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55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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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圈 更新:2021-04-24 09:35 字数:4823
也没穿,步行走了四个多钟头。现在,我可以告诉你,连四分钟我也走不了了!我再也不能看到漂亮的布加勒斯特了!”
周恩来感叹了一番,声调变得激昂起来:“维尔德茨同志,请你转告齐奥塞斯库同志,经过半个多世纪毛泽东思想培育的中国共产党,是有许多有才干、有能力的领导人的。现在,副总理已经全面负起责任来了。”
这时,在旁陪同的一位领导同志对周恩来的话加以解释说:“他所说的副总理,就是指邓小平同志。”
周恩来点了点头,说道:“具有五十五年光荣历史的中国共产党,是敢于斗争的!”
就是周恩来最后一次会见外宾之后不久,九月二十日,他已病危,被推进手术室。
十二月一日至五日,美国总统福特应周恩来之邀,访问中国。如此重要的外事活动,不见周恩来露面,这表明周恩来气息奄奄。
接班之争已经白热化。
王洪文猛烈地攻击邓小平道:“邓小平是还乡团的总团长,华国锋、叶剑英、李先念等是还乡团的分团长……”
“四人帮”已在着手发动“批邓、反击右倾翻案风”了。
一九七六年一月八日上午九时五十七分,周恩来的心脏停止了跳动。这位七十八岁的当代伟人的辞世,象地震震撼着中国,震撼着世界。
一九七六年一月十五日下午三时,周恩来追悼大会在北京人民大会堂隆重举行。
大会由中共中央副主席王洪文主持。
中共中央副主席、国务院副总理邓小平迈着沉重的步伐,走向成排的话筒,含泪致悼词,对周恩来的一生作了正确、全面、深刻的评价。
周恩来尸骨未寒,王洪文对他的秘书肖木发出“指示”:“我应当有一个讲话。”
王洪文怎么忽然要秘书替他拟讲话稿呢?
“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编印的《情况汇报》,据说是道出了上海人民的“心声”:“周总理死了,邓小平要打下去了。张春桥当总理我们一百个放心,王洪文当总理我们更放心。”
按照王洪文的如意算盘,他要么当总理,要么重新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眼看着邓小平非倒不可。他怎么可以不准备一个讲话——他的施政纲领!
据肖木回忆,当时王洪文“口授了一个提纲,又是文化大革命的过程,又是右倾翻案风在各方面的表现,口气都是全面性的,要我按他的提纲先写个草稿出来。我拖了几天,王还迫不及待地来催问。后来我搞了个草稿,印了个大样送给他。他说:春节期间你改一下,再送给我看。……”
王洪文变得忙碌起来,不再钓鱼,不再打猎,忙着粉墨登台了。
王洪文的长篇讲话稿,一次次地改,在一九七六年一月二十三日、一月二十八日、二月四日先后印了三稿。他以为,一旦由他出任总理或者主持中央日常工作,他的这个讲话稿,在《人民日报》上起码要占几个整版!
丙辰年的春节——正月初一,是一九七六年一月三十一日。
肖木忙得连春节都过不好,要替王洪文捉刀。
二月三日——正月初四,肖木把在春节期间改好的讲话稿送给王洪文审阅,王洪文刚刚派人把这第三稿送印刷厂付印,一桩意外的事情发生了……
华国锋成为接班人一九七六年二月三日,一份红头文件——中共中央一号文件,送到王洪文手中。
这是任命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的正式文件。
在一月二十一日、二十八日,毛泽东先是提议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然后又提议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经中共中央政治局通过,正式向全党下达这一决定。另外还宣布,由陈锡联主持中央军委工作。
由华国锋任国务院代总理,这意味着毛泽东否定了张春桥当总理的可能性。
由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这意味着毛泽东依然冷落了王洪文。
挫败“四人帮”的夺权阴谋,毛泽东起了关键性的作用——他已经看出,江青和王洪文、张春桥、姚文元结成“四人帮”,正觊觎着中国的最高权力。虽然这一次毛泽东选定接班人,又一次是采用了由他个人指定的这样并不恰当的方式。
四年前,就在毛泽东选定王洪文为接班人的时候,已考虑到华国锋。不过,当时他更倾向于王洪文。
一九七三年五月,根据毛泽东的提议,华国锋和王洪文同时列席中央政治局并参加工作。
一九七三年八月,在中共“十大”,王洪文当选为副主席,华国锋成为中共中央政治局委员。
一九七四年冬,在“四人帮”组阁阴谋甚为活跃之时,毛泽东在湖南长沙住了一百多天,充分表示了他对华国锋的信赖——当时华国锋兼任中共湖南省委第一书记。
张春桥、王洪文以为打倒了邓小平,他们就有出头之日,不料,毛泽东指定了华国锋作为接班人。
就是中共中央一号文件下达的翌日,王洪文的讲话提纲第三稿印出来了。一气之下,王洪文连翻也不翻,把讲话提纲扔进了抽斗。
周恩来的去世,使毛泽东黯然神伤。他已经病重,却仍在中南海书房里一次次接见外国首脑。本来是王洪文坐的那张沙发上,如今坐着华国锋。剃着短平头、穿着中山装的华国锋,看上去没有王洪文那般风流,却显得朴实,甚至还可以看出农村干部的一种气质。王洪文瞧不起这浑身“土”气的华国锋。可是,华国锋毕竟取代了他。
接见外国首脑人物时,坐在毛泽东身边的人物,由林彪变为王洪文,变为邓小平,变为华国锋,构成中国的“文革进行曲”。
王洪文又变成了“闲人”。他的钓鱼瘾、打猎瘾又发作了。
王洪文的警卫王爱清,以自己亲眼目击的情景,写下回忆:王洪文一人在北京、上海就占用了九辆汽车。他到外地坐飞机,三叉戟还嫌小,一定要坐波音707。王洪文的住地,本来已安排得很好,但仍不满意,大发牢骚说:厨师不给好的,理发椅子型号不对,枕头不好,床单不好,台灯不好,给的桔子也是皮厚、不甜。
他为了图舒服,差不多每天都要大夫给他推拿一两个小时。
他一起床,就得喝一杯浓咖啡,或者吃兴奋剂,睡前要喝一杯西洋参汤。
一日三餐,顿顿是鸡、鸭、鱼、肉,还嫌不够,又提出要吃燕窝。经常吃烤蛤蜊,有时还吃炸牛排、牛尾汤等法国名菜。他喝的是“茅台”、“人参”、“三鞭”等名酒。
他不读书,不看报,经常要秘书廖祖康代他划圈批文件,他把绝大部分时间和精力用来玩牌、下棋、钓鱼、打猎、打鸟、看电影。为了打猎,甚至不参加会议,不接电话。
他钓鱼有时从早上四、五点钟一直钓到九、十点钟,从下午三点一直钓到晚上八、九点钟。他用的钓鱼杆,有的是从外国进口的,一根一百多元,他用的钓饵还要放香油、茅台酒。
他以战备为名,从部队弄来吉普车,装上专用灯光,经常深更半夜带人驱车到郊外打野兔子。白天还经常打野鸭子,要工作人员为他赶鸭子。
他还经常在住地周围打鸟玩。他共有猎枪、鸟枪十二支。
他下棋一下就是四、五个小时,打扑克有时长达十几小时。王洪文有时竟摔手表玩,一边摔一边说什么:反正戴手表不花钱,摔坏了再到上海去拿。
一九七六年,王洪文从国家体委要了一辆“佳娃”牌摩托车,一日数次骑着玩。
他的秘书沈少良说:“王洪文到北京后,生活上已有补贴,但他还每年数次向上海大量要钱,每次三百、五百甚至上千元。……
“王洪文的小兄弟,一来北京,他立即要人用专车接到他的住地吃喝、密谈,这已成为惯例。对安插在北京的小兄弟,也经常用请客送礼等手段,进行阴谋活动。王洪文在住地请客,用的都是高级酒、菜、烟、茶,但他感到还不阔气,就到大饭店设宴招待,中国菜吃腻了,还要做外国菜。他这些小兄弟经常比谁被请的次数多,吃得高级,谁最受王的信任。……”
当笔者访问王洪文的贴身秘书廖祖康时,连他也摇头:“当时,我也悄悄地、转弯抹角地劝过他。我觉得,他作为党中央的副主席,弄了一辆摩托车蓬、蓬、蓬骑着玩,他在钓鱼台骑,在中南海骑,那影响多不好。还有半夜兴师动众去打猎等等。我当时是从维护他的声誉来劝他的。可是,他连我的话,也听不进去。他完全不象刚去北京时那样谨慎。他放纵自己。当然,我也知道,他当时心境不好,闲得无聊——这对于外面的人是很难理解的,以为他是副主席,一定忙得很。其实在邓小平、后来华国锋主持中央日常工作时期,王洪文很闲。他自己心中明白,毛主席对他已不信任了……”
王洪文的警卫和两位秘书的回忆,翔实地勾画出当时王洪文的处境和生活。他刚进中南海的时候,连咳嗽都轻声轻气,现在已满不在乎,姿意玩乐了,完全显露了“造反司令”的本色原形!
天安门广场的怒火进入一九七六年四月,王洪文无法钓鱼、打猎了。
雨辰年清明节,天安门事件在首都爆发了。
成千上万的人涌向天安门广场,花圈如山,诗如潮。人吼出了心中的声音:怀念周恩来,誓斩人间妖魔;“四人帮”之中的三个——江、张、姚,成为众矢之的。
一首题为《向总理请示》的诗,在天安门广场贴出之后,飞快地流传开来,脍炙人口:黄浦江上有座桥,江桥腐朽已动摇。
江桥摇,眼看要垮掉,请指示,是拆还是烧?
这里的“江桥摇”,正是“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的“合称”!
诗,成了投枪,成了匕首。人们以诗为武器,挞伐恶贯满盈的江青、张春桥、姚文元。
广州半导体材料厂青年电工庄辛辛从羊城写信给《人民日报》编辑部,发出了南国人民的声音:我们的呼声:支持邓小平!打倒张春桥!
支持邓小平!打倒姚文元!
支持邓小平!打倒江青!
敬爱的周总理,永远活在我们革命人民心中!
地不分南北,人不分老幼,发出了同一个声音——打倒江青、张春桥和姚文元。然而,却没有提到王洪文。王洪文的面目,在当时还不很暴露。副主席的光圈,周恩来追悼会的主持人,十六次陪同毛泽东会见外国首脑给人们留下的深刻印象,使得王洪文还没有遭到“千夫指”。
那些日子里,王洪文显得异常活跃。在“四人帮”之中,他是唯一没有被群众点名的,他显然比江青、张春桥、姚文元的处境要主动得多。为了保护他的三个同伙,王洪文扔下钓鱼杆、鸟枪和扑克牌,打出了副主席这一王牌。
天安门事件的前奏,是三月下旬在南京发生的炮打张春桥事件。
三月三十日,王洪文对《人民日报》总编鲁瑛下达“指示”:“南京事件的性质是对着中央的”,“那些贴大字报的是为反革命复辟造舆论。”
王洪文的话,为南京事件定性。
当初造反之际,张春桥为王洪文撑腰。如今,王洪文又遮护张春桥。
天安门事件爆发后,张春桥和姚文元只能躲在人民大会堂里,用望远镜观看广场上那澎湃的怒潮,心中捏了一把冷汗。
王洪文却坐着轿车在天安门广场东钻西窜。看了一圈之后,王洪文给从上海“选拔”、安插在公安部中共核心小组的祝家耀打电话:“你还在睡觉啊!我刚到天安门去看了一下,那些反动诗词你们拍下来没有?不拍下来怎么行呢,将来都要破案的呀!要不,到哪里去找这些人呢?你们应该组织人去把它拍下来,要考虑到将来的破案!”
这时,张春桥作了重要的补充:“要派便衣去!便衣很起作用,只有便衣才能深入到群众中去,了解最重要的情况。”
于是,大批穿着便衣的公安人员,混进了天安门广场那愤怒的人群。
姚文元指派一批记者,也混进了人群。
记者们编造假情况,印在《情况汇编》上,混淆视听,把正义的怒火诬为“反革命事件”。
王、张、江、姚在人民大会堂东大厅,接见了这些记者。
姚文元介绍说:“他们就是搞天安门情况的。”
王洪文马上以副主席的身份,表彰道:“你们有功劳呀!”
江青的话最多,不断地说:“我们胜利了!祝贺你们!”
江青还“亲切慰问”他们:“你们挨打了没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