蓬、蓬骑着玩，他在钓鱼台骑，在中南海骑，那影响多不好。还有半夜兴师动众去打猎等等。我当时是从维护他的声誉来劝他的。可是，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他完全不象刚去北京时那样谨慎。他放纵自己。当然，我也知道，他当时心境不好，闲得无聊——这对于外面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以为他是副主席，一定忙得很。其实在邓小平、后来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王洪文很闲。他自己心中明白，毛主席对他已不信任了……”
  王洪文的警卫和两位秘书的回忆，翔实地勾画出当时王洪文的处境和生活。他刚进中南海的时候，连咳嗽都轻声轻气，现在已满不在乎，姿意玩乐了，完全显露了“造反司令”的本色原形！
  天安门广场的怒火进入一九七六年四月，王洪文无法钓鱼、打猎了。
  雨辰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在首都爆发了。
  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天安门广场，花圈如山，诗如潮。人吼出了心中的声音：怀念周恩来，誓斩人间妖魔；“四人帮”之中的三个——江、张、姚，成为众矢之的。
  一首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之后，飞快地流传开来，脍炙人口：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这里的“江桥摇”，正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合称”！
  诗，成了投枪，成了匕首。人们以诗为武器，挞伐恶贯满盈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电工庄辛辛从羊城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发出了南国人民的声音：我们的呼声：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心中！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打倒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然而，却没有提到王洪文。王洪文的面目，在当时还不很暴露。副主席的光圈，周恩来追悼会的主持人，十六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得王洪文还没有遭到“千夫指”。
  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显得异常活跃。在“四人帮”之中，他是唯一没有被群众点名的，他显然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处境要主动得多。为了保护他的三个同伙，王洪文扔下钓鱼杆、鸟枪和扑克牌，打出了副主席这一王牌。
  天安门事件的前奏，是三月下旬在南京发生的炮打张春桥事件。
  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总编鲁瑛下达“指示”：“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
  王洪文的话，为南京事件定性。
  当初造反之际，张春桥为王洪文撑腰。如今，王洪文又遮护张春桥。
  天安门事件爆发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只能躲在人民大会堂里，用望远镜观看广场上那澎湃的怒潮，心中捏了一把冷汗。
  王洪文却坐着轿车在天安门广场东钻西窜。看了一圈之后，王洪文给从上海“选拔”、安插在公安部中共核心小组的祝家耀打电话：“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要不，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的破案！”
  这时，张春桥作了重要的补充：“要派便衣去！便衣很起作用，只有便衣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最重要的情况。”
  于是，大批穿着便衣的公安人员，混进了天安门广场那愤怒的人群。
  姚文元指派一批记者，也混进了人群。
  记者们编造假情况，印在《情况汇编》上，混淆视听，把正义的怒火诬为“反革命事件”。
  王、张、江、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这些记者。
  姚文元介绍说：“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王洪文马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表彰道：“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的话最多，不断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
  江青还“亲切慰问”他们：“你们挨打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