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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市委书记处书记马天水、王一平。梁国斌，候补书记王少庸，以及上海市委各常委，必须向上海人民老实交代，彻底坦白各自所犯的罪行，不得抗拒。革命造反派各组织如要他们交代问题，必须随叫随到，如有继续顽抗，定予严惩不贷。
  （三）伙同上海市委推行资产阶级反动路线的华东局书记处书记魏文伯、韩哲一也必须向造反派和革命群众老实交代，彻底坦白所犯的罪行。如有违抗，定予严惩。
  （四）市委各书记、常委和各部委负责人，在上海市委改组以前，一律在原工作岗位负责生产和日常工作接受革命造反派的监督，不得消极怠工。在此期间，对党对人民有益者，可以按情折罪，如继续害党害民，则罪上加罪。
  （五）如有人胆敢破坏本通令者，革命造反派各组织有权采取革命行动，其一切后果完全由破坏本通令者负责。
  一九六七年一月六日这一天，王洪文创造了中共党史上的一大“奇迹”：一个由群众组织召集的大会，居然可以对中共上海市委及其负责人发出“通令”，可以宣称“不承认”，可以限时限刻“坦白交代”，可以要求进行“彻底改组”。这三个通令，堪称“史无前例”。
  在一个多月前的“工总司”成立大会上，王洪文还是躲躲闪闪，坐在主席台上生怕被人揪下来。转眼之间，他披着军大衣，坐在人民广场主席台上，面对雪花扬扬洒洒的广场，已是一派不可一世的神态了。
  王洪文挺直腰杆，威风凛凛，是因为他的背后有着张春桥、姚文元的支持——尽管他俩觉得刚回上海，出现在主席台上与陈、曹当众对阵，不大方便，但他们坐在兴国路招待所里，目不转睛地看着上海电视台转播的大会实况。
  在大会召开的前一天，姚文元在向中央报告的《上海工作简报》上，已经预告：“明天造反派开大会，批判市委，口号升了级，变成打倒陈丕显、曹荻秋！”
  当天，姚文元在《上海工作简报》上，作如此描述：“上海开了十万人大会（据《工人造反报》载为两万多人。姚文元显然夸大了数字——引者注），从上午十时到下午三时，有机关、工人、学生代表参加。中心口号：打倒陈丕显，打倒曹荻秋；陈、曹、魏、韩均到会。会后有通电、通令。不承认曹的市委书记，要求彻底改组市委，立刻军管，陈一周内交代自己罪行。会议是成功的，秩序很好，市委可以说是肯定垮台了。革命形势大好。”
  至于那个张，他的“导演痕迹”更明显；在王洪文的发言稿上，多处出现张春桥的笔迹。
  为了显示自己的后台的存在，翌日出版的《工人造反报》上，在刊登“工总司”代表（亦即王洪文）的发言稿时，干脆把张春桥修改、补充之处，标明“春桥同志指出”。
  台前与幕后，演员与导演，紧密地配合着，向着陈、曹猛烈开火。
  《紧急通告》的诞生热了这一头，冷了那一头。
  王洪文的形象，第一次长时间地出现在全市的电视屏幕上，变得炙手可热，冷落了“二兵团”头头耿金章。
  “王司令”与“耿司令”之间，原本就有过一些磨擦。这时，裂缝明显地在扩大。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下午，上海各造反派组织代表云集锦江饭店九楼。虽说已经宣称上海市委被“打倒”了，陈丕显还是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出席会议。会议的主持者是耿金章。
  “老耿去了，我就不用去了吧！”王洪文一句话回绝了。
  “经济风是市委刮起来的，我们不管。”张春桥、姚文元也用一句话推辞了。
  会议的中心议题是：紧急刹住“经济主义”风；这“经济主义”风，最初始于“签字风”。张春桥在“工总司”的“五项要求”上签字之后，“签字风”渐渐在上海蔓延。
  在档案中，可以查到这样的条子：刻一个上海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的图章，并且供应红布，做红袖章，上面印上黄字。红布共十匹，立即供应。
  此致上海市委要求者代表蒋XX请上海市委照发。张春桥得寸进尺。各种各样的条子，向上海市委飞来，要汽车的，要军大衣的，要纸张的，要活动经费的。找谁签？找曹老头儿签，找陈丕显签，找“走资派”签。不签，就斗，就批。
  最起劲的，莫过于戴立清的那个“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他带领着“红色工人”——临时工、合同工们，为着“工人阶级利益”而“造反”。
  “戴司令”原本是从兰州倒流回到上海的，摆过摊头，跑过单帮，做过投机倒把生意。后来，到上海标准件材料一厂当临时工。
  当“革命样板戏”《智取威虎山》上演后，第六场《打进匪窟》开头有这么两句台词——匪参谋长：“三爷有令，带‘溜子’！”
  众小匪：“带‘溜子’！”
  戴立清平时流里流气，大有“溜子”的味道。偏巧，“带”与“戴”同音，于是，他便博得了“戴溜子”的雅号。
  自从扯起“造反”的旗号，“戴溜子”一抹脸，变成了“戴司令”。
  这么个“戴司令”，带着一班“红色工人”代表前往北京，居然在一九六六年十二月二十六日，受到陈伯达、江青、康生、张春桥、姚文元、戚本禹等的“接见”。
  听罢“红色工人”的“控诉”，江青流下了“同情”的眼泪。
  江青马上把劳动部和全国总工会的负责人叫来，当面斥问道：“我们听到同志们反映合同工制度，是你们发明的？还是你们刘主席（指刘少奇——引者注）发明的？这是反动的资产阶级旧制度！你们不为工人阶级眼务，还是回家好！你们这些大部长是怎样对待工人的？照这样下去，工人得到什么前途？什么合同工，简直象包身工！”
  这时，康生帮腔道：“制定合同工制度就是赫鲁晓夫，哪里是什么共产党员？你们想把中国变成资本主义。这是夺权的大问题。那些不给工人办事的，全部解散！”
  江青接着说：“我建议马上以中央文革的名义发个通知。一，必须允许合同工、临时工等等参加文化大革命，不得有所歧视；二，不得解雇，必须照发工资。从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以后所解雇的工人，必须允许马上返回单位参加生产，工资补发。”
  “戴溜子”有了江青的支持，无所顾忌了。回到上海以后，带着“红色工人”去“造反”，要求转正，要求补发工资，要求增加工资。
  “签字风”日盛。特别是在康平路事件之后，上海市委大势已去，造反派们可以随意把“走资派”们揪来揪去，逼着他们签字画押。每签一张条子，就在经济上打开一个缺口。
  中国人民银行上海分行告急：从一九六七年元旦到一月四日，短短四天里，货币流失量达几千万元！这些钱化为各种名目的“补助”，分发到造反队员手中。
  上海冒出了七、八十个“司令部”。一个名叫“上海人力运输装卸工人革命造反司令部”的，忽然把陈丕显揪去，逼着他在“八项要求”上签字。不签的话，那就采取“革命行动”……
  “签字风”、“经济风”越刮越厉害，给已经濒于生产瘫痪、交通阻断的上海，雪上加霜。就连造反派领导层中一些稍有头脑的人，也意识到这么下去会把上海同他们自己一起毁灭。自然，谴责“签字风”、“经济风”，又是“走资派”们倒楣——被说成是用经济利益“腐蚀”造反派，尽管事实上是那些造反派逼着“走资派”签字。也正因为这样，虽然事先料到会受到种种“批判”，陈丕显还是去锦江饭店九楼开会——煞住经济主义歪风，毕竟是挽救上海的当务之急。
  到会的共有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的代表。耿金章见上海市委机关造反联络站的朱永嘉来了，便指着他说道：“秀才，你来起草！”
  朱永嘉原是上海复旦大学历史系党总支书记，江苏无锡人，与姚文元同龄——一九三一年生。当姚文元写那篇《评新编历史剧（海瑞罢官）》时，请朱永嘉帮助查找明史资料。此后不久，他便成为上海市委写作班历史组负责人。这位“秀才”奉徐景贤之命，前往锦江饭店出席会议。
  朱永嘉根据代表们的意见，一条一条记下来，凑成了十条，写出了《紧急通告》，号召造反派们“积极参加文化大革命，同时又要坚守生产岗位，成为‘抓革命，促生产’的模范”。当草稿改定，已是夜色浓重时分了。
  各造反派组织代表开始签字。耿金章与众不同，一人代表两个组织签字：作为“工总司”常委，他代表“工总司”签字；作为“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二兵团‘”的“司令”，他代表“二兵团”签字。
  在起草《急告全市人民书》时，耿金章只作为“工总司”的代表签字。当《急告全市人民书》在《文汇报》上发表之后，耿金章挺后悔，为什么不把“二兵团”也写上去呢？在名义上，“二兵团”属于“工总司”，但“耿司令”并不听命于“王司令”，“二兵团”常常自行其是，扯起“独立”的旗号。于是，这一回，来了个“工总司”、“二兵团”并列。
  在《紧急通告》上签字的还有“红革会”、“上海工人北上返沪第三兵团”、“上海市学徒造反革命委员会”、“上海革命造反委员会红卫军指挥部”等等。有三个造反派组织的名声不太好，在签字时遭到大家的反对。于是，参加会议的三十五个造反派组织，只有三十二个得以在《紧急通告》上签字。
  陈丕显作为上海市委的代表，也签了字，表示支持。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王洪文手里。王洪文看罢，怒气冲冲，说道：“我不同意签字！这样做，把矛头指向群众，给一些群众组织（指”红色工人革命造反总司令部“
  之类热衷于经济主义的组织——引者注）造成困难！“他的目光扫过那三十二个造反派组织名单，大发雷霆：”‘二兵团’、‘三兵团’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并列？！他们是‘工总司’的下属组织，怎么可以与‘工总司’平起平坐？！“
  《紧急通告》飞快地送到张春桥、姚文元手里。张春桥质问徐景贤道：“刚发表了一个《急告全市人民书》，为什么又来一个《紧急通告》？”他还问：“是谁让朱永嘉去开会的？去起草这种《通告》？”
  一月十日，张春桥还让秘书何秀文打电话盘问陈丕显。陈丕显的电话是何秀文亲笔记下的，现存于档案之中，如下：“报上登的《告上海全市人民书》和《紧急通告》，市委表示支持。那个《紧急通告》是前天晚上（即一月八日——引者注）我和各个左派组织开会，还找了有关部局的负责人参加，造反派提出意见，我表示同意和支持，一起共同搞出来的。”
  “工总司”成了“光辉的榜样”
  现在，该掉过笔头写一写北京了。
  在中南海。毛泽东的目光关注着上海，阅读每一期《上海工作简报》。阅读每一期新出的《文汇报》。
  一九六七年一月八日，毛泽东在中共小央政治局会议上，发表了关于上海问题的极为重要的讲话。
  毛泽东的讲话，迅即被红卫兵们印成传单，广为散发。如今，从当年的《中央首长讲话集》里。还可以查到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注：实际上是在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虽然当年的传单中常常掺假，但这份《毛主席对中央文革的讲话》中的许多段落，后来被用黑体字印在《红旗》杂志和《人民日报》上，表明并非“冒牌货”。
  可能个别词句有出入。现据红卫兵们的传单，照录于下：《文汇报》现在左派夺了权，四日造了反，《解放日报》六日也造了反，这个方向是好的。《文汇报》夺权后，三期报都看了，选登了红卫兵的文章，有些好文章可以选登。《文汇报》五日的《急告全市人民书》，《人民日报》可以转载，电台可以广播。
  内部造反很好，过几天可以综合报道。这是一个阶级推翻另一个阶级，这是一场大革命。
  许多报依我说封掉好。但报总是要出的，问题是由什么人出。《文汇报》、《解放日报》改版好，这两张报一出来一定会影响华东，影响全国各省市。
  搞一场革命，总要先造舆论。“六。一”《人民日报》夺了权（指一九六六年六月一日——引者注），中央派了工作组，发?