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4 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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圈圈 更新:2021-04-24 09:35 字数:4810
过陈毅一次。批判完了之后,把《陈毅反动言论小集》送给陈毅一本。”
问:“是谁给陈毅的?”
答:“是我给的。”
问:“你除了领导编写这本小册子以外,同时还搜集编造了哪些人的材料?”
答:“有叶剑英、李先念、陈云、陈毅、聂荣臻、谭震林等人的材料。”
问:“起诉书中指控你们编造了七十六份,一千一百六十三页,是不是事实?”
答:“我相信是事实。”
法庭宣读徐景贤一九八○年八月二十二日的证词(节录):根据张春桥的指示,专门成立了一个“‘九大’材料小组”,层层布置收集叶剑英、陈毅、李先念、李富春、谭震林、聂荣臻等中央领导人的黑材料。
法庭宣读刘万顺一九八①年九月九日的证词(节录),其中提到当时参加“九大”
的代表,每人发一本《陈毅反动言论小集》,其目的,是为到北京参加“九大”揭发批判陈毅使用。
法庭投影上海“‘九大’材料小组”搜集整理的叶剑英、李先念等中央领导人的材料目录。
王洪文看后说:“在这个材料小组领导成员中,还有王少庸。其他完全是事实。”
问:“你是不是负责人之一?”
答:“我是负责人之一。”
审判员宣布以上事实调查完毕。
虽然在张春桥的“导演”之下,王洪文、涂景贤在“九大”发动了一场对陈毅的“大批判”,但陈毅毕竟还是登上了“九大”的主席台,而且当选为中共九届中央委员。
陈毅在处境险恶之年能够出席“九大”,能够当选为“九大”中央委员,当然因为毛泽东所作“最高指示”——陈毅“可以作为右的代表”。今日看来,毛泽东的这一“最高指示”,抑或是他的真正本意,抑或是在当时保护陈毅的托词——因为倘不作如此“最高指示”,林彪和张春桥绝不会放过陈毅的。也许,毛泽东的真正本意及保护托词两种用心兼而有之。“文革”是中国历史上错综复杂的一段特殊时期,毛泽东那段“最高指示”的用意也是错综复杂的。不论怎么说,毕竟是毛泽东保护了陈老总。正因为这样,当陈毅在一九七二年一月六日不幸病逝,毛泽东深以战友情谊为念,亲自赶去,出席陈毅追悼大会
康平路的新主人中共“九大”闭幕之后,四月二十八日下午,王洪文在北京出席了中共九届一中全会。
五月一日夜,王洪文在北京天安门广场出席了焰火晚会。
电影摄影机、照相机的镜头对准了他。
他的形象出现在中央新闻纪录电影制片厂摄制的《中国共产党第九次全国代表大会》影片中,在全国城乡广泛放映。
他的照片第一次登在中央报刊上。那是一版关于“九大”大会发言的照片。上半版四张大照片,分别是周恩来、陈伯达、康生、黄永胜的发言镜头。下半版并列五张稍小的照片,依次为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尉凤英、纪登奎。
陈永贵是名震全国的大寨大队党支部书记。孙玉国则因在中苏珍宝岛之战中立功而跃为解放军代表。工人代表,照理应是大庆油田的际兵、全国劳模王进喜,才能与陈永贵旗鼓相当,何况王进喜也是“九大”主席团成员,坐在离王洪文不远的地方。然而,造反司令取代了全国劳模。王洪文、陈永贵、孙玉国成了中国工、农、兵的代表人物。
满载中共“九大”上海代表的三叉戟飞机,在上海西郊机场着陆。王洪文载誉归来,春风满面。
虽然“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依然是三驾马车,但是原先“徐、马、王”变成了“王、徐、马”。王洪文的地位超越了“马老”,那因为王洪文已是中央委员,马天水则只是中央候补委员(至于原先排名在王洪文之前的“老干部”王少庸,这回连中央候补委员也没选上,自然更被甩到后边去),王洪文的名字理所当然排在马天水之前。那个“秀才帮”的首领徐景贤,虽然也当上中央委员,毕竟在中共“九大”没有象王洪文那样露脸。张春桥指定王洪文为中共“九大”华东组召集人,已确定了王洪文超过了徐景贤。
王洪文成为中共上海市委第三书记——第一书记为张春桥,第二书记为姚文元。
“徐老三”换成了“王老三”!徐景贤屈居为“徐老四”。
王洪文又乔迁了。他的家搬离了原挪威领事馆,迁人书记院。他家这边紧挨着马天水家,那边挨着王少庸家。
后来,他又搬了一次,房子更大了:一个颇大的院子。楼下是汽车间。二楼是客厅、书房。三楼是卧室。他的一家,住着三层九间房子。
他的职务的每一次升迁,都与房子的扩大成正比。当年,他一次又一次率“工总司”
造反队冲进康平路,找“曹老头儿”签字,提这要求、那要求;如今,他成了康平路的新主人——他的地位已与当年的“曹老头儿”相当。
康平路的王寓,一时间响起三个老太婆的喊喊喳喳声。
那个小脚的东北口音的老太婆,是王洪文的母亲。儿子有出息,把母亲接来享福。
操苏北口音的老太婆,则是王洪文的岳母。听说康平路的房子又高又大,她也就从上海国棉十七厂那噪杂、狭小的职工宿舍搬过来了。
还有一个老太婆是谁?她,也是王洪文的岳母,也讲一口苏北话。
王洪文只一个妻子崔根娣,怎么会有两个岳母?
那个从上海国棉十七厂迁来的岳母高小妹,是崔根娣的养母。
王洪文与崔根娣结婚之后,帮她找到了生母。这时,崔根娣的生母也搬来,享一享康平路的福气。
不过,三个老太婆同住的日子,没多久便结束了。
崔根娣的养母高小妹走了。
高小妹的走,倒并不是因为她跟另外两个老太婆怄气。据她自己回到上海国棉十七厂职工宿舍之后,跟邻居们说:“康平路好是好,就是进进出出太麻烦!”
“进出有什么麻烦?”邻居们从未住过康平路,不解地问道。
“唉,进门要填单子,出门要交单子。我不识字,不会写字,烦死了!”高小妹很直率,说出了其中的原因。
高小妹所说的单子,也就是“会客单”。康平路是个门卫森严的地方。填单子、交单子,使她感到很头疼。
她还是回到她的家,这家串串,那家坐坐,自由自在,什么单子也用不着填。
她还是在王洪文那定海路的“故居”里养鸡。有人劝她,女婿是市委书记了,你还养鸡?她说:“养鸡能生蛋嘛,这跟市委书记有什么关系?!”
大抵也正因为这个缘故,在“四人帮”被打倒之后,人们对她并没有说三道四。充其量,不过是说她的丈夫崔崇岭,一个普通工人,生病时仗着女婿的威风,住进了上海的高干病房,如此而已。
另外两个老太婆,也过惯了往日虽然贫苦却很自在的日子,住了些时候,回老家去了。
崔根娣住在那里,同样很不习惯,想走。她毕竟是夫人,怎么走得了?
她惯于哇啦哇啦大声讲话,而那里的夫人们都知书识礼,文雅得很,一开口,能讲出一套又一套政治理论。张春桥的夫人文静能说会写,姚文元的夫人金英在“文革”前便长期担任中共上海卢湾区委组织部长,徐景贤的夫人葛蕴芳在解放初便担任了夏衍的秘书,而她,只有小学文化小平,“文革”前只是一个临时工。她,自惭形秽,自叹弗如!说实在的,她有时觉得,还不如住在定海路的小屋里,跟纺织女工姐妹们说说笑笑来得痛快。一种空虚感,一种失落感,常常袭上她的心头。她无处可讲,无人可诉,只把这种隐痛深深埋在心中……
在康平路,崔根娣几乎不串门走户。她自知粗浅,不愿与那些高干夫人们来往。她在上海国棉十七厂,倒有一班亲亲热热的小姐妹,可是上海国棉十七厂在上海东北角,康平路在上海西南角,坐公共汽车要一个半小时才到,何况康平路深院小楼,小姐妹们进出诸多不便。她感到孤独、空虚。
她是一个工人,做惯了工,却很不习惯于当“书记夫人”。王洪文每月工资六十四元,后来厂里每月给十元补助。她有时借领工资,回到上海国棉十七厂,看看小姐妹们。
不过,自从王洪文成了市里的“大干部”,每逢每月十八日——上海国棉十七厂发工资的日子,厂里总派人送工资来,或者由廖祖康代领。再说,即便是她去上海国棉十七厂,也总是坐小轿车去,小姐妹们要么见了她远而避之,要么有求于“书记夫人”而缠住了她——她已失去了当年作为一名普通女工的那些真诚、坦率的朋友。
她的心境是矛盾的:她既为自己成为“书记夫人”、入主康平路而感到兴奋,荣幸;又为自己难言的苦恼、孤独而感到烦闷、沮丧。
王洪文与她截然不同。他躇踌满志,每迈上一个新的台阶,都要高兴一番。想当年,“曹老头儿”、“市委书记”、“康平路”,在他的心目中,都是高不可攀的。眼下,自己竟坐到了“曹老头儿”的位子上,他这才品味到“造反”两个字的滋味儿!
王洪文成了康平路的新主人,而“曹老头儿”则成了阶下囚,被关入上海漕河泾监狱。
光是“执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凭这一条,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是打不倒曹荻秋的。那毕竟是属于“人民内部矛盾”,充其量写份检查,认个错,完事。
在那人性扭曲的岁月,有人对曹荻秋投井下石,使曹荻秋被逐出了康平路!
那是上海市公安局办公室里的一名干部,在曹荻秋处境险恶之际,从背后向他射来冷枪,击中要害!
此人曾接触过敌伪档案,看过国民党特务张剑鸣在曹荻秋被捕后所作的“谈话察看”
记录。那记录的原文为:“在谈话时态度尚佳,但未肯将过去的错误坦白承认,虽经晓渝,未有表示,仅声言此后不过问政治云云。”此人在一九六七年一月写出大字报《心脏爆炸第一声》,断章取义,诬陷曹荻秋在一九三二年被国民党逮捕时,在狱中“态度尚佳”,并声称“此后不过问政治”,是一个“大叛徒”。
张春桥如获至宝,亲笔写下一封“寄谢富治转中央文革康生”的信,派那人带着《心脏爆炸第一声》大字报底稿及敌伪档案材料,直飞北京……
其实,曹荻秋在国民党狱中那一段情况,中共中央组织部早已作过审查,并于一九五七年十月二十八日作了结论:“曹荻秋同志在监狱和反省院期间政治上是坚定的。”
欲加之罪,何患无问。张春桥和谢富治、康生串通一气,硬是给曹荻秋安上了“叛徒”、“变节自首分子”的大帽子。
虽然曹荻秋一再据理抗争:“我没有叛变自首行为,你们怎么可以强加于人?即使把我打倒了,在这个问题上,我还是要保留我的权利。……”无奈,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已大权在握,岂容曹荻秋申辩?
于是,“曹老头儿”被赶出了康平路。王洪文趾高气扬,坐进了“曹老头儿”的办公室。他,取“曹老头儿”而代之!
“红色堡垒”
就在王洪文出席中共“九大”归来不久,一九六九年六月二十日,上海国棉十七厂里锣鼓喧天,大红标语糊满厂门口。
是欢庆“最新最高指示”发表?是纪念什么“半周年”?不,不,是一块白地红字的新牌子,在欢呼声中挂到了大门口:“中国共产党上海国棉十七厂委员会”。
当时的《文汇报》、《解放日报》作了这样的报道:“这是根据党的‘九大’通过的《中国共产党章程》建立起来的上海第一个基层党委会。”
王洪文赢得了一个“上海第一”!
报道还给上海国棉十七厂送上一顶光彩四射的桂冠,曰“红色堡垒”;“上海国棉十七厂,是一个‘老造反’厂。全厂有八千六百多工人,现共有党员一千零三十五人。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中,这个厂的党内外无产阶级革命派团结全厂的工人群众,紧跟毛主席的伟大战略部署,为捍卫毛主席的无产阶级革命路线,作出了很多贡献。上海的广大革命群众提到国棉十七厂,都亲切地称之为上海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的‘红色堡垒’。从新党委成立的第一天起,他们又把建设一个忠于毛主席的战斗堡垒作为努力奋斗的方向。……”
“红色堡垒”是王洪文的后院,也是张春桥、姚文元要在全国树起的“样板”。
一九六八