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 40 节
作者:
圈圈 更新:2021-04-24 09:35 字数:4781
这家工厂难得有“大人物”光临。张春桥、姚文元虽说是“来基层听取意见”,但是他们随口而说的每一句话,都被当作“指示”记录下来。
以下是现场记录中,张春桥的话:“今天到你们良工阀门厂来,是来‘借光’的。良工阀门厂在上海的名气很大,这倒不是因为你们的阀门出了名,是因为你们厂出了个陈阿大,是因为你们厂的造反派对上海的文化大革命有过很大的贡献。
“今天,我和文元同志来你们厂,是听说你们厂在开整党建党座谈会。我一直很关心这样一个问题,你们厂的主要负责人当中,党员很少,怎么办?
“这不仅仅是你们厂存在的问题,上海各工厂都普遍有这样的问题。造反派在‘一月革命’中夺了权,可是造反派中党员很少。我们天天读《毛主席语录》。在《毛主席语录》第一页,头一句话就是‘领导我们事业的核心力量是中国共产党’。你没有入党,就进不了‘核心力量’。在所有的权当中,党权是最核心的。你不是党员,怎么掌党权?
你夺的权,就不稳固,迟早会落在别人手中。
“吸收优秀的造反派人党,已经成为现在最迫切、最重要的任务。如何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我们来听听你们的意见。
“有的同志担心,在‘九大’以前是不是可以先发展新党员?没有新党章,能发展新党员吗?我看,这些问题都可以展开讨论。我可以告诉同志们,中央把新党章的起草工作交给了上海,我们上海在发展新党员的工作方面,也应走在全国的最前面。……”
紧接着作“指示”的是姚文元。姚文元保持着他的咬文嚼字的习惯:“我完全同意刚才春桥同志的意见。春桥同志已经把发展新党员的标准说得很清楚,首先是吸收一批优秀的造反派入党。这就是说,头一个条件,必须是造反派。在运动中站错队的,不是不可以发展,但不能作为第一批发展入党的对象。第二个条件,是在造反派中挑选优秀的。也就是说,要首先考虑者造反,考虑造反派骨干,考虑坚决拥护毛主席革命路线、拥护上海市革命委员会的造反派。……”
经过张春桥、姚文元这么一番“指示”,谁的心里部明明白白:在良工阀门厂,第一批,不,第一个要发展入党的,当然是陈阿大。陈阿大是“工总司”的发起人之一,是“工总司”的常委,又是“市革会”工交组的负责人,响当当的“优秀造反派”。
轮到王洪文讲话了。他当时毕竟还不是“中央首长”,讲话也就可以更加随便些。
他指名道姓提到了陈阿大。王洪文说了一句“名言”:“依我看,陈阿大的贡献比杨富珍更大!”
杨富珍,上海国棉一厂的挡车女工,著名的劳动模范,入党多年。王洪文居然说“陈阿大的贡献比杨富珍更大”。一言既出,四座皆惊!
张春桥、姚文元、王洪文走后,一个由“市革会”派出的“调查组”,便进驻良工阀门厂。与此同时,另两个“市革会调查组”进驻上海“老造反”单位——上海国棉十七厂和上港七区。
已经以“一月革命”震动全国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企望着在文化大革命进入整党、建党阶段,也为全国树立“样板”。
由张春桥、姚文元授意的“上海市革命委员会”《关于在产业工人中有步骤地发展新党员的请示报告》,急急送往北京。一九六八年九月二十九日,毛泽东在这份报告上画了一个圈。于是,“发展优秀工人造反派”入党,便成为王洪文的重点工作。陈阿大,成了“重点的重点”。张春桥关照王洪文,要把陈阿大树为在上海产业工人中发展新党员的“先进典型”。
陈阿大是王洪文的“同一条战壕里的战友”,同造反,共命运,王洪文“拉他一把”,那是情理之中。
张春桥要把陈阿大树为“典型”,那是因为在“四。一二”炮打张春桥时,陈阿大带领一班人马上街,高呼:“反对张春桥就是反革命!”陈阿大在“关键时刻”,“立场”如此“鲜明”、坚定“,自然博得张春桥的垂青和厚爱。
陈阿大其人陈阿大因为在家中排行老大,所以取名“阿大”。他有一个弟弟,照理“推理”,名唤“陈阿二”。另外,还有一个小妹妹和两个小弟弟。
大抵受父辈影响,家中以数字来命名。他的伯父叫陈七一,他的父亲叫陈七二。
陈七二原是浙江省绍兴县陶南乡人氏。父亲陈阿澳是当地渔民。论出身,倒也符合“文革”中的“红五类”标准。
陈七二从小在家乡捉鱼。到了十八岁那年,撑船做点小生意。闲时,仍捉鱼摸蟹,增加点收入。到了二十二岁,陈七二做了绍兴至上海的快班船船工,来来回回,在水上漂了十年。所以,陈阿大在填“家庭出身”时,总是写“贫农,船工”。
老是在绍兴和上海之间来来回回,陈七二觉得太辛苦,生活不安定。三十二岁那年,他一边从绍兴贩运萝卜干到上海卖,一边在上海做临时工。后来,他进入上海中华造船厂做搬运工,做饮事贝,做门卫。
一九四二年五月二日,陈七二的妻子章桂花头胎得子,便以“阿大”命名。阿大的童年,在绍兴乡下度过,住在外婆家中。
阿大十岁那年,父亲陈七二已在上海南市聚奎街落脚。于是,阿大便到上海来念小学。
毕竟子女太多,收入微薄,陈七二不堪沉重的家庭负担。业余贩运绍兴萝卜干,赚钱也有限。有一回,他在十八瓷萝卜干(约千把斤)中掺了水,以增加重量,多赚点钱。
不料,被人发现,反而罚了款。
无奈,阿大在初中刚上了一年,就不得不辍学。一九五七年,十五岁的陈阿大到上海南码头做临时工。毕竟是长子,要为父亲分忧。
因为父亲已在上海中华造船厂当搬运工,于是,在一九五八年,便把两个儿子——陈阿大和陈阿二,都介绍到该厂工作。
陈阿大是一九五八年八月十五日进中华造船厂的,起初做搬运工,后来做钳工。
阿大当时的表现,还是可以的。中华造船厂当年曾为陈阿大兄弟写下这样的鉴定:“兄弟俩于一九五八年一起入我厂。阿弟不听组织的话,脱离我厂。阿大作风正派,生活朴素,吃穿节约,出身较苦。”
在中华造船厂度过三个春秋。一九六一年八月,十九岁的陈阿大应征入伍。
入伍后,陈阿大是列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六四一四部队教导营当饲养员,后来当炊事员。
一年以后,陈阿大升为上等兵,在中国人民解放军六七一○部队当高炮指挥仪测手。
陈阿大在部队里的表现,也还是不错的。一九六二年八月二十一日——陈阿大入伍一周年,部队对陈阿大所作的鉴定如下(原文照录):“在工作中自干饲养员以来,不怕苦,不怕累,不怕脏,积极想办法完成任务。猪食没有,亲自去找。
“组织纪律性强。一年来从未犯过无组织无纪律现象,三八‘作风扎实,尊重领导,服从命令听指挥,叫干啥就干啥。”
在部队中度过两年半。一九六五年三月,上等兵陈阿大(退役军衔为下士)复员了,分配到上海良工阀门厂当工人。因为他当过兵,厂里也就让他兼任车间保卫干事,基干民兵排长。
进入良工阀门厂之后,正遇上该厂开展“四清”(社会主义教育运动)。每一个职工,都要填写履历表,亦即“社会主义教育运动职工登记表”。陈阿大进厂才两个多月,便因马虎而写过一次检讨书——他把厂里发的履历表弄丢了。他不得不向该厂“四清”
工作队写检讨,这份检讨现仍可从档案内查到。他把检讨书写成了“申请书”。兹照录原文于下,错别字处在括号内注明。虽然丢失表格不过小事一桩,但从这份“申请书”
中倒可觑见陈阿大的“风格”:申请书兹有昨天工作部(应为工作队——引者注)发给我两份历史表格(应为履历表——引者注),在回家(时)掉了。因本人思想麻痹,警惕性不高,对这项工作认认(识)
不足,造成了极不好的因(影)响,对组织工(作)带来很大困难。
通过这次教训使我认认(识)了错误,以后加强思想学习,充分提高警惕。以后最(再)不重犯,请组织和领导上给我严肃处理。
陈阿大一九六五。6。29一九六六年一月,陈阿大加入共青团。
就陈阿大在“文革”前所走过的人生道路来看,还是过得去的。张春桥要把陈阿大树为上海首批发展的新党员的“典型”,其中的原因之一,也是由于王洪文那班“小兄弟”中,大都有各种各样的“辫子”,唯陈阿大算是干净些。张春桥说陈阿大“出身苦、表现好、当过兵、入过团”,为的是替陈阿大树为“纳新典型”制造舆论。
不过,陈阿大从乡下来沪之后,曾与上海的小流氓鬼混,养成一股流氓习气。进入部队之后,他受到严格的军人纪律的约束。复员以后,他变得大大咧咧、无拘无束,他的上班“六件事”是:下军棋,打乒乓,打羽毛球,踢足球,举杠铃,拉“拉簧”(锻练胸肌的体育运动器械)。
陈阿大是一个富有“喜剧”色彩的人物:在厂里,他从来不用手推门而人,总是用脚把门踢开;他很少端端正正坐在椅子上,要么把脚搁在桌子上,要么反过来,骑在椅子上;工人们怕与他下棋。如果他拉着你一定要下一盘,你得让着点,输给他。要不,你别想回家——他非要赢不可;倘若跟他打乒乓,也是一个样。他总要赢了球,才会高高兴兴回家……
“文革”一开始,陈阿大就成了厂里活跃的人物,成了一车间的造反派的头儿。他手下的“造反兵”,最初才几个,后来十几个、几十个,以至发展到一百多个。
阿大扯起“造反”的旗号,用他的“名言”来说,那就是:“胆大好做官”,“这一回,造反有窜头。”
“窜头”,上海的土话,也就是“奔头”。
陈阿大成了上海滩的“老造反”之一;“工总司”开筹备会时,他就是七个筹委之一;安亭事件中,他和潘国平、戴祖祥一起,跳上了第一趟列车,奔到南京才被截住;他成了“良工革命造反兵团”的头头,……
陈阿大成了王洪文的“亲密战友”。他的“名言”是:“王洪文跟牢张春桥,我们跟牢王洪文!”“啥人反对王洪文,我伲就叫伊尝尝味道!”
“文革”是一场闹剧。作为闹剧舞台上的一员“闹将”,陈阿大冲冲杀杀,打打闹闹,觉得“有劲”极了。在上海,哪里有武斗,哪里便有陈阿大。
自从陈阿大成为“工总司”的常委,他对于武斗就更加起劲了。他打一个电话,可以调来几十辆卡车、上千造反队员。他说:“这比下象棋、下陆军棋有劲多了!”
在砸“联司”的时候,陈阿大又说了一句“名言”:“把上海钢铁厂火红的钢锭运来,把‘联司’烤成面包干!”
陈阿大依然保持他“喜剧”演员的本色,在那“严肃”的“文化大革命”中,陈阿大常常闹出一些令人捧腹的笑话,为此博得了“陈阿憨”的雅号。
良工阀门厂要造个新食堂,设计人员向他汇报说:“新食堂是长方形的。”陈阿大眉头一皱道:“什么长方形?”设计人员连忙打开图纸给他看,不懂“长方形”的他发火了:“什么图纸,我不懂,你们不要用技术压人!”
在讨论马列著作的会上,心不在焉的陈阿大听见别人在谈列宁的外交政策,他忽地冒出一句:“列宁跟袁世凯也建立外交关系哩!”有人很客气地向他指出:“‘十月革命’在一九一七年才发生,袁世凯在一九一六年已经去世,袁世凯与列宁‘碰勿着’!”
陈阿大当时说不出话来,却记在心里,过了几天,又开学习会了。陈阿大板起面孔,象考官似的问那人:“你说说,马克思哪年生的?哪年死的?恩格斯哪年生的?哪年死的?”那架势,就跟他输了棋非要赢一盘一模一样。
当了“官”之后,种种场合,人们要他作“指示”。他的发言稿,总是要别人代为捉刀。有一回,同济大学召开“活学活用毛主席著作大会”,要陈阿大讲话。陈阿大拿起发言稿,一句一句吃力地念下去。念着,念着,忽然冒出了什么“大干加巧干三十五天”之类与“活学活用”毫不相干的话,令人莫名其妙。后来,人们才知道,陈阿大有两份发言稿,另一份也是别人起草的,是在厂里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